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晚年和香港鲍耀明的通信中，一再提到一个叫十三妹的香港专栏作家，提及不下五次：“十三妹文章已见，此人颇自负，然在港报界似亦多事，固见其时与人打笔墨官司”：“而其人尚有理解如十三妹者，则愿意亦读……十三妹最近论丰子恺，却不高明”：“十三妹说他（徐志摩）比创造社的人要好，可谓是有识见的话”：“承示十三妹氏文章，评林语堂可谓深刻得要领”。周氏晚年，颇在意别人对他的评论，在大陆已沦为贱民，无人齿及，能偶尔见到海外的公允评价，自然觉得是很大的安慰。
一直想找点关于十三妹的资料，但毫无头绪，更要命的是，十三妹的文章一篇也找不到。北京有位对知堂很有研究的朋友，推测十三妹大概是林以亮的马甲，可遍翻林氏的书，也丝毫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最近翻阅香港七十年代老牌的文史杂志《大人》，终于找到了一些关于十三妹的资料。
十三妹原籍山东，名方丹，方式文，曾在越南耽留过，早年在航空公司工作，1957年起开始在《新生晚报》、《香港时报》等多家香港报纸撰稿，开设《冬日随想录》等专栏。她文笔辛辣，从来不与编辑和文化人交往，见过她庐山真面目的，屈指可数。她擅长外文，好骂人，对左中右派文人，她一律全骂，甚至连报社的编者，也不假辞色。知堂说“此人颇自负，然在港报界似亦多事，固见其时与人打笔墨官司”，大约是实情。这样的为人为文风格，在那个时候的香港报界，自然很难立足。据她的“邻居”言，尽管她有很多读者，还是一再失去专栏。她不断辗转不同的报章，后来突然销声匿迹，被发现时已死去多时，她是独身的，死时家徒四壁。笔者查不到她确切弃世的时间，也难以知道去世时候的岁数。好在《大人》上有一张她的照片，面相比较八卦，依稀可想其为文的刻薄，良有来由。
十三妹的专栏主要以杂文为主，间以翻译小说。她的文章，应该没有结集，估计也没有结集的机会了。她写了什么，观点如何，都不得而知，这是很值得遗憾的。从知堂书信上摘句的猜想，大概不外乎对民国文人的评论。从寥寥几句的摘录中，看她对徐志摩、林语堂等人的评价，可见品位的确不俗。只可惜看不到她对知堂的看法。以知堂的眼界之高，连林语堂，胡兰成对自己的品评都认为是皮相之论，他能青眼十三妹，也可想象十三妹的识见自有不同凡响之处。给报纸写专栏的人，可车载斗量，时过境迁，最后大多泯灭无闻，十三妹会因附骥知堂而在文学史不朽，这在她，当是难得的幸运。
十三妹竟然被浪漫才子胡兰成引为知音，颇为滑稽。胡氏看到十三妹在港报上对他和张爱玲的评论，给友人写了一封信：“……十三妹虽非所素识，而读了她这两篇文章，遂仿佛如见其人了。故国丧乱之余，香港又是生死之地，乃忽见妇人文章，其实可以庆喜。前时日本书道展览会请我写字，不得已为之写一幅曰：”平生知己乃在敌人与妇人‘……这回十三妹对我的批评，我可是只能以张爱玲的两句话来谢谢她。曰：“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看了这段话，十三妹地下有知，不知会怎么想，我可是汗毛都竖了起来。
专栏作家在香港被戏谑为爬格子的动物，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很多文人过着这样的笔耕生活。叶灵凤、高伯雨都是靠一支笔养活了一家数口，每天写几千字是家常便饭。除了顾及到报纸的立场不能乱投，还要经常受报纸主笔和编辑的白眼，那样的艰辛是现在人难以想像的。报纸的副刊被划分成豆腐干大的一块块格子，大家如同耕田，专栏作家习惯称自己左邻右舍为邻居，十三妹的资料，主要就来自她曾经的“楼上”邻居。写到这里，突然想去买份南都，看看自己的“芳邻”都有谁。也许若干年退休后，多找块地来耕，多一份稿费，也不无小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