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中国革命放在中国近百年社会结构被流民裹胁发生畸形变化的过程，李慎之先生纪念会开了多次，在国内还在澳大利亚海外开过，每次开有新的信息每次有新的突破。我今天想谈这个话题，李慎之的出现，在大陆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环节出现的？李慎之在历史过程当中标志性的意义，不在于他本人怎么样，在于和外部环境标志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能够和大陆情况做对比的，既是苏东的演变更是台湾的演变，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的演变更切近一点，国共两党1905年废了科举和五四运动两种激进社会变化，思潮变化，最早参加国共两党的社会成员，应该承认这个社会上精英，最好的人，分别参加了国共两党，正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破裂，也能理解这个合作分裂的话内部厮杀起来会多么残酷！
衬托慎之先生在大陆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历史地位一个参照系就是国民党内部的雷震，雷政在很多方面和慎之先生又可以比较的地方，甚至连他们的出生地比较近，两家最多想距一百公里，求学过程也很相近，分别走进国共两党，受到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重视，提拔很快，少年得志，非常相象。雷震很快被提拔为法制局的局长，更重要的职务1945年旧政协开会的时候，旧政协的秘书长，1997年我第一次去访问台北的时候，寻访雷震的遗迹，他夫人还在，搬出雷政1945年前后的照片，照片看到雷政和周恩来同时步出政协会议礼堂的一张照片，国共两党精英分子短期合作，厮杀了十年，到1945年旧政协短期相遇的时候，两党精英分子在重庆和政协也好有过短暂的相遇期。后来再次厮杀，厮杀了3年，乾坤胜负，走的时候按比例带走，共产党这边是八个民主党派留下来跟着老共走，国民党带着三个民主党派，几乎比例差不多。
最后国共两党当初救民存真理想这些精英分子，分别在不同的阵营里感到革命理想与革命手段之间的矛盾，矛盾给他们造成的痛苦，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出走。雷震从50年代初撤离自己的船上萌发救中国走民主化的道路，一下船就办了《自由中国》，办到1960年就出事了，蒋介石判他十年，这十年祸刑不是来自于外部势力打压，来自于早年投靠营垒里面的头目判了他十年。雷震的影响，我后来寻访在台湾自由主义发展过程当中的作用，几乎也相当于慎之先生的作用，到现在台湾的学界会怀念和纪念雷震诞辰等，差异还是有。
说实话我有一点赞成卫方的看法，虽然卫方有些地方可商榷，总的来说，受骗上当的痛苦感觉慎之超过雷震，我仔细看过雷震全集，雷政没有受了骗上了当的感觉，他只是感觉在顺向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和统治者既得利益发生了分歧，没有接受这个信仰和学说是错的，我完全背叛过来，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还是用国民党意识形态当中合法的部分民主、宪政、自由，这是国民党没有放弃的言说，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特务统治。虽然外部冲突的惨烈程度超过慎之先生，慎之毕竟没有获刑十年，两位老先生内心冲突的程度，慎之超过雷震，他没有受骗上当的东西，早年追求的东西和我现在追求的东西没有冲突，这是一个差异。
国民党后期也有一些内心精神上的反思痛苦程度不及慎之，反过来可以证明，慎之为代表在座的老先生这一代在整个大陆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第二个差异，雷震当年在体制内要到体制外找绵延不觉而且有相当影响的胡适的自由主义结盟，他再三再四请胡适担当杂志的主编，乃至有更进一步的行动请胡适做盟主，他要借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60年代，在那边没有断绝过自由主义的言语和合法性，胡适和他确实是一轻一重、一内一外配合，甚至在方面条件和环境艰苦得多，体制外的自由主义的言论处于比他还要弱的状态，他来做破冰之履。
97年4月我和慎之先生的那次谈话，深有体会，70多岁的老先生，为百年北大做序，为年轻人做梯，雷震借助外部胡适60多年未断的自由主义言说，轻重内外的关系又构成一个反差。
第三个可以对比的是，台湾出现雷震是1959年到60年，我们出现慎之是89年，或者到九十年代初期中期，正好相差四十年，我现在的感觉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和台湾同出一胎，那边各种方面的进程领先我们节拍，在时间节点上大概就是30—40年，很多方面差3、40年，慎之比雷震晚出的时间单位也能够认证其他方面的时间差，不必太悲观，当然我更反对盲目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