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崛起的诗群》完成；1983年1月,《崛起的诗群》发表
一篇诗歌评论引来几百万字的批判
王小妮不在家时，徐敬亚每天只吃一顿饭，我们的采访在下午三点开始，徐敬亚说，先吃后谈，他已经饿了。
两天的采访，都在啡香咖啡馆进行，咖啡馆在徐敬亚居住的小区门口，徐敬亚经常过去坐坐，渐成习惯。徐敬亚到深圳已有二十三年，他说，他清晰地记得离开长春的情形，那是1985年1月3日，元旦刚过，天气依然很冷，他是穿着一件棉衣到的南方，随后，便扎根于深圳。
二十多年来，徐敬亚干过记者，做过策划，炒过股票，2005年，正式受聘为海南大学诗学中心教授。徐敬亚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对海南大学的领导讲：“一个大学如果不能改造一个人的灵魂，这个大学就是失败的”。我们的谈话，从徐敬亚的大学时期开始。
它让我亲身感受了一次伟大艺术运动的开端
南方都市报：1979年6月，你已经在《诗刊》上发表长诗《早春之歌》，开始写评论是什么时候？
徐敬亚：1979年下半年，我看了《今天》的诗，很冲动，马上就写了一篇《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然后按《今天》的地址寄给了刘念春。没想到北岛给我回了信，后来我那篇文章发表在《今天》的最后一期，第九期，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篇诗歌评论。
南方都市报：从写诗到写评论，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转变，还是有感而发？
徐敬亚：是一个被震撼的过程。评论一定要建立在阅读基础上，在阅读当中被征服被感动才能有所写。在我当年眼中，北岛们的诗是发着光的。我惊叹：诗可以这样写！我们之间的美学联系完全因为“文革”记忆，震动非常巨大。又因为我的行文方式、性格导向缘故，我又把它放大，再传播出去。当时我在《今天》诗的空白中作了很多笔记，后来整理一下，就变成了《奇异的光》。
南方都市报：你的第一篇大型诗论《复苏的缪斯》是你大三时在开卷考试上写的，本来写几千字就可以通过的考试，你却写了两万多字。当时，你感觉有很多东西需要急切表达出来？
徐敬亚：在大学期间，我几乎没听课，但是我的成绩非常好，因为我曾经当过4年的中学老师。
当时我已是一个全职的诗人。我把上课、自习等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写诗、读诗。那几年，我对全国主要的诗人、重要的作品一清二楚，中国诗歌一年年的发展脉络都在我心里。因此，《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我立刻写了《复苏的缪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写得很来劲。当我把一厚叠答卷交给任课的井继成先生之后，他可能觉得不一般，便以自己不懂诗为由，转到系里，请于正新先生对我进行指导，再后来于先生转交到时任副校长的公木先生手里。公木看的是手写的，非常兴奋。整个1979年寒假，我都在公木亲自指导下修改论文。我现在还保存着他给我改稿的一些原件。因为当时是科研处给我打印了一份，那么长的手写稿能变成打字稿，我觉得很了不起。
南方都市报：你的这篇文章是怎样引起外界关注的？
徐敬亚：文章修改后，公木把它推荐给了北京的“当代文学研究会”，很快就引起了诗歌界关注。当时的诗歌界正在酝酿着当代文学史上一次重要会议，那就是1980年4月的“南宁诗会”。“南宁诗会”是“崛起诗派”向传统发难的开端。孙绍振在会上的发言非常猛烈，和谢冕一起向当时的诗坛发出挑战。不仅涉及到现实，还涉及到历史，比如怎样看待建国以来的诗歌，当时孙、谢持的是彻底否定的姿态，“古典加民歌”那一套都被他们否定了。所以会议闹翻了天，争论异常激烈，很多老诗人老评论家接受不了。
会议邀请了公木，但是他推荐了我。谢冕看了文章，马上就给我来了一封信，热情洋溢，他说当代的别林斯基可能要出现了。当时我也觉得自己写得很好。我马上向学校提出申请，带着会议邀请函找到了一位姓温的副校长，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批准。非常可惜，否则“三个崛起”将提前相遇。
南方都市报：同年4月，王小妮收到了“第一届青春诗会”的邀请，但是，你没在最初的被邀请之列。
徐敬亚：我和王小妮的关系，在1980年春天开始升级。当时她把邀请函拿给我看。看了后，我就给《诗刊》写信表示想参加。那时我写评论已经有了点名气，他们很快回信说同意，还委托我在诗会结束时写一篇综述。《诗刊》在全国选了15人，吉林大学一个班就有两个。当天晚上，我们俩高兴地去了公木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第二天就给作协打电话，解决了我们的车费。
我们当时去北京参加青春诗会，在吉林省很轰动，会议是暑假7月20日报到，7月18日，诗人曲有源带领长春市20多位民间年轻诗人在南湖草地上搞了一个野餐会为我们送行。在当时看来，这是吉林省诗歌界的大事。
就是在那次，我见到了“今天诗派”绝大部分中坚，并且进行了40天的近距离接触，大家每天在一起聊天，谈诗歌。今天看，它提供了一次直接机会，让我亲身感受了一次伟大艺术运动的开端，当时最新潮的思想一点点汇到了我这里，似乎是为我开的一次诗会。作为一个评论者，我受到的刺激最大，收获最多。
南方都市报：在青春诗会上，交流的氛围是怎样的？
徐敬亚：谈诗的时候，大家畅所欲言，讲的都是自己写诗的体会，里面也提到了很重要的问题。包括自我问题、螺丝钉问题。我在跟北岛、芒克、江河、顾城等接触中，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新的诗歌倾向。这也是我后来在《崛起的诗群》着力宣扬的主要观点。当时我和梁小斌住同一个房间，接触很多。大家还开玩笑说，我们要“勾结”起来，谁当了编辑，给大家发诗啊。当时大家意气风发，离开时，按照年龄大小照相，男女各站一排，仿佛兄弟姐妹。
顾城在男诗人中最小，临走背了一包梨分给大家，口中念念有辞说“分离”。会议结束前，顾城父母还专门请大家吃了一餐饭，在全聚德烤鸭店，非常隆重，有邵燕祥、王燕生、顾城父母、顾城姐姐、舒婷、王小妮等十几人，大概他们认为是将来顾城能用得上的朋友，希望大家对他多帮忙，因为顾城当时没工作，还有偶尔发作的癫痫病。
南方都市报：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写会议纪要，最后写得怎样？
徐敬亚：会议结束，我和王小妮留下了，专门写会议纪要。结果写得特别吃力，写了几稿都不合格。最后《诗刊》的人说，你们先回去吧。最终发表的稿子由我们的“班主任”王燕生先生执笔完成。
南方都市报：从北京回来以后，你就开始写《崛起的诗群》？
徐敬亚：根本没有，急着写诗啊，觉得将要成为大诗人了，得赶紧出作品啊。这样反而更痛苦，后来我听说，大家回去后都急着写诗，结果都没写出来，一个人的水平怎么能在一个月内提高。一直到当年末，因为要写学年论文，才动笔。整个夏天的北京诗歌经历，使我当时强烈地感到心里的大量感觉往外涌。结果一落笔便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45000多字，这就是《崛起的诗群》。我大概是从1980年12月开始写，用了半个月左右。
我当时的写作冲动很强烈，也很激昂。我记得最激动的细节是写到“现代诗歌中的现实主义质疑”这一节的“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人类艺术创作方法的天涯海角！现实主义不可能作为目前我国艺术创作的惟一原则。诗，尤是！”的时候，我就觉得必须得朗诵了。那个晚上我正在寝室里写这一段，我跟同寝室的魏海田说，不行，我得给你念！我给他念了一段又一段……那些文字都是自发流淌出来，到了急不可耐要告诉别人的程度。
南方都市报：这一篇也给公木先生看了吗？他的评价怎样？
徐敬亚：这一次，我的指导教师直接就是公木。公木看了后，对我什么也没说，没有任何批改，直接给我评了个优秀。当时我正准备毕业、结婚，整天收拾房子，也顾不上修改文章。毕业以后，事情变得多起来，文章一直扔在那。但公木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学校科研处把《崛起的诗群》手写稿打印出来了，这对它后来的命运非常重要。1982年秋天，辽宁师范学院的同学写信向我邀稿，我才忽然想起手里还有一篇挺长的文章呢，就把《崛起的诗群》找出来，寄给了他们。他们如获至宝，马上决定分两期发表。他们的《新叶》是铅印刊物，还加了编者按。文章发表后，并没有什么影响，直到它被发表在兰州的《当代文艺思潮》。
直到这时，我仍把此事看成我的一种耻辱南方都市报：是杂志邀稿，还是你主动投到《当代文艺思潮》的？
徐敬亚：是我主动投稿。《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很多带有新潮色彩的评论文章，影响很大，文章寄出后，很快收到回信。他们就说要我删到两三万字左右。我就作了一次删改。令我有点意外的是，杂志社非常重视，还来了几次长途电话，后来的事情就变得微妙起来。
2001年，退休后的原《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先生在《山西文学》撰文回忆了那段往事。文章的题目是《当代文艺思潮的创刊与停刊》，文中对此有非常详尽的史料性介绍，非常惊人，其中凡是跟我的交往都作了记录，包括信与长途电话的全部内容。从那篇文章中我才知道，他们收到我的文章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将其作为好文章推荐给上级领导。结果引起了上级部门的注意，并如获至宝，在文章尚未发表前，已经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批判，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一份非常典型的反面教材。上级部门担心，你们甘肃省有这样的力量吗，要不要组织全国力量进行反击？当时他们认为我文章的气势很强。
《当代文艺思潮》立刻给我打长途电话催稿。并迂回着问：你对你的观点确认吗？如果有人与你讨论可以吗？假如我有“反右”的经验，我就能感觉到这是引蛇出洞前的询问。但我当时很高兴，我说我准备迎接最权威的挑战，谁跟我辩论，我都回应。后来看到谢昌余的回忆录才知道，这些电话他们都做了录音。文章发表前，大样已经送到北京。批判的文章、批判的会议都在着手准备。文章发表在1983年第1期的《当代文艺思潮》上，而在1983年1月上旬批判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
南方都市报：也就是已经认定你这篇文章“有问题”，但还是发表了出来？
徐敬亚：是作为靶子，引蛇出洞。刚过完元旦，《诗刊》的丁国成先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人们很少通电话，只有极重要的事才打。他跟我说：“你的文章可能要出事，你要做好准备，保重！”我能感觉到一场风雨就要来临。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徐敬亚：北京的批判很隆重，由冯牧主持。说得很吓人，说是道路之争，旗帜之争。后来，我还收到了一封公开信，现在看，这应该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待遇。题目是《给徐敬亚的公开信》，老牌评论家程代熙先生写道：“其实你这篇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篇宣言呢？一篇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恕我直言，这是一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我并不想给你扣帽子，形象一点，就是对你大喝一声，在你背后猛击一掌，使你能恍然醒悟过来，你的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已经相当出格。”
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批判会议。随后，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声讨开始了。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
南方都市报：公开信在什么地方发表的？
徐敬亚：发表在我曾经景仰的《诗刊》上，1983年11月号，8000多字。后来事情越来越严重。有关部门派了一个小组到吉林调查我。后来，有关部门在内部用红头文件的形式，把我的情况发向了全国。当时复印技术刚刚出现，有一个广东同学把文件的复印件寄给了我。我一看傻了：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据说，徐敬亚患了精神分裂症”。
当时形势非常古怪，吉林省的诗歌形势忽然异常严峻。据说吉林省下一批劳改的人将会到新疆，王小妮一听，马上就开始给我织毛衣。
南方都市报：给你的家人是否带来了影响？
徐敬亚：王小妮当时在长影，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吉林省有4个人受到批判，我、张笑天、曲有源，还有电影《苦恋》的作者彭宁，我被批得最厉害。长影的领导在会上说，吉林有4个，我们长影占了“2个半”，大家都知道那半个指的是王小妮。不过，对王小妮和我都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比如没有限制自由之类。
南方都市报：听说当时胡乔木把“徐敬亚同志”中的“同志”两个字勾掉了，当时是怎样定性的？
徐敬亚：这个高级秘密的公开，要感谢王蒙先生。是他在与陈德宏的对谈中把困惑人们的谜底揭开了。我当时只是觉得来头大，气势凶猛。后来才知道此事一直是胡乔木坐镇指挥。在递上报材料中，胡乔木在我的名字后面批示了一句话：“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后来，这句话成为批判我的主题语，一切文章都按这个调子进行，当时无论怎样处理我都不过分。王蒙还提了一个细节，就是胡乔木拿笔把“徐敬亚同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勾掉了。所以吉林省要抓人了，因为已经不是同志了，变成敌我矛盾。当时我们单位搞了一次“时事测验”，出的却是关于我的题目。比如，《崛起的诗群》作者是谁？发表在什么地方？主要反动观点是什么？他们还让我填，这个我能填吗？当然拒绝。
那时吉林省有一个文学批评年会，每年例行召开。那一年地点定在吉林松花湖，年会就以批判我为主题，调集了全省所有力量。临走之前，宣传部门、文化部门和我所在单位的领导都找我谈话。我说我同意参加。我当时很清醒地感觉到，我无法抵抗，我必须投降。他们说，你这个态度很好。除了一次中心发言外，我在会上基本上没说话。很多人在会上发完言后，私下都跟我说：“敬亚，没办法，谅解，谅解！”
南方都市报：半年多后，你的检讨就出现在了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怎么回事？
徐敬亚：松花湖会议后，单位领导找我说，有时间你把近来的思想整理一下，写一写啊，当做思想汇报，这个星期不用上班。我知道这是让我写检讨。我说行啊。当时所有的刊物都在批判，传来的消息相当可怕。我的儿子只有一岁多，我也不想抵抗，双方力量悬殊，他们掐死我就像掐死蚂蚁一样容易。一周后领导看了说，写得不错，能不能再改一下？我说，行。他又说，你这个星期不用上班了。过了一个星期，他又说，再改一改，这个星期也不用来了。
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突然用半个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我的检讨。之后，《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这5家刊物也同时刊登了我的检查。我当时立刻全明白了！这本来是我给单位写的检查，我本人并没有向这些报刊正式投稿，在没有得到我授权的情况下，他们发表了我的“文章”。以法律的观点看，“一报五刊”侵犯了我的权利。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直到现在，我仍把此事看成我的一种耻辱。我可以口头投降，但是我不会以文字形式发表，这不一样。这对我是一生的打击。
南方都市报：检讨在“一报五刊”发表后，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徐敬亚：北岛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忘了具体内容，他说不明白我的行为。信很短，但是对我刺痛很大。前段时间北岛接受你们采访时说过，当时批判“三个崛起”给三个作者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其中徐敬亚受到的压力最大。我觉得这么多年以后，这是朋友的格外理解。前几年我们在巴黎见了一次面，他也表示过理解。但是，发表检讨这件事情我永不会理解。
南方都市报：1985年春天，你离开吉林，去了深圳，为什么选择离开？
徐敬亚：对我的批判，是1983年初开始的。到1984年夏，我已经四处旅游了。《人民日报》春天发表了检查，到夏天，单位突然通知我出差。没有什么具体任务，组稿，到处走走。我和编辑部的郭少波走了整整一个月，大半个中国，山西、四川、黄山、峨眉山都去了。其实是给我的一个旅游补偿。那年冬天，深圳的朋友邀我，让我过去。领导们一开始都很高兴，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吴景春先生开着小轿车，特地到我家送行。当时轿车还很少见，周围邻居都围上看。结果没过几天，领导的口气全变了。说省领导发话了，“人才难得，全力挽留，解决生活、工作上的各种困难”。
南方都市报：到了深圳，你又写了《圭臬之死》，为什么想到写这篇文章？
徐敬亚：我到了深圳后的第二天就拿到了《深圳青年报》的记者证。第二年1986年夏天《诗刊》、《当代文艺诗潮》和《飞天》在兰州联合办了一次诗歌研讨会，规模很大。当时和《当代文艺诗潮》的编辑部大家吃了一餐饭，双方表示相互慰问吧，因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编辑部还很正常，他们再次向我约稿。
有意思的是，对朦胧诗的批判反而引起了诗歌大爆炸。从1984年到1986年，民间社团与民间诗刊层出不穷。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油印诗刊、诗集、诗报905种……仅我个人收到的油印诗刊就有一人多高。他们说，这次我们还想听听你的看法。回到深圳我就开始写。那段时间没地方住，搬来搬去，我在《深圳青年报》事情也很多，在忙碌当中写作，可能是八九月份写完，然后我就把它交给了《当代文艺思潮》，他们决定发表。很快，《当代文艺思潮》的目录在报上发出来了。但几个月后，这个刊物终于停刊。文章最终发表在《文学研究参考》（内部）1988年第7期和《鸭绿江》1988年第8期。
南方都市报：看资料，说你后来也对“诗群的崛起”有所反思？
徐敬亚：由于当年大围剿的背景，《崛起的诗群》对诗歌新潮的态度过于亢奋。当平凡的日子来临后，中国诗歌坛讨厌的因素浮现了，帮派林立，圈子横行，互相间的争名夺利，诗人们内心深处的人文素养、道德积淀、知识深度相当差，我整体比较悲观。在1989年之前，我从来没有轻易批评过这个潮流，更不可能否定。原因很简单，1986年夏秋从兰州回来之后，我就怀着巨大的热情，发动了“86诗歌大展”。
南方都市报：现在回过头看，在《崛起的诗群》中你对未来可以说充满了乐观，怎样看待当年那种乐观？
徐敬亚：当年的乐观很天真的、很可爱，带有非理性。是一个人处于艺术兴奋期的表现，就像一朵花含苞欲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这朵花无比美丽。但是盛开之后，它也要走向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