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评价汉娜。阿伦特的学术成就是困难的。这位年轻时遭受反犹迫害，一生情感坎坷的德国女思想家，在哲学、政治理论诸多领域都有天才般的论述。后来学人，在面对阿伦特这座伟岸的高山时，任何轻率的言说，都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阿伦特曾经这样描述过德国社会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一个潜水采珠的人让隐匿的珍宝浮出了水面。他的目的不仅在于采掘，他还造就了珍贵与新奇，并让我们对珍宝的藏身之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实，这正是汉娜。阿伦特自己最恰当的比喻。
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是当代政治研究领域里的一颗瑰宝。弗洛依德断言：年轻时的不幸和匮乏，成年后会加倍地找回和补偿。阿伦特是弗洛依德这一论断的生动例证。1933年，作为犹太人的她，不得不逃亡法国，颠沛流离，辗转7年之后，才定居美国。阿伦特一生对自己的祖国敬而远之，疏离和陌生，是她的心头对德国永远抹不去的感觉。她不明白，何以在“国家”和“政治”的名义下，社会公共管理会变得这么残暴不已、灭绝人性？她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探究人类的境况，寻找极权主义的起源，去揭露政治中的谎言与虚伪。
同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研究者一样，阿伦特也是从希腊的城邦制度入手探讨社会组织形式的。她指出，希腊城邦是公共生活组织的一个榜样，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政治之意义与重要性的典范。长期以来，它的魅力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政治理论家和政治行动者。可以说是地中海沿岸的整个希腊世界——特别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的那150个左右“城邦国家”的经验，对西方思想和实践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这部分是因为它对后来的政治联合形式产生了影响——最突出的是对罗马人的影响。阿伦特称他们是最政治化的人。
当然，阿伦特认为城邦与现代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显然包括现代国家所不同于城邦的一些明显的常被注意的特征：比如国家是庞大的，它是官僚制的组织形式，没有人情味；它用一种外在形式驾御其公民，理解这种形式的最好途径是利益法则；它的根本任务是在具有潜在冲突的个体之间维护和平与秩序等等。 “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人是自由的——有别于他们对自由天赋的拥有——只要他们适逢其时地行动；因为自由就是行动。”这似乎是阿伦特政治行动中的自由宣言。菲利普。汉森评论说：简要地说，这就是阿伦特全部政治理论的中心思想。
对政治自由的追寻必然导向对极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她的不朽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世界政治研究领域激起了经久的波澜。
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一股政治力量，它的“起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接连不断的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主义的兴起、种族观念和反犹太主义的蔓延。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最重要的特征——群众和群众置身运动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意识形态、恐怖及最终的集中营的中心地位——只有在以下情形时才存在：公共生活的瓦解导致整个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的出现，他们不再作为拥有共同世界、在真正的政治上相互平等的人而彼此发生关系。很显然，这种“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在既往历史，阿伦特指的是德国的希特勒和苏联的斯大林。。阿伦特发现，群众的起源与19世纪产生暴民的历史环境是相同的，即都出现在起调解中介作用的制度尤其是阶级分崩离析的时候，它们本是人们安身于世界之本。群众“无法团结在共同利益的意识之下，他们缺乏具体明确的阶级诉求，后者表现在坚定、有限、可望实现的目标之中。”实际上阿伦特的观点远不止这些。她认为，暴民的行动方式是和他们的边缘性地位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暴民表现的是邪恶和犯罪行为；而群众的个体则相反，他们倾向于成为传统的资产阶级道德的“正常的”追随者，共主要愿望就是适应。换句话说，他们是庸人。他们缺乏培养鉴赏力和判断力的手段与机会，因此也就缺乏承担个人责任的手段与机会。
菲利普。汉森指出，对阿伦特来说，极权主义远不只是具有可怕的后果，它更是一种难解的棘手现象，个中原因现在逐渐清楚了。因为虽然极权主义国家是罪恶的，但它的广大的人民却不是罪犯。他们既不承担任何责任也缺乏判断力，他们只是乐于接受社会规定的各种角色，极少对所做的一切提出质疑。因此，他们实际上比真正的罪犯更可靠。在谈及纳粹德国时，阿伦特写道：“群众就是步调一致的庸人，他们成了极权主义这架残酷无情的统治与灭绝机器的帮凶，甚至与职业犯罪相比，他们能犯下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有序、又摆出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
阿伦特入木三分的无情刻画，令我们今天的中国读者多么“似曾相识”！
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把人们束缚在一起，那么，替代真正公共领域中现世性纽带的东西是什么呢？阿伦特说，那是宣传和恐怖，它们是极权主义最突出的成分。宣传与恐怖绝不单单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副产品，它们还是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菲利普。汉森强调，“认识到这一点，意义将非常深刻”。
群众性的成员彼此没有现世性的联结纽带，他们的生活一片混乱，而极权主义宣传则为个体提供了从现实逃往虚构、从偶合逃往连贯的机会，因此它备受青睐。极权主义宣传“建立了一个世界，它能够抗衡真实的世界，后者的主要不足在于，它是非逻辑的、不连贯和无组织的。而连贯的虚构和周密的组织则使归纳与概括在更多具体的谎言被揭穿后最终仍能够成立”。使周密的组织能够实质化的是恐怖活动。所以阿伦特认为，恐怖不断借助立足于科学精妙的技术手段维持着虚假世界。
汉森为阿伦特的“宣传与恐怖”的观点作了最好的概括。宣传与意识形态携手并进，其真正企图是建立一个虚假世界。意识形态也为个体提供了一幅连贯的、井然有序的世界图景，没有这幅图景，混乱的世界注定要成为根本不可理喻的存在。但是，宣传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宣传虽具有强制性，是确保遵从官方真理的一个不断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同时它也预先假定了另外一种无法全然抹去的真正真理的存在。而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之所以恐怖，是因为政治权力被用于建构和维持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要素——在纳粹国家是种族主义，在共产主义国家则是布尔什维克版本的阶级斗争——变得十分真实，根本不容置喙。意识形态命令渗透到了现实的肌理组织之中，所有想在极权主义天地间飞黄腾达的人都要把这种命令看做是真实必然的，并要对它言听计从。
探究汉娜。阿伦特的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的时候，在她的一生当中对她影响重大的两个男人不能不被提及。一个是马丁。海德格尔，一个是卡尔。雅斯贝尔斯。阿伦特是幸运的。在她生命的历程当中分别师从于两个伟大的思想家，学术上的进步和开掘是巨大的。阿伦特创立的哲学体系和政治理论中，无不映衬着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子。她同这两个男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本质的差别在于，她与海德格尔发展到了超越师生之谊的男女私情。而与雅斯贝尔斯，却自始至终保持纯洁而完美的师生感情。同阿伦特的幸运正好相反，最大的不幸者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上苍实在是太不公平，让这两位伟大的、天才的思想家在同一时代、同一领域内一比高下，一竞雄雌。天无二日。德国哲学的王国里，每个时代只能有一轮太阳高悬其上，康德、黑格尔、弗洛依德……莫不如此。雅斯贝尔斯是不幸的。激情似火、目光如炬，带着与生俱来的哲学思考驰骋于这个抽象世界里的海德格尔，在风头上大大地超越了雅斯贝尔斯。
1889年，马丁。海德格尔诞生在德国巴登地区的一个乡村小镇梅斯基尔希。大学时代和服兵役回来之后，他一直是现象学大师爱德蒙。胡塞尔的学生和私人助理。1920年，胡塞尔夫人将海德格尔介绍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相识。她对雅斯贝尔斯说，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孩子”。这是一次注定要改变两个人生活的相遇（马克。里拉语）。年长海德格尔6岁的雅斯贝尔斯，那时已是德国学术界的名人。他年轻时曾研习法律、医学，并取得了弗莱堡大学心理学的任教资格，就在与海德格尔相识之前，雅斯贝尔斯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世界观的心理学》，这是一本奇特的、充斥着马克斯。韦伯和威廉。狄尔泰的术语，但也试图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方式探讨存在问题的书。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相识之时，也正是他动手撰写《世界观的心理学》的长篇评论的时候。1921年，海德格尔将他完成的评论恭敬地送给了自己的这位新朋友。认真地读完这篇评论之后，雅斯贝尔斯既往的优越感匐然倒塌了。雅斯贝尔斯表示，虽然自己不能把握海德格尔提出批评的立场，但他还是在表面上感谢了海德格尔对自己著作的关注和建议。而在雅斯贝尔斯的内心，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海德格尔的评论不啻一种新思考方式的宣言，雅斯贝尔斯对此完全没有准备。海德格尔在评论中就雅斯贝尔斯在心理学上的敏锐表达了尊敬之后，即用最强烈的言辞批评了他研究心理经验的“美学”进路，这种进路认为，心理经验是一个不能从外部观察的客体，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事物。海德格尔写道，为了探索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哲学必须承认：意识必然存在于时间，亦即“历史性” 之中。人的存在是某种“存在”，某种与纯粹客体的存在不同的“存在”。海德格尔声称：说“我存在”时所肯定的内涵与说“它存在”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我 “存在”是通过历史性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我在其中体验到了对我的存在“焦虑的关注”，如果我打算真正地生活，这是我必须承担和拥有的。
海德格尔这一摧枯拉朽的评论并没有毁坏他与雅斯贝尔斯的友谊，但是，让雅斯贝尔斯萦绕于怀的是，海德格尔，而且只有海德格尔，已完全看透了他。而他也理解了“我所不能企及的事情”。年仅38岁的雅斯贝尔斯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在哲学思辨的领域中，他是永远无法超越海德格尔了。
1923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就教于海德格尔。这批新入校的大学生，不仅仅来自于德国，还有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 “海德格尔”的名字来的，因为马丁。海德格尔刚刚在这所大学里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独立学术职位。汉娜。阿伦特出生于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入大学之前，她已经读了一些康德的著作，但读得更多的是克尔凯郭尔。一战的劫难过后，克尔凯郭尔成了深受德国青年推崇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魅力在于他的激情，这种激情与魏玛时代的中产阶级的自满情绪，以及当时德国占主流的哲学流派的沉闷思索成了鲜明对比。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一样，立即就在海德格尔身上发现了这种激情。
马克。里拉记叙道：在这个学期的课程中，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绽放了对彼此的激情。他们已被公开的信件的起始日期是1925年2月，那时，两人的关系显然已有所进展：
亲爱的阿伦特小姐：
今夜我必定要回到你的身边，对你的心灵诉说。
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应是简单、明晰而纯粹的。惟有如此，才不辜负这场相遇。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老师，这个事实仅仅给了我们相识的机缘。
我永远不能够拥有你，但从今以后，你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存在将因你而获得提高……
年轻的你未来的道路还是隐匿的。我们要服从它的召唤。惟愿我的真诚有助于你对自己的真诚……
我们友谊的恩赐已成为了一种责任，我们将因之而获得成长。因为这一责任，请容许我恳请你原谅，原谅在与你散步时，我的一时失态。
仍然，我要谢谢你，并吻你纯洁的前额，带着你本质的完美开始我的工作。
祝好，好女孩！
你的M.海德格尔
写于1925年2月10日
海德格尔在这个月内写的另一封信表明他们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开端：
亲爱的汉娜：
我着了魔。你安静的、亲爱的双手交叠，仿佛在祈祷，还有你光洁的前额，仿佛借助女性之美化身为魔鬼的守护者。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
在冒着暴风雨回你住处的路上，你显得尤为优美和崇高。而我，我愿意每个夜晚都这样陪着你走。
接受这本小书吧，它传达着我的感恩之情。它也是这个学期的象征。
汉娜，给我写信吧，只言片语也好。我只是不能让你就那样离开。
你一定归心似箭，但还是给我写几句话吧，不用太“斟酌”。
只要是你写的就好了。只有你才写得出。
你的M
于1925年2月27日
在那些洋溢着激情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着这种风格。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信充满了浪漫的寻常字句——开满鲜花的原野、断壁残垣、有关负疚和自我牺牲的表白，如此等等，与哲学沉思以及敏锐的专业建议交织在一起。海德格尔还以令人动容的笔触写到他对自然的热爱，及其与对阿伦特的爱情的融合：
亲爱的汉娜：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冬天，我的旅程是精彩、愉快的……
我常常希望你现在一切和我在这里的状态一样好。孤独屹立的群山，山区人民的宁静生活，与阳光、暴风雪、天空的自然亲近，宽广而被大雪覆盖的斜坡上废弃的铁轨所呈现的简单性，所有的这一切使我的灵魂远离了一切不专一、不恒定的存在……
当暴风雪在小木屋外肆虐的时候，我会记起“属于我们的暴风雨”，或者沿着朗河静静地走，或者追忆那个穿着雨衣的年轻女孩，低垂的帽檐遮住了她安静的大眼睛。她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害羞而拘谨，对每个问题都给予了简短的回答——这一幕伴随了我整个学期——那时我就确信，那段生活将成为历史。
你承载着我的爱。
你的马丁
1925年3月21日于托特马堡
然而，已有家室的海德格尔不可能与阿伦特结婚。不可避免地，阿伦特要反抗加于他们之间的禁恋的束缚，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海德格尔感到愧疚，但他总是试图让阿伦特理解，自己需要独处以便进行工作，尽快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艰苦写作。于是，怒不可遏的阿伦特在1926年年初突如其来地宣布她要离开马堡去海德堡，跟随卡尔。雅斯贝尔斯学习。海德格尔对她的这个决定表示赞同。但是，仅仅6个月后，阿伦特就坚持不住了。她写信给海德格尔要求回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每当海德格尔旅行之时，他们就小心翼翼地筹划着在旅馆和小镇的聚会，以免被人发现。他们之间依然频频鸿雁传书，交换着照片与诗歌。海德格尔也在信中给阿伦特提出读书方面的建议。
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大获成功。他于第二年获得了弗莱堡哲学专业胡塞尔教席的任命。而在此时，阿伦特已经忍无可忍了。她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说道：“你明白的，我爱你，一如我们相逢的第一日”。她作出了一个导致她与海德格尔决裂的决定。她要他相信，她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护爱情免于世俗的束缚：不到一年后，她与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冈瑟。斯特恩缔结了不明智的婚姻，并随丈夫搬到了法兰克福。我们无法了解海德格尔对此有何反应。1930年阿伦特曾与斯特恩一道拜访了海德格尔，而这次相见让她痛苦万分。“看到你的那一刹那，我就无比清楚地明白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容许我说出来，我们的爱情的延续。”阿伦特还是抱怨，“总是如此，我所能做的惟有顺从、等待、等待，无穷无尽的等待。”她与海德格尔这一别，就是将近二十年。
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这三个朋友与爱者的生活各自平稳地进行着。1929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著作来自她与海德格尔相遇的启示。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心理学、宗教、尼采诸领域著作颇丰，尽管在收到海德格尔的评论之后，他的哲学抱负已有所降低。对海德格尔来说，刚刚过去的魏玛时代见证了他在知识界权力和影响力的颠峰时期。1929年，他应邀访问了瑞士的达沃斯，与受人尊敬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厄恩斯特。卡西勒进行论辩，在会场里的年轻人眼中，海德格尔极为成功地击败了对手，不愧是一流的德国哲学家。
然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迅速崛起，打破了德国人民的平静生活。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灭绝政策，让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毫无安全之感。1933年，阿伦特与丈夫流亡巴黎，开始为多个犹太人救助机构工作。这既是为了救人，更是为了自救。雅斯贝尔斯因为他的反纳粹立场，更是因为他娶了一位犹太女子为妻而被禁止离开德国。那一段时间里，他和他的犹太夫人一直携带着有毒的胶囊，以防万一。
1933年4月，海德格尔却离开了他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来堡大学的校长，并于同年5月加入了纳粹党，在校长的职位上呆了一年。获得任命之后，他即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对大学的“改革”之中，并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的讲座。讲座结束之际，海德格尔总是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
纳粹垮台之后，清除纳粹委员会审理了海德格尔在二战中的表现。雅斯贝尔斯作证说：“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独裁的，是不可交流的，在今天其教育效果是极坏的。”
令雅斯贝尔斯极为惊讶的是，海德格尔在与雅斯贝尔斯的友谊消解的时候，他却与汉娜。阿伦特缔结了新的友谊。1946年，阿伦特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了“何谓存在哲学？”的文章，她在文章中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偶像崇拜”。对于他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她认为，与其仅仅归因于人格的缺陷，不如说这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使然。
1951年，在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前夕，阿伦特接受犹太文化重建机构的委派，前往欧洲作了一次长期旅行。她首先兴奋地前往巴塞尔，拜访了暌违17年之久的、自己崇敬的老师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给阿伦特看了纳粹统治时期他与海德格尔之间的通信，而她也终于向老师承认了自己年轻时与海德格尔的恋情。雅斯贝尔斯对此的反应是幽默的，“啊，太有意思了！”这让阿伦特大为放松。于是，两个人开始用各自的方式讨论他们一度爱过的那个人。
1950年2月。阿伦特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弗莱堡。她抵达旅馆，放下行李之后，立即给海德格尔家写了张便条，说自己到了。海德格尔百感交集，马上回信邀请她来访，并亲自去送这封信。到了旅馆，在得知阿伦特就在房间之后，他请侍者予以通报。阿伦特完全被重逢的喜悦击倒了。她写道：“那个晚上与前日清晨，是对整个生命的确认……当侍者说出你的名字……时间似乎突然静止不动了……在弗雷德里希给了我你的地址后，我的本能的力量仁慈地拯救了我，使我没有犯下惟一真正不可原谅的不忠诚行为，使我没有错误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也只可能是出于骄傲，亦即出于纯粹、清晰、疯狂的愚蠢，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旧情复萌了！
汉娜。阿伦特对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遗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她对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她是如何对那些深刻影响了她的人们及问题进行政治思考的。
虽然在阿伦特看来，把一个人看做是一种思想的代表，这种做法很值得怀疑，但把雅斯贝尔斯看做是判断所取得的成就的体现，把海德格尔看做是思考之困境、哲学之潜在危险的写照，仍具有启发意义。卡尔。雅斯贝尔斯试图在一个明显敌意的世界里表达并捍卫普遍人性与世界公民的思想，在阿伦特看来，他就是真正政治的哲学家的榜样。他致力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哲学与政治关心每一个人”，哲学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这种公共领域“远远超过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生活”。这位康德的继承人体现的是康德的“扩展的精神能力”，因为他始终在这个世界上“在家”，不管它是公共活动的世界还是他与妻子共有的“小型世界”，他在这个世界“展现并实践他那无与伦比的对话能力，他能够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对袒露心扉乐此不疲，他对所讨论的问题能够耐心把玩，尤其重要的是，他具有循循善诱、发掘有价值的话题的能力”。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是现世的、空间的，因为它“永远与世界及其中的人们相关……这种思想始终‘与他人的思想紧密相连’，它必然是政治的，即使所思考的对象根本不是政治的。”
阿伦特认为，哲学是公共的，是每一个人的事，因为它的本质是交流。雅斯贝尔斯既没有接受康德所说的历史之“可悲的随意性”，也没有接受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黠”，这样他就告别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绝望与安慰”。哲学固属于在一起交流的人们所处的境遇，因此这是政治行动的必要指南。它指的是 “这样一个精神领域，其中一切都是当代的”，这是一个“人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摆脱他的出身”。这种人是公共领域的产物和先决条件，因此原则上所有人都能够进入这种公共领域。它的存在预示了这样一种哲学，它“在神学面前不再谦卑，在人类共同生活面前不再傲慢”。
1969年，海德格尔80岁了。就阿伦特来说，她为海德格尔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撰写的文章是慎之又慎的。她提到了这位大师无可否认的哲学成就，并对他与纳粹的关系轻描淡写，说这种关系时间很短，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纳粹时期他在大学里及文坛上冒了不少政治风险等等。阿伦特强调海德格尔的教学才能，说他甚至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就已经享有美誉。她试图表明，思考在海德格尔的著作和生命中是“纯粹的活动”，是一种热情的追求，他“描绘了思想路径的巨大网络”，如果能够循此前进，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崩溃，就像地下隧道和颠覆性挖掘会导致基础不够牢固的建筑物坍塌一样”。他的思想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但就像柏拉图那样，许多年后其思想仍如暴风席卷着我们，它“来自远古，留下的是完美，就像一切完美的事物（里尔克的说法）一样，这种完美又退回到原处”。
汉娜。阿伦特引用瓦恩哈根的警句描述海德格尔：“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相。”这是她最终对海德格尔的看法。
雅斯贝尔斯则写道：“如果我们之间曾共有过可堪称为哲学冲动的东西，那么，请对你自己的天赋负责！……勿为邪恶的魔法为虎作伥。”
但海德格尔，至死，都不道歉。
马克。里拉在叙述阿伦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友谊与爱情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尽管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惟一真正的爱者，惟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
马克。里拉的剖析是深刻的：我们已不再习惯于这样来思考爱欲了。在我们看来，情欲吸引、思想活动、政治世界都是独立运转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受不同的规则支配。因此，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界中最非同寻常的故事，亦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爱与友谊。这三位思想家初识于1920年代，不久后即因对哲学共同的激情而同气相求。但随着他们卷入震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剧变中去，对哲学的激情就流溢到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年轻时的情侣关系已为世人所周知，但这并没有太多的发人深省之处。真正重要且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雅斯贝尔斯看到了一个新的僭主进驻了旧友海德格尔的灵魂，一股狂热的激情误导他去支持了最坏的政治独裁者，而后又诱惑他深陷智识上的巫术。雅斯贝尔斯不愿让海德格尔独自一个株守于花园中，由此，较之汉娜。阿伦特，他表现出对老友更深切的关心，以及对哲学天职更深刻的爱。至少，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经历，让雅斯贝尔斯领会了一个典型的柏拉图式的教诲：责任始于爱欲。
主要参考文献：
菲利普。汉森著《汉娜。阿伦特》，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娜。阿伦特著《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
马克。里拉著《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