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社会变迁催生“美学热”

“这本书我是在1979年交稿的。写作的过程很快,大概只有几个月,可思考的时间长。”李泽厚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他下放到湖北干校劳动,在农田里汗流浃背时,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在当时被批判为“颓废文学”的这首诗,引发了李泽厚的思考:“我觉得它是成熟期的青少年对人生、宇宙最初觉醒的‘自我意识’,是通向‘盛唐之音’的走道。”他不满足于割裂开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开始动笔著述心中理想的学问。

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学》第二期发表了李泽厚的《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前三章。1981年3月,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单行全本,书名定为《美的历程》。

李泽厚

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家、思想史家。成名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重实践、高扬“主体性”、“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90年代赴美定居。现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论语今读》等。

《美的历程》 只为时代而写

《美的历程》是一本怎样的书?

从龙飞凤舞的远古图腾谈起,一路走过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程,触摸青铜器“狞厉的美”,感受楚辞汉赋的“气势与古拙”,聆听“盛唐之音”,融入宋元山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直到明清文艺的市民气息和“浪漫洪流”……李泽厚在短短十余万字里容纳了极多的信息和不落窠臼的观点。时隔二十年,易中天仍然记得初读李泽厚时的激动心情:“《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让我怦然心动。”

《美的历程》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很多青年学生称李泽厚为“导师”、“精神领袖”,还有人认为,77、78、79三届大学生,可以称为“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有一次李泽厚去北大哲学系座谈,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竟然引发大群学生围观。

《美的历程》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也指出,“我们有时候老想把一本书明确划分在某个学科里边,这是比较可疑的。”对于《美的历程》,赵汀阳觉得,它当然可以是一本思想史,也可以是一本美学书,也可以包含很多哲学分析,还有很多后来称之为文化研究的东西。

“我在1985年就提醒人们,‘美学热’毕竟并非好事,已经把某些人热昏了头。”李泽厚指出,“美学热在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严重的滥俗倾向,什么‘爱情美学’、‘军事美学’等都出来了。所以从这时起,‘美学热’就出现了退潮的趋势。”

整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国社会,本来在学术体系中属于哲学分支学科的美学,慢慢走回边缘。“社会开放程度更大之后,人们可以自由谈论更多的事情,不用集中在一条道上了。”赵汀阳说,“‘美学热’的衰退,我觉得是必然的。”

「1981年《美的历程》风行」

第一次“美学大讨论” 催生四大美学流派

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对美学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两次热潮。

第一次“美学热”发生在五六十年代,其导火线是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下,《文艺报》发动了一场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与讨论。关于其中潜藏的暗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认为,“算旧账”的味道很浓———早在1937年,周扬撰写的《我们需要新的美学》一文,就对朱光潜的“观念论”美学进行了批驳,蔡仪也指称朱光潜是“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美学格格不入。

于是,1956年6月,朱光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发表在《文艺报》上。这篇文章的“编者按”里,《文艺报》指出:“为了展开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及其他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地、自由地、认真地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

黄药眠随即发表《论食利者的美学》,分析朱光潜学说“实际上所起的反动作用”。蔡仪则以《评〈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跟进,对黄药眠提出批评,认为他仍旧是以唯心主义的观点批判唯心主义。讨论热度升温后,朱光潜又发表《美学怎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反驳蔡仪的旧唯物主义观点,强调在审美过程中主观条件的“决定性的作用”。两个月时间里,《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表观点迥异的批判文章,众多学术界、文艺界人士参与其中,美学问题成了那个年代罕有的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学术事件。

1956年10月,青年学者李泽厚崭露头角,他的《论美感、美和艺术》,既批评了朱光潜,又反对蔡仪,提出了“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命题。这引起了朱光潜和蔡仪的反批评,吕荧、高尔泰、蒋孔阳、洪毅然等人也加入讨论。直到1961年才尘埃落定,李泽厚的观点基本获得官方认同。这场“美学大讨论”催生了四派观点: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这就是所谓“中国美学四大流派”。镣铐下的舞蹈,自然不能尽兴,却为后来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热”,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美学热” 和社会变迁同步

那是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迪斯科、披肩发、流行歌曲、朦胧诗、裸体画、“伤痕文学”、“星星美展”……赵士林记得,一切“新感性”、“新崛起”,都伴随着改革开放呼啸而来,究竟该不该穿“喇叭裤”都成了热门话题。青年们的迷茫写在脸上,对美学的好奇和热情重新燃起。

1978年,国内报刊开始重新发表美学文章,有朱光潜《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等。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的大型丛刊《美学》问世,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美学》名义上是美学研究室编辑,实际上编辑部只有李泽厚一人。首期刊发了20篇论文,向如饥似渴的读者介绍了形象思维、西方美学、悲剧和灵感范畴等西方活跃的艺术理论。其中,李泽厚撰写了《康德的美学思想》,该文是他于同年出版的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第十章“美学与目的论”的一部分。这本30余万字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在读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借评论康德,李泽厚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人类学本体论观点,并以美学作为最终的理论总结。

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美学论丛》也首次出版,蔡仪发表四万余字的长文《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批评所谓实践观点的美学”,再次把锋芒指向了李泽厚和朱光潜。这篇文章立刻引起反响,刘纲纪、朱狄、陈望衡等人纷纷撰文批驳。

1980年,《美学》第二期发表了朱光潜从美学角度重新翻译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发了美学界持续多年的《手稿》研究热。同年10月,为了适应高等院校开设美学课的急需,教育部举办了建国以来首次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等人授课,培养了大批美学师资力量。自此,第二次“美学热”在1980年进入高潮。

到1981年,二次“美学热”的重要著作已基本出齐,如朱光潜《谈美书简》、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美学散步》、王朝闻《美学概论》等,而其中影响尤为广泛深刻的,当属李泽厚《美的历程》。

「美学对谈」

关于《美的历程》

诠释中国文化之美

新京报:《美的历程》为什么能产生广泛的影响?

赵士林:《美的历程》就是一面旗帜,确实称得上“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影响?一来是其原创性,从写法、文笔到思想,都让人耳目一新。以前的学术著作,面孔都很老,大量教条的套话。而《美的历程》谈中国文化之美,素材本身有巨大的魅力,语言也像散文一样优美,而且不乏思想冲击力。这些东西综合到一起,荡气回肠,受到读者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来是这样的思想适应时代需要。李泽厚谈美学,深层的企图是谈文化,他是唯一具有哲学深度的美学家,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阐述其美学思想。《美的历程》也体现了这样的深度。

新京报:那么今天看来,“美学热”的意义何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李泽厚和他的《美的历程》?

赵士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美学热”虽然退潮,却也成为“文化热”的先声,而无论“美学热”还是“文化热”,李泽厚都是首当其冲的领袖。从美学到文化,形成非常强大的启蒙思潮,这个作用不可低估。九十年代以后有人贬低八十年代,说是空虚啊狂热啊,这就像贬低“五四”一样荒唐。我们不能从“五四”往后退,也不能从改革往后退。

今天看来,《美的历程》仍然不过时。从学术史角度,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超过《美的历程》,无论观点还是文笔。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或可与之比肩,那种生命的阐释非常感人,但还没有李泽厚的整体哲学气势。李泽厚的许多观点也是常看常新,每个时代都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面对他提出的问题,每一代人都需要用美来滋润自己。

九十年代李泽厚赴美定居,又出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书,但里边不少都是旧的东西,虽然不时有思想火花闪现,但他自己也很难超越自己了。李泽厚自己对《华夏美学》的评价,比《美的历程》更高,应该说前者的学术分量确实更重,但后者适应了更广大的需要,给读者带来的收获,是艺术的、审美的、文化的、历史的,是丰富而多元的。

赵汀阳:没有哪个学科会消失,只要和这门学科挂钩的那部分生活还存在。焦点在不断变迁,但不影响价值的存在。就今天的情况而言,至少当代艺术的许多变化,是和美学有关的。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美学在今天的功能不可能重复从前。

关于“美学热”

是历史的原因也是时代的产物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美学热”,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和区别?

赵士林:从学科角度来说当然是有传承关系的,1957年到1961年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几派观点,这些美学家在八十年代依然活跃,尤其李泽厚,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应该说,这是美学这门学科自身,适应时代条件所产生的发展。

至于区别,则非常大。首先,五十年代美学尽管非常热,但仍然是苏联那一套东西。在万马齐喑的状态下,大家必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约束下来讨论问题,一说话就先讲唯心还是唯物,学术价值是有限的。八十年代就不同,伴随着改革开放,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许多思想束缚被解除了,“人性”、“人道”这些在以前很忌讳的问题,都成为了八十年代的讨论热点。

八十年代“美学热”与上一次的重要区别还在于,它是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还具有思想启蒙的文化意义。“文革”时期,人人谈美色变,不爱红妆爱武装,美学成了“资产阶级情调”。到了八十年代,美学得时代风气之先,成为显学,“美”字本身就具有无穷的诱惑力。大学里选修美学课的特别多,学生们不一定真懂,可是有一种普遍的精神渴求,人人都爱美,也就对美学感兴趣。当然,咱们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美学热”其实也有点生虚火、发高烧。

赵汀阳: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与“百花齐放”的政策有关,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选择去谈论美学?这倒是很有中国特色,因为美学在西方哲学里是很小的学科,比较边缘的,从来没有“热”过,西方国家也没有“美学家”这个称号。中国能产生“美学热”,我觉得从大的背景来说,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儒家文化一直鼓吹“礼、乐”,“礼”是社会制度和伦理制度,“乐”就是审美和精神生活,可见审美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一直很高,中国人对审美有严重的偏好。

从具体环境来说,五十年代学术主流是马克思主义,除了这个权威的系统,其他的解释都比较受怀疑。学者要讨论问题,自然会倾向于选择优势话语,这样形成的情况是,凡是马恩列斯说得比较多的领域,比如经济学,肯定是全盘思想统治。唯一一个马克思主义诠释得比较少的领域,就是美学和艺术。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学术系统里,美学这一块儿自由发挥的余地最大,因为没有什么权威,大家可以争论,可以有分歧。

八十年代美学再度热起来,有偶然的因素。因为“文革”之后,第一次美学讨论的代表人物都在,他们热情很高,有接着说的欲望。必然的因素就是改革开放,在逐步放开的过程中,美学比较适合讨论跟社会变革有关的许多问题,因为审美的主观因素是很强的。从逻辑上讲,主观性和主体性其实是一个词,二次美学热时,李泽厚主推的就是主体性,主体性又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所以会和很多现代问题联系在一起,等于是开了一个口子。

第二次“美学热”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争论,比如能不能听邓丽君的歌,能不能留披肩发之类,而第一次“美学热”基本就是几个概念在来回讨论,问题比较抽象和单调。所以说,二次美学热关注的视角,跟真实的社会变迁是同步的。“文革”时期生活内容很乏味,现在改革开放了,很多人希望生活更丰富一些,比方说多穿一些各种款式的衣服,诸如此类的问题今天看来很小,当时却是很严肃的,可以上纲上线。

新京报:美学应该承担这样多的使命吗?是否有些偏离美学的本质?

赵汀阳:很多人会选择美学,可能是因为它离政治比较远。但是不管这个学问本身是什么,它在当时既然具有开放的功能,就最适合作为突破口,我觉得这个意义比学术本身的意义要大得多。学术如果跟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关,这个学术就是可疑的。当然如果你要问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这话又得两说了。在中国,我们很难有个统一的美学概念,这一点上我同意李泽厚的看法,他也认为中国的所谓美学,和西方出入很大,以至于都很难说是同一个学科。

新京报:“美学热”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赵汀阳: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当你可以自由谈论更多事情以后,人们都会挑自己喜欢和更擅长的去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能够直接左右社会发展步伐的问题,肯定是人们最关心的,肯定会聚集更多的人去讨论。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就热起来了,取代美学成为显学。这是顺理成章的,思想敏感的人,总会意识到社会的潮流方向。

  《美的历程》版本变迁

  ●1981年,文物出版社,定价1.90元。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定价1.80元。

  ●200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彩印精装本,定价88.00元。

  ●2001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平装修订插图版,定价36.00元。

  ●2002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修订彩图版,定价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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