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于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四届日本-非洲开发大会（TICAD Ⅳ；）以全体与会国共同签署的《横滨宣言》（简称“宣言”）和《横滨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的形式，在明确了今后5年的战略目标及旨在达成目标的具体行动方案之后，宣布闭幕。闭幕式上，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态说：“面向有活力的非洲的挑战刚刚开始，日本政府将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从此次会议达成的成果来看，福田的表态确非空话。
“宣言”除了正面评价非洲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成绩和政治稳定的良好态势，表明对非洲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课题的危机感及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努力，共同致力于“非洲问题”的解决等抽象而宏大叙事的应景性描述外，还明确了3点共识，并表明将内容反映到7月北海道G8峰会的相关讨论中：1、对粮食价格高企给非洲削减贫困带来负面影响问题的特别关注；2、对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日本资金援助的评价；3、尽早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必要性。
在“行动计划”中，明确福田首相承诺的2012年之前5年内，将政府开发援助（ODA）和民间投资分别扩大一倍的“倍增计划”和整备广域道路网等相关内容，并决定增设跟踪、检讨计划实施状况的确认体制，旨在使“宣言”的承诺落到实处，不至沦为空头支票。对此，不仅日外务省干部难掩成就感：“行动计划具备了可操作性的程序，可资跟踪调查，是划时代的尝试”；坦桑尼亚总统、非盟（AU）轮值主席贾卡亚。基奎特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TICAD首次确立实施状况跟踪机制，是最令人感到踏实的。”言外之意，流露出一丝对此前状况不甚满意的实感。
对日本来说，在对非政府开发援助（ODA）以1997年为拐点锐减4成，从90年代的第一援助国沦为今天第五位的情况下，却依然迎来了52个国家、40位国家元首与会的骄人成绩，不能不说是日本战后外交史上鲜有的成功案例。与其说是与会国期待援助，不如说是发现了TICAD的意义更加准确，虽然前者也很现实。不过，若说对TICAD意义的重新发现，不仅日本亦莫能外，且收获可能更大。唯其如此，老福田3天分别会见40位总统，马不停蹄地应酬平均每位15-20分钟的“马拉松”峰会才显得格外充实。
日本援非为哪般
从根本上说，今天非洲问题的根源是前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及对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的援助政策的失败造成的。与欧美国家不同，日本并没有在非洲殖民的“前科”，所以其国内历来不乏“援非无必要”论的舆论。可事实上，日本却曾是援非第一大国，尽管由于国内泡沫经济等原因，援助额大幅锐减，但至今仍远在中国之上。
那么，日本缘何把大笔的国家预算年复一年地撒向非洲呢？大体有三个理由：
首先，是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义务、责任。贫困、纷争、感染、债务、沙漠化，某些国家在9&bull；11后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所有这些所谓的“非洲问题”，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世界的稳定与繁荣。联合国安理会的议题中，有关“非洲问题”的占6成；联合国秘书长54名特别代表中，约半数（25名）分配给非洲地区的国家；国际维和（PKO）预算、人员中约8成投入非洲国家：“非洲问题”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峰会（G8）的恒常议题。作为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蒙受国际社会的莫大恩惠，理应有所回报，这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也是其获取国际社会信赖、支持的手段。同时，也是其在21世纪所谓“普通国家”化（即政治大国化）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致力于解决“非洲问题”，有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其次，经济利益。日本的对非贸易，规模虽小，但占世界人口14%的10亿人的潜在市场，对“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其意义自不待言。日本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几乎所有的能源、原材料均依赖进口。尤其是稀有金属，日本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20%，是第一大消费国。而稀有金属资源分布极端不均，多集中于前苏联和非洲。可以说，非洲的稀有金属资源是日本未来尖端科技发展的“生命线”。
第三，外交基础的强化。说白了，是确保非洲的票仓。非洲53个国家，占联合国加盟国的28%，这在今天基于“一国一票”的原则基础之上、尊重“主权平等”的联合国框架下，对国际社会形形色色的意思议决，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存在。特别是2002年非盟（AU）成立后，其加盟国协同行动的倾向显著，影响力大增。联合国重要事项的议决多需要2/3以上的赞成票，约占世界国家总数3成的非洲国家的动向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加强对非洲国家的关系即意味着在国际社会外交基础的强化。这一点，对不懈谋求通过“入常”，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来说，尤为重要。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日本很早就致力于对非洲的援助、开发，并在发达国家中率先于1993年创设了类似首脑峰会的TICAD体制，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引其他四方国家纷纷效颦。如今，从美、英、法，到中、印，均构筑了各自的与非洲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
强化提速为中印
日本的对非援助，起步虽早，投入不小，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受制于其国内的经济状况，援助额连年削减，已从曾几何时的最大援助国降至第五位。刺激日本重振旗鼓、再度强化对非援助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印等国在非洲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尤其是中国，对非援助逾外援总额40%的实绩，对日本构成了相当的压力。非洲，正成为中日战略竞争的“新天地”。
去年11月，日共同社发表文章指出，虽然中国的非洲援助存在透明性不足、对环保和社会性欠考虑、不惜对人权和政体有问题的国家提供援助等问题，但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年访问11个非洲国家，日本则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后，少有政要访非；中国派遣千余人参加非洲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日本则未派一人……据此，文章认为，“在（有关非洲的）所有方面日本均落后于中国，要重返到可发挥领导力的地位并非易事。”应该说，文章道出了一些实情。如果单从援助额上看，中国至今难望日本之向背。但中国在非洲，大有官民一体，裹挟向前的态势。中国的对非援助，已然超越了单一的贸易，以建设、办厂等多种投资形式快速发展，有些类似日本70-80年代在东南亚的做法，即政府主导合作框架，制定游戏规则，大企业进场操练。
中非关系本来就有良好的基础，经过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降，日本等发达国家对非援助的退潮，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已大大增强。比如，赞比亚原有两家日本大型综合商社，致力于铜的贸易。但由于效益过低，终于撤退。后中国公司进入，投资铜矿，却得以坐大，现已发展为非洲最大的铜精炼厂。日本作为汽车大国，铜使用量几乎冠世界之首，却不得不从中国大量购买。
同样，中国的建设公司也以惊人的能量，改变和正在改变着非洲城市的景观。据刚在非洲做过学术考察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高原明生说，埃塞俄比亚有两万中国人，而日本人只有一百几十人，差两位数！开始以为中国人多为直接在建设工地、现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后来才知道，两万人全部是从事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因为中国劳动力薪酬高，中国公司多雇佣当地人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在非洲的存在，并不仅仅依托于援助。所谓援助，乃援助国对受援国的经济帮助，是一种纵向关系。而中国自己也是发展中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其实更多体现为一种经济参与，即所谓“南南合作”。日本的援非主要是贷款和财政资助，而中国则通过国有企业主导的项目，在非洲占稳脚跟，客观上通过在所在国消费、纳税及雇佣等商业活动，贡献于受援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全方位的渗透。这也是中国援非的历史长、规模大，但援助额却不大的原因。
对于投资环境规制、审查严格，落地门槛过高的日企来说，非洲仍然是太遥远、风险太大的存在，但对于习惯了在低成本、低保障的环境中生存的中国国企来说，其风险，正是其魅力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国援非给日本造成“压力”的原因。而这种“压力”，既来自两国援外的不同理念、做法与结构，恐怕还真不是短期内所能缓解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