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大陆读书界和知识界出现过一场持续颇久、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余秋雨文字、行迹和人品的热潮。这个并非出自官方鼓动或操纵、而是知识界自身愤然群起批判一个作家的事件，是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所仅见。这一文化事件，应当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留下别具意义的一页。
六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现过太多的所谓“批判”、“运动”或“批判运动”，但无一不是由执政党和当权者所策划、鼓动和操纵，参与者皆是效命的道具，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文革”结束以来，亦出现过并非由官方操纵的、对某个作家做出的社会一致赞扬式评价（例如对巴金的《随感录》中能够自我反省、主张讲真话、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等等随笔文字）。但是，人们群起一致批判一个作家，将这样的事件置于中国六十年来充满苦难、充斥庸人气的文化框架中观看，不免发人深思。就其主体而论，这一事件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和批评界在文化锐气、人格独立和思想成熟诸方面正在蓬勃发展。
这场批判实际上由两个阶段构成，即批评和批判。换句话说，这场批判是由批评走向批判。第一阶段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余秋雨散文中出现的许多知识性错误、学术性问题、学风问题以及强辩和不够诚实的态度而发。第二阶段的批判，上升到精神和心灵层面，由知识性、学术性问题进入道义性、人格性问题之追问和反诘，则显示这场批判活动在文化和思想层面上的深度和价值。
第二阶段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余秋雨在毛泽东政权发动的、祸国殃民的“文革”期间参与上海“石一歌”（即“十一个”作者）写作班子问题。他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参与和撰写了一些文字，为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政治路线和极左的文化观念效命（事实见余秋雨当时的同事、“石一歌”的一位重要成员发表的揭露性文章）。当时二十来岁初登文坛、发表文字的余秋雨，走的正是年轻的弄笔者姚文元之路。专制政治下的文坛登龙术，就是政治投靠和文字投机，这是一夜成名、飞黄腾达的捷径。上海文人张春桥、姚文元，就是显例：一步跨入京城，双双进入政治局。如果暴虐的十年“文革”不被制止，“石一歌”们当有更大用场，这似乎毋庸置疑。
批评者们指出余秋雨对自己这段在“文革”中的历史和写作活动没有认识和反省，反而百般遮掩、文过饰非。余秋雨这种态度激怒众多批评者，使一场热闹的学识、学术和学风批评迅速转变成一场猛烈的文化、道义和人格的批判。
应当说，所有这些问题和批评，无论是学识性的还是道义性的，无论是知识性问题还是个人行为问题，对于一个真诚的作家来说，深刻地反省，诚恳地接受，不仅会得到人们的谅解，而且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然而，余秋雨不取此道。
今年五月四川大地震引来国内外民众和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强烈问责之声，特别是关于中央政府隐瞒地震预报这一事关亿万人民生命的重大消息以及地方政府贪污腐败导致的劣质校舍全部倒塌、数千名学生顷刻丧生的悲剧事件。这一千古罪责，必将把一切责任者和责任集团告到历史的审判台前，无一能逃脱。
然而，当死难者家属和地震灾民悲愤地组织起来向各级政府问责之际，我们却听到余秋雨的异样声音－－《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人们不免感到这“含泪”有点假惺惺，因为真的泪水或悲哀，用不着写在纸面上，摆给人看“含泪”。这“劝告”二字也缺些真诚，让人感到似乎含着一种威胁、正告或警告之意，似乎只有他独具眼光，而那些向政府悲愤问责的灾区民众反倒见识不广、行为不当、大惹是非、大可问罪似的。
余秋雨这番“含泪”言论，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出他的性格和行品。在人民和官方发生尖锐对立、人民的利益和官方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他不是站在正义的人民一边，向官府问责，要求追查责任者、惩办渎职者和犯罪者；恰恰相反，他站在了官府一边，成了官府的说客，“含泪”挡在了人民请愿的队伍面前。这个装扮成人民的同情者的人，有没有基本的是非感和正义感，他的真实立场站在哪一边，读者会有自己的答案。
余秋雨这番“含泪”言论，为人们解析他在“文革”中的心态、写作、行迹和立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手摇笔杆、为强权效力，这一性格和立场，从毛泽东“文革”时期的“石一歌”到时下的“含泪劝告”者，时期横跨四十年，余秋雨的性格和立场依然如故，他还是站在权势和官府一边，为他们说话、排忧、解难。回顾“文革”中的年轻余秋雨之效劳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实非偶然。回顾几年前人们对他的批评和批判、要求他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而他百般辩解，不肯反省自己的过失，这显然是执迷不悟，并不认为那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或错误。你看，“前度刘郎今又来”，貌似自由撰稿人，还是站在权势和官府一边。这显示他的心灵和性格从年轻时代执笔为文以来始终深固地存在着一种庸俗、势利的病症和病态；他的头脑、心灵和行迹，离民主、人权、自由、独立的精神境界还远着呢。
余秋雨这番“含泪”言论，为人们评价他的散文内质和性格，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视角。那些貌似带有历史思考色彩的文字，正如眼下这篇“含泪”词，多系装腔作势，带有一种伪思考性、伪人文性。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没有道义立场的文人，一个没有人权观念和独立人格的文人，一个缺乏正直的生活态度的人，一个对专制政治和腐败社会没有批判的人，怎么能够写出人、文整一、货真价实的历史思考文字或痛切文章呢？又怎么能够在文字中闪射出深刻的反省意识或忏悔精神这种人格的灵光呢？
毫无疑问，一个文人如果缺乏自我反省意识，缺乏对自己过失的反思，他的文字决不会是真诚、正直、掷地作金石声，最多只能是浮在语词表面的、轻飘飘的一层油彩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人论文与论人总联在一起的缘故，即所谓“知人论世”，强调人品与文品不可分割；西方文化人亦有同样看法，即所谓“风格即人”。这是一点儿也做不得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批判过余秋雨的人士，眼下似乎都懂得沉默的人格价值。唯独余秋雨露面“含泪劝告”灾民。人的重与轻，判然立见。中国人向来瞧不起文人，因此有“文人无行”之言，或曰“一作文人，便不足观。”那是说，文人多无德行，不知自爱，无脊梁骨，总向权势、官家唱大诺，做些官府走卒事。不过，这种事在渐渐减少。这说明，文人慢慢知道自爱和尊严了。一个文化人的人格价值，一个民族的文化上的提升，从这种自爱和尊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