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有四次拒绝“知识分子改造”的壮举──一九五五年质疑毛泽东关於“胡风是反革命”的专制定性；一九八三年帮助周扬起草《马克思主义被异化》的反左文章；一九八八年创办《新启蒙》丛刊，挑起反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大论战；一九八九年拒绝江泽民让其再做一些党文化工作的请求。
永远要警惕“知识分子改造”
对一个思想者最好的悼念，莫过於重温其独树一帜的呐喊。
惊悉王元化先生止步米寿，於二○○八年五月九日病逝上海瑞金医院，悲凉多日，耳边一再响起王元化先生十一年前对我的铮铮告诫：永远要警惕“知识分子改造”！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一日，七十七岁的王元化先生与四十五岁的我一见如故，促膝放谈两晚（约六小时）於上海衡山宾馆二楼一个客房。会见是朋友刘绪源（现为《文汇报》笔会主编）、陈朝华（现为《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和胡晓明博士（华东师大教授）帮助促成的。本来只预约访谈两小时，但十月三十一日晚从八时谈到十一时，元化先生仍意犹未尽，邀我第二天再谈。於是翌日晚又谈了三小时.对话主题从“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党文化”的核心延伸到“五四”运动得失反思，最后深入到元化先生的心路历程与官场风波。
斯时访谈，只觉醍醐灌顶，痛快淋漓。回来后细理录音录像，则惊喜万分──元化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初次相见的晚生后学，竟奔放无已，其中不但有许多思辨踩着“红线”，且不少话事涉及“当今皇上”的私下言行。有些言辞甚至是在先生百年后才能问世的。
这让我久久为难.依我的“早叫”秉性，只要有好材料，无论多大风险，也必广而告之，写它个天翻地覆。然想到事涉元化先生能否多一些反思天年，又只好忍痛折衷处理：将整体访谈稿暂时雪藏，先发一篇三千字小感慨──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退离才有真青春》（经先生过目认可），着重评述王元化先生六十四岁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职位离休后，“觉今是而昨非”的彻底思想解放，揭示中共干部之所以有些能“两头真”，皆因为“桔过淮而枳”──中共未取得政权时，控制难严密，可让志士“一头真”；而当中共干部退休后，组织的管制又松懈了，於是曾经有过“一头真”的志士，可能又来一次“一头真”，成为“两头真”。大批退离干部的“两头真”潮流，将可能造成中共真正的思想解放或转型。
我在文末中说：““种柳”十二年，王元化对退离制度感激不尽（他曾说在上海当两年宣传部长，浪费了他六年的宝贵时光──离休四年后才能真正回到正常的自由思想轨道）。如果没有这几年，当此“二十世纪结算热”时，他如何可以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独树一帜，对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进行刮骨疗毒的总结──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便是鲁迅，也未摆脱某种依附性，而放弃了一定的独立性，所谓“尊前驱者之命令”，亦是有失自主自由。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相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革命新朝，却不知道，社会永不会完满，任何好朝代好皇帝，都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独立的意见人不断敲警钟，不断监督。想想这十二年的王元化，人当可以放心：由於中国国情，中国人退离之年正是迟到的青春韶华──今日中国人是先老年后青年。”为何上述观点不见於他人的文章？难道说元化先生与我的一番话，竟是偶然的灵感？或因我是“早叫的公鸡”故存“托孤之论”？
一日聆教，终生为师。谨将对话略加整理，公诸於世，既以此长歌当哭，深悼元化先生，亦求证方家，深盼指教。全文六万余字，为适应《动向》版面，先节选若干如下。
今日深圳为什么极左？
朱：我原来比较多写杂文，常常在《南方周末》和《文汇报》笔会发表。近年因到《中华读书报》当记者，爱上了写人物访谈。谢谢您在百忙之中与我长谈。
我来自深圳，其实深圳虽然号称改革特区，现在实际上却是一个思想极左的“思想边防线”。一些广州能发表的文章，深圳却绝对发不了。
王：为什么深圳这么开放的地方，思想偏偏这么封闭？这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一个总的方针，这个没有办法，你不一定要写进去。比如：“两手都要硬”，实际上一手是在经济开放方面一定要过硬，另一个就是在思想方面要严，就是这么个意义.我可以简单地给你讲，但不要写进去，因为这涉及到邓（小平）的理论，他这是接近东欧的一种态度看法。他那时认为越是在经济上改革开放，思想上就越是要严格控制，否则就会引起思想上的极大波动，而思想的波动，则可以影响到整个稳定的问题，甚至於出现很多的事情。北京抓得很紧，上海同样抓得很紧，就是广东还比较好一点，但是也不是说很好，只是比较好一点.像《南方周末》，这些东西还可以出一点，还可以透一点，深一点，但这种东西，在上海那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有很多文章不能发，当然这是个背景，不好谈。
朱：我很担心，深圳最终影响广州，影响整个广东，让广东和北京上海一样，沦为“舆论一律”的经济特区.
三次公开反对“知识分子改造”
朱：我觉得许多知识分子到深圳后都被经济与特权利益招安了。这好像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改造”现象，是文革前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改造”的一种变形与继续.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什么缘起？
王：艾思奇一九四四年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主动要求改造的问题.这恐怕要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起。延安文艺座谈时，才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那时萧军、丁玲等人都在延安被批，后来出现王实味的事件。
朱：您从八十年代起，就被认为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我以为您的最大特色在於三次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一九五五年您不同意毛泽东关於胡风反党集团的定性，哪怕是打成“胡风分子”也不懊悔，实际上就是公然抗拒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第二次是，一九八三年你应中宣部之召，与王若水、顾骧共同为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讲话稿《关於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可以说是您对邓小平时代“知识分子改造”的又一次反击；文章由您统稿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胡乔木找周扬等谈话，对此文严加指责，引发为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是批判以您为代表的反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自由化知识分子。第三次是，您於一九八八年创办《新启蒙》丛刊，新就新在反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是以思想学术研究的方式对专制者的“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系统的反驳与抗争。藉此回归“五四”张扬个性解放与人性人道的真谛.
王：《新启蒙》这套书现在已没有了，那是“六四”前出的。关於“五四”的问题，我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你可以简单地看看。
朱：听说您也受到“六四”牵连？《人民日报》曾有篇关於“六四”的文章，以“新启蒙沙龙活动”之名，将《新启蒙》牵连到“六四”事件中去，甚至将一九八八年末召开的一次《新启蒙》研讨会，说成是“上海动乱的起点”，“左王”胡乔木还特此到上海要对您整肃.但您却一如既往与“知识分子改造”唱对台戏。李锐一九八六年手书条幅赠您，支持您反击“知识分子改造”──其文录自刘禹锡《浪淘沙》之八：“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真是痛快淋漓！
王：我们关於“知识分子改造”这类说法，这恐怕不是马克思的原点问题派生出来的，在苏联似乎也没有提到“知识分子改造”这个问题，这好像是根据中国政党的一个特殊情况所提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内所佔的比例还不是很大，毛泽东早期曾经讲过：“中国的党是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包围当中……”，这里所指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但这种说法，毛泽东后来有所修正，他对农民的看法也有所发展、有所改变，后来提出了“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对贫下中农、对更广大的一些农民有了更进一步的瞭解，认为他们跟无产者是相同的。可是这之前，它被认为是在小资阶级的这么一个范畴里的。
朱：这一点很多人忽视，毛泽东和中共曾将农民划入“小资产阶级”。耐人寻味。
失去思想自由的“灾难元年”
朱：中国古代虽然专制，但对人才的选拔，却多能不拘一格，所以古代中国先进於西方。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则是走回头路，以讲成份出身来限制人才平等。
王：我们今天常常说的“知识分子改造”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一篇最纲领的文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发表於一九四二年。后来大概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周恩来曾发表过一篇讲话，他讲到中国的党（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整套改造的办法。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得了。那么这个所谓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
朱：这样说来，中国知识分子要牢牢记住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改造”──失去思想自由的灾难元年！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仍然每年搞一些纪念“延座讲话”的活动，现在许多传媒遭到整治关停，也是一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变形。
婉拒江泽民讨厌徐惟诚
朱：有人说，“江泽民来上海，只见两个文化人”，一个是您，一个是余秋雨。
王：江泽民（现在）来上海，从来都没有找过我，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都是外界的一种猜测.他在过去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当宣传部部长的时候，江还不在上海。我不做（宣传）部长了，他才来，来了之后，有一次他们让我继续出任一些文化工作，我推掉了。先是陈至立，陈至立也是文教书记，来跟我谈，结果她不行（说不动我）。就找曾庆红，曾庆红又来跟我谈了一个钟头，我也不干，因为这是文化界的事情了，我不愿意卷到里边去。后来他们只好说：我们不行，请江（泽民）来谈吧。
江来谈，也就是劝我出来做这个工作，我也跟他（江）诚恳地讲，我说我确实不能做了，我的年纪大了，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读书、着作，我是始终如一的。我是党员，在党内的时候，让我做事，我是不能够拒绝的，等到我被挨整了之后，又没有这个条件做，我现在已六十多岁了，向七十岁靠拢，已经没有太多精力再去做这些了，我也很讨厌徐惟诚这些人。
徐惟诚说我要另立党
朱：徐惟诚好像比您参加革命晚几年，属於团派培养的？他厦大肄业，一九四六年入党，也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当过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青年报》总编辑等。后来不知怎么升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徐以“余心言”笔名发表的文章，算得是党文化的典范。
王：当时江泽民还是算比较好的，他（对我）说，你若实在不想干就算了，后来又劝其他人，不要拉我了。那么我就把《新启蒙》的被整治的问题讲了。那时正是搞我，包括宋平这些人，连徐惟诚都在搞。后来我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告诉江，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意思，那些东西都在这，你可以看看。没什么别的嘛，有什么东西？徐惟诚说我要另立党，这比另立中央更可怕啦，胡说八道嘛，可居然宋平就相信。那么我就对这两人都提了意见，我说，中国做组织部长的我也见得多了，我们党内有一条传统，组织部不能够随便发言，必须慎重，对同志也都是很负责的，起码要找你谈过，起码掌握某种材料。我跟江先讲徐惟诚的事情，江听了之后直摇头，他后来很同情我；我讲到宋平时，他就不好做声了，因为宋平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后来还是常委吧，他就不讲了。以后江每次来上海，包括他刚刚进入中央，也都没有找过我。像吴邦国这些人，后来也都没有找过我了。他们还说找谁？他（江泽民）找余秋雨我不晓得，大概他对余秋雨是有兴趣的，我知道，他（江）对余秋雨写的《文化苦旅》非常赞同，这我是知道的，所以余秋雨住进“一百弄”（音），和他很有关系.就像建国前故意不让郭沫若入党，好利用党外身份做统战工作。
江泽民让余秋雨入住“一百弄”
朱：有没有可能，您不愿出任的那份工作，江后来让余秋雨担任了？不会是什么文化统战工作吧？听说“一百弄”在上海武康路，是上海市委部级领导才能居住的高干小区.江泽民让余秋雨入住“一百弄”，虽然有圣眷甚隆的意味，也应当有个“重任在肩”的名份才能说得过去。余秋雨的“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可能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尽管余秋雨多年奔走於您门下，甚至写《长者》长文曲意取悦你，但您的拒绝“知识分子改造”的反思，并没有丝毫影响余秋雨。今日中国，千方百计寻租“知识分子改造”的贾雨村和焦大，大有人在。
王：我就主张文章要“去圣去大”，反对过直过迂。刚才看余秋雨的文章（《长者》），我觉得她（张可）本身还不是这样，怎么写得比我夫人好得多？因为中国的文章是讲究一种蕴积，一种含蓄。周作人这一类，都是尊从中国传统的这种蕴积，他有所体会，当然不一定他本身的行文会使你很喜欢.鲁迅又是一种，他有一种魏晋的风格，感情往深化里走。你我是楚人（湖北人），湖北人比较喜欢楚辞这一类的东西，喜欢激情、厉害的东西，而对中原文化比较含蓄的东西比较疏远.
二○○八年七月四日於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