一个“借腹生子”的古旧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婚姻场景下被叙述；一场婚床之上的淫乱，在母爱的旗帜下招摇过市。如此就赢回一座柏林的银熊奖。你不是为王小帅的成绩喟叹，而是为这个世界不值。
枚枝是房产经纪人，一套房子总是租不出去。一张显眼的床摆在客厅，来的人都觉得怪怪的。这个意象被精心保留着，暗示着一场事先张扬的通奸。枚枝带着女儿，再嫁老谢已经四年了。但婚姻中对前夫的苦毒与怨恨，老谢的爱与接纳再怎么温暖，也无法医治。直到女儿得了白血病，医生说如果有亲生兄妹配血，骨髓移植的希望最大。枚枝决心不顾一切，和前夫再生一个孩子。她执意摧毁两个再婚的家庭，也摧毁未来的孩子。影片描述了这一事件对两男两女的冲击过程。反而那个一心要被枚枝“拯救”的孩子，她的忧伤、苦难和命运，却被摆在次要位置，连一个特写的面容都缺席。
饰演枚枝的刘威葳，对角色的解读很地道，她说，枚枝的动机与坚持，并非单纯要救女儿，她心里永远放不下对前夫的爱怨交织。尽管她反复说，若不是为救孩子，这辈子也不愿再见他一面。但当前夫在医院，走向为人工授精预备男方自慰的房间时，枚枝不由自主地跟着，直到前夫尴尬地说，你就不要再跟上了吧。在伦理学上，人工授精被称为“技术性通奸”，离开婚姻之外的性欲，和离开夫妻合二为一的生养，在根本上藐视和修改着人类生命的意义。结果三次授精都失败了，枚枝说服前夫，瞒着各自的爱人，终于在母爱名义下一场“高尚”的通奸，成为对她过去的一种医治。只不过所有人的现在，都成了这一医治的牺牲品。
这不是关于母爱的故事。是关于人间的爱如何被扭曲、被撕裂，如何被推上宝座，成为生命中最大的偶像。多年前读弗洛姆的《说爱》，有句话过目不忘，他说，“爱不是我们对某个人的态度，而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态度。若有人说，他爱自己的妻子，却不爱其他人。他的爱则必定是虚假的”。虚假的意思就是自我投射的偶像。美好的事，往往是更美的事的敌人。希腊文中的爱（agape），指向定意的爱、盟约的爱。是意志的降服，而非情感的牵引。是全然的委身，就如《圣经》中反复四次说到婚姻的定义，“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从此在对方面前彼此遮盖。夫妻之间，再也无法向着对方全然委身、赤露敞开了。
无论枚枝和老谢如何相敬如宾，他们最大的婚姻悲剧也是在此。可以分享彼此的肉体，却无法彻底分享彼此的灵魂，和灵里最深处的记忆。借腹生子的故事，不过是这种不能赤露敞开的爱，所结出的一样果子；在他人那里，所结的果子又有别样而已。
刚出版的C.S.路易斯的名著《四种爱》，也有句触目惊心的话，“爱唯有不再变成上帝，才不会沦为魔鬼”。 我爱看两种电影，一种没有盼望，但真实地显出人不愿看见和面对的黑暗与挣扎。你看了只有三个后果，要么寻求救赎，要么自杀，要么承认活着就是一场虚空。第二种是在此之上，并给出了真实的信望爱。可怜进入21世纪后，后种电影就如阉党的胡须一样罕见。
我越来越厌恶的电影，就如这部《左右》，是在这两种之间，非要给出一种人文式的、小资式的、文艺腔式的和偶像崇拜式的虚假盼望来。枚枝一意孤行的毁灭性冲动，在两对夫妻中，最终都得到谅解，在对一种全然委身的爱的欺骗与自欺，放弃与自弃中，两对夫妻都回到了餐桌边，发出清脆刺耳的咀嚼声。
就如影片的英文名，“in love we trust”（我们相信爱），改自美国钱币上的铭文，“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林肯被刺前签发的最后一个法案，就是在硬币上铭刻这句话。1956年7月20日，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查尔斯。E.贝内特的提案，把它刻在了所有钞票和政府办公大楼上。当圣经说“神就是爱”，反面意思是离开爱的源头，人不可能知道爱，也不可能活出完整的爱。但人文主义者却把它变成了“爱就是神”。一旦超越的圣爱被抽空，一个被爱充满的人，就与至高者同等，似乎成了爱的化身。就如在加尔各答，特雷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人们也刻着这句被修正了的信条，“in love we trust”。中文出过两本特雷莎的传记，《活着就是爱》，和《在爱中行走》——我唯独喜欢后面这个书名。
在中国，“母爱”成为人文主义的偶像，是从冰心开始的。作为一个文化基督徒，冰心在她的诗歌和《寄小读者》中，化用了圣经中许多颂赞上帝的句子，来歌颂母爱。将之称为我永恒灵魂的归处。她说，“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移向光明……我只愿这一生一念，永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明，来讴歌颂扬这种神圣无边的母爱”。
这种对信仰的人文主义改写， 一旦从磐石上滑落，无法在生命中扎根。在冰心那里，神圣化的“母爱”轻易就滑向神圣化的国家主义之爱。1949年前，她写到，“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但国家主义之爱，又如此轻易就滑向了个人的偶像崇拜。直到1977年11月19，冰心写出《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一文，仍以颤抖的笔描述瞻仰领袖遗容时的晕眩感，“我走出了瞻仰厅，在刻着万年青的白石栏杆边站了一会。我的头上是多么灿烂的阳光呵……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清新的空气，我觉得浑身是劲，我觉得我年轻了五十岁”。
1978年2月10日，巴金致信冰心，说这篇文章“我最近又读了一遍，写得好，很自然，很亲切，又很感动人”。
可怜30年过去了，王小帅的“in love we trust”，不过仍是冰心式的投影。30年前，这种爱的偶像化，不可抑制地滑向了个人崇拜；30年后的“爱就是神”，在这个虚空、相对和狐狸般的后现代，却又滑向哪里？
2008-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