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谈他的小说创作及对中国现状的看法

裘小龙2008年7月10日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

– 你已经在法国出版了六部侦探小说,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法语读者对你的作品的看法?

法国读者对我的作品都是很热情的。他们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也是很深的。我特别感动的是,法国读者对我的作品的热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蒙贝里耶出席一次会议,有个读者特地从另一个城市赶过来看我,还带来他们城市生产的一瓶酒。他说,希望和我小说里的陈探长一起欣赏法国的文化。这都是让我好感动的事情。

– 你的作品已经在二十个国家出版,你能否感觉到不同的民族对你的作品的看法有所不同?

应该是有的吧!不过,我觉得很难把它简单地表达出来。我倒是感到,我的小说在中国,尤其是我的侦探小说会给中国读者一些误解。有的中国读者认为裘小龙的侦探小说里面,探理的内容不是特别浓。跟西方传统的侦探小说不一样,比如,跟福尔摩斯或阿加蒂的不一样。这可能因为侦探小说在中国还是个新的文类,而在西方发展的时间比较多了一点以后,同样类型的文学有了多元的发展,所以情况就不一样了。

– 你的原意是以侦探小说为形式,更希望你的读者透过你的小说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这一目的达到没有?

这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其实,我写第一部小说时,一开始并没有想写一部侦探小说,只是想写一部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小说。可是,你知道,写东西有时候,阴差阳错的,写着写着,慢慢就成了一部侦探小说了。是不是达到这个目的,也很难说。因为中国的变化这么多,现在还在不断地变化,也许我介绍了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初的情况,但是,在中国,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我虽然有这样的目的,还是要努力。努力吧!

– 有没有读者更加喜欢陈探长破案的本领而根本不去顾及中国社会?

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至少从我的本意上来看,我的陈探长并不像以前的侦探小说里的神探那样,不像福尔摩斯或波洛那样神机妙算,无所不能。在我的小说里的主人公倒更加像一个居于两者之间的人物,是英雄与反英雄之间的人物。陈探长当然是个好警察,但是他破案有时要碰运气。有时在这样的环境里,破案也很困难。有时他就根本破不了案。比如我最近的那部小说,我觉得应该译为【和毛跳舞的女人】更为合适。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陈探长并没有成功,他甚至觉得自己接这个案子失败了。但他还是尽了自己的努力。

– 你的小说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译本,听说有部分删节与改动,你个人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对的,我的小说现在有三部有了中文译本。这是最初的三部。但是,这三部中文译本都有比较大的删改。对此,我是不满意的,而且,我也不理解。比如,我不理解的是,我的小说背景是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的小说中比较重要的元素。上海是我生长的地方,这个城市也是十分重要,对中国有着象征意义的城市。可是,在中文译本里,都改成H市。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改?为了不让读者知道在上海,连地名、商店名也都改了。可是,滑稽的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杂志上的评论,又反而说,这部小说是关于上海的小说。所以,我不知道中国有关政府有关负责人是怎么想的。这是没有必要的。

– 从你1997年第一次重返中国到现在,十一年间,你觉得中国出版界是越来越开放,还是越来越封闭?

我觉得这又是很难简单地说,是开放了还是封闭了。很多东西都在变,也很复杂。中国人对外面的信息比以前肯定多得多了,不仅是出版,还有因特网。以前大家不容易知道的事情,现在也能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封闭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这些年,中国的物质主义越来越浓。所以,在中国的出版界,特别是文学出版,我不敢说其他出版,出版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越商品化。

– 在法国,宣传你的小说的海报大多贴在火车站,不少旅客在上车前到车站书店购买你的作品,带在长途车上消遣,你觉得可以把你的小说归为车站文学吗?你觉得你的小说应归为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

如果旅客能在繁忙的旅途中看我的书,有所收益的话,我也觉得很高兴。他能看我的书,能够笑一笑,也好。至于我的小说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小说,这还是要由读者来定。对我来说,当然不希望光写一个破案故事。比如说,我许多小说,一开始构思时并不是侦探破案的小说。比如第三本小说,红和黑,原来是考虑价值观的问题。在这种变化之中,人物发生了悲剧。又比如第五本,红旗袍,本来也是考虑文革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可是,在中国,文革还是大家不能提的一件事。作为作家,你会思考,文革到底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影响?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光想写一部侦探小说,我实在有自己的想法。也许,这就和刚才提到的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那样,可以在通俗的作品中有严肃的思考。

– 法国【世界报】这个月中旬开始到八月下旬,每天都会连续刊登你的系列小说集【红尘岁月】,你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些短篇小说总的构思吗?

这些年,在写关于中国的作品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认为对中国的事情,很难孤立起来看。比如一件发生在2008年的事情,就不能光从2008年看,它会牵涉到许多方面,与历史有关系。比如和文革、和文革以前的反右有关系。这在今天都会反映出来。历史都在那儿。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写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的种种变化,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变化,甚至包括冲突。在这样的前提下,用一种一年一年往下写的方法,当然也不是每年都要写。而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等等都要写。这样一来,读者可以发现,一件在八十年代发生的事,它和以前是有联系的,它的发生与结果和以前有关。

我的故事都发生在上海的一条弄堂,弄堂的名字叫红尘坊。红尘坊的人,和许多上海人一样,居住条件比较差,喜欢晚上出来,在弄堂口聚在一起,聊天讲故事。用一年一年讲故事的方式,故事和他们的弄堂有关系,和上海这个城市有关系,也和时代背景有关系。我觉得,讲故事本身应该有意义,而不同时间讲的故事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是有意义的,到七十年代这个意义就被怀疑了,到九十年代,这种意义就被讽刺了。当然,讲故事的人,自身也在变化。说到底,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和后面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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