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陈寅恪属于广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不仅不坚持中国本位，反倒相当西化。最明显的体现，一在医疗，一在饮食。
他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明确说：“寅恪少时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四十年代，其左眼视网膜剥离，也不愿采取中式疗法，只接受西式手术。
与陈寅恪相同的有徐复观。徐是现代新儒家的急先锋，以“为中国文化披麻带孝的最后的孝子”自居，但他晚年发现癌症时却只信西医，表示：“……平生不反对中医中药，但自己不轻服中医中药……弟意与其乱碰而死，不如信科学而死之心安理得。亦有朋友谓大陆中西结合，颇著效果，若肯前往，必受到特殊之照顾。弟亦笑谢而已。”徐的学生也回忆：“有人劝他试试中药，他却宁愿相信经过科学实验的西医西药，即到最后生死关头，他都坚持平生的一贯信念。”
相反，素以反传统著称的殷海光，患上癌症之后，反而尝试他素来反对的中医了，徐复观《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一文就提到：“他知道胃癌复发是绝症；但直到最后，他不放弃求生的希望，这是没有什么的。我从他的学生口中，早已知道他在服用中药；但因为他过去曾强烈地反对过中药，所以在我面前一直对吃中药的事加以掩饰；等到他太太当我面前露出来了，他才说‘现在是中西并进’。”
可见，在医疗问题上，徐复观倒比殷海光更西化呢。传统主义者只相信西医，而西化主义者却吃了中药，正成有趣的对照。
陈寅恪长期留学欧美，已养成吃面包牛奶的习惯；而他的死党，以反对新文化闻名的吴宓，则喜欢西餐，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记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时说：“工字厅西餐馆最重要的经常顾客是吴宓教授。我三年级时曾承他两度赐馔。”
与陈、吴相反，倡导“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家里却从不吃西餐，“甚至以祖国烹调艺术之高超而无限自豪”。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某日陈序经与陈寅恪同席吃饭，陈寅恪知道陈序经习惯用筷子，便笑着说，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中国传统文化的“托命之人”偏爱吃西餐，而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的“洋奴”却爱吃中餐，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对照。
但陈寅恪并不觉得自己的言行有何矛盾。也许在他而言，精神（体）与物质（用）乃是两个层面，固不必强求一律；精神文明虽要中国特色，物质文明却不妨取西方之长，只要坚持中国文化的“体”，则看西医，吃西餐，都不过是“用”而已，又何碍乎？恐怕这就是陈寅恪所理解的“中体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