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白云苍狗，政治成王败寇，套话往往是真理，这两句话也大约不错。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局面波诡云谲，国共两党，军事上逐鹿中原，政治上拉各党派统一战线，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四年后，终于尘埃落定，回首往事，翘望北地烟云，蜗居在九龙钻石山一隅的中国青年党党魁之一的左舜生当是百感交集。
左舜生（1893-1969），长沙人，上海震旦大学毕业。1920年任职中华书局编译所，主编《少年中国》月刊，1918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任《醒狮周报》总经理，次年加入中国青年党，1935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抗战胜利后以青年党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大陆易色后，于1949年赴台，后移居香港，任教新亚书院，1969年返台，促成青年党团结后返港，旋病逝。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是一批有作为、有担当，富有理想热忱和献身精神的有志青年，聚集了当时的很多青年才俊，因为信奉的主义分歧，和对中国选择什么样道路的看法不同，后来分化成水火不容的几派。1923年青年党在巴黎成立，党魁中只有曾琦有点政客的样子，但骨子里和纯粹玩弄权术的厚黑政客还是不同。学人办党，书生干政，最后都不会有好的结局，青年党也因依附国民党最终分崩离析，而三巨头曾、左、李饱尝了晚年漂泊海外的命运。
所谓的书生意气在政治上的表现往往就是幼稚。1945年7月，左舜生和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访问延安，其间，他和毛泽东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他们既是湖南同乡也是少中学会的会员，他建议共产党放弃武装，走议会道路。其论点是一个国家政党可以有多个，而只能一个政党拥有军队，否则，就要发生内乱，不得太平。他大概不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共产党的理论，也一样是所有古往今来政治家信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对毛氏是宋公明的评价，也是皮相之论。
阮毅成称左舜生为中国典型的乱世书生。这样的人，如果生在太平时代，他会安静地在书斋里做学术研究终老。生逢乱世，就难免带有悲剧色彩。左的晚年，和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虽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反共，偶尔写几篇给同人打气的“反共复国”的文章，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自己都不会相信哪个朝代成功地卷土重来过。到底是学者，即便写这样的东西，他也不会像一些反共文人偏激到痴人说梦的程度，这是很难得的。
左舜生晚年在香港，过着清贫的学者生活，有时不得不靠出售藏书济贫。他的历史研究主要着眼于晚清和民国，先后出版了好几本近代史的著作。他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对民初的掌故尤为熟稔，在他的《中国现代名人逸事》和《万竹楼随笔》里对亲身接触过的著名人物的学问佚事，多有记载，如章太炎、叶德辉等。他也偶尔旁涉到中国古典文学，但卑之无甚高论，大概只是为了稻粱谋。他不怎么写诗，我只见过几首，大概没结成集子。有些清词丽句，如“春尽江南又江北，我来犹见杜鹃红”。香港作家徐速还披露他写过新诗，这在搞政治的人中该是绝无仅有的。
青年党另一个党魁，左舜生的老友和同志李璜，说左舜生是“书生略带名士派”。他晚年喜欢三件事：买书、打麻将和认干女儿。喜欢买书，不难理解；寄身海角，忧时愤世，去国怀乡，穷愁末路，用打麻将来麻醉，也在情理之中。认干女儿，也算是中国的一项国粹，老年人多有此心理，这很值得研究性心理学的人注意。左舜生喜欢女色，喜欢谈女人，他自己也直认不讳，但都是发乎情止乎理的那种，私生活相当严谨。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竟然在百忙中向周恩来提出安排访问江青，适逢江青生病，他又提出去看文将军女作家丁玲，这大概就是不可遏制的名士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