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三无主义猖獗
尽管老鼠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并且它们中的小白鼠为人类医学实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他就没好印象。原因很简单，先民时代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劳动强度大且粮食产量低，就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得不“分给”老鼠一部分。为了少“分给”它们，农民收获之后农闲到来，就要和他们开展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一家之主率领家人堵老鼠洞，往洞里灌烟。此种情形在《豳风·七月》中有记载：“堵洞熏老鼠，北窗封好为将寒风挡。”（15：1-5）
老鼠极其顽强地参与了人类生活，以至于连千里征夫在想到家中的老婆时，也会想到它们的存在：“白鹤丘上叫，妇人家中叹。洒扫房门塞鼠洞，盼我把家还。”（15：3-3）
老鼠不仅参与人类生活，更与人类的政治相关联。这当然不是它们具有了人的智能，而是人类因自己的政治需要，用比喻手法之故。中华文明的西周末期和春秋初期，就已经十分熟悉老鼠的习性，悄然把它们“政治化”，如《鄘风·相鼠》即如此。此中的“相”字用得十分精当，是“观察”的意思，其诗曰：
老鼠有张皮，
卫国君臣无肃容。
如此失威仪，
不死天不公！（4：8-1）
老鼠有细牙，
卫国君臣无廉耻。
如此丧良心，
不死待何时。（4：8-2）
老鼠有四肢，
卫国君臣无礼仪。
如此丢天理，
趁早断了气。（4：8-3）
这首比喻巧妙但充满怒气的诗篇，在简短的三段中各用了一个“无”字（原话）：无仪，无耻，无礼。套用现代政治总结方式，可称为“三无主义”。但为什么卫国人民对统治高层即卫国国君有这么大的怨气呢？原因有三：
其一，贿赂风行，统治高层“开风气之先”，如《史记·卫世家》记载：“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这是西周中后期卫国贵族买到国君地位的贿赂案例。又有：“（共伯姬余弟）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姬余被迫自杀，其弟姬和自立为卫武公。此中“以赂赂士”就是用得来的赏赐转变为行贿资源，收买武士，杀了自己兄长。
其二，卫国税赋较重、刑法酷苛，到卫文公即位时（前635）才有所改观，“文公初立，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其中“轻赋”就是减少人民的税费负担，“平罪”就是尽量作到司法公正。
其三，卫国宗室内部淫乱成风。如卫宣公（前718即位）曾经与庶母夷姜私通，生了儿子姬伋，后来庄公死，二人“光明正大”地混在了一起，姬伋也成了太子。后来呢，卫宣公又强夺未过门的儿媳，占为己妾，并杀害了太子姬伋。老爹夺了儿子的老婆，又杀了儿子，应当说是三无主义的典型表现。卫宣公死后，齐国为了巩固齐卫关系，宣姜的哥哥齐襄公强迫卫宣公的儿子公子顽与宣姜乱伦。
如此腐败、苛刻、淫乱的统治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是自然的事情，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春秋时代的卫国是“三无主义猖獗”并不过分。其实，就宣姜本人来说，也未必就愿嫁给自己的老公公，并且卫国人民对她比较同情。于是，就有了《邶风·新台》的诗，诗曰：
美丽的新台矗立在黄河边，
河水不息地流淌。
齐女意嫁卫国美少年，
竟被老蟾蜍拦为妾房。（3：18-1）
新台的伟岸身影长，
河水依然浩浩汤汤。
未能嫁给美少年，
竟成了他爹的新娘。（3：18-2）
架网捕鱼，
赖蛤蟆混来烦人。
本来想与美少年相偶，
驼背公爹先登施淫。（3：18-3）
尽管卫国统治高层并不拿性丑闻当一回事，但是卫灵公还是技术性地回避了父、子、媳（妾）三方的关系，没有让宣姜进入卫国首都曹城（今河南滑县东南），而是让她住进黄河北岸的新台（故址在今山东甄城县境内）。卫国的民歌作者可能把宣姜想象的太好了，才把卫宣公说成赖蛤蟆，实际上呢，一旦人与权力捆绑在一起，无论男人或女人很难摆脱残酷的斗争模式。后来，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姬子朔，一个叫姬子寿。太子伋被害以后，子朔得为太子并接了宣公的班，是为卫惠公。
子寿是个正直的人，在父亲死前他就为保护太子伋而献出生命，留下一段兄弟相爱的悲壮故事：当时，子寿得知母亲宣姜与父亲宣公要在太子伋出使齐国的路上行刺的计划，就向太子伋透露消息，没想到这位同父异母哥哥却说：“逆父命求生，不可。”这样，子寿就冒充太子引诱刺客，刺客不辩，杀了子寿；正直的太子伋很快赶到杀人现场，对刺客说：“你们杀错了人，该杀的是我。”于是，又搭上了一条人命……
14．2魏风何激扬
诗经中的老鼠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是卫国的“政治老鼠”，而是魏国的“经济老鼠”。当然啦，这些“经济老鼠”的政治地位也不一般，无一例外地是贵族人物。
魏风所录全为春秋前期作品，即晋献公于周惠王十六年（前661）灭魏之前的民歌。此时之魏，与三家分晋后的魏国不是一个概念。春秋前期灭亡的魏国建于西周时期，《史记·魏世家》记载得很简单也比较混乱：“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三家分晋后的魏国其君主虽然也姓毕，并且是毕公高的后代，但不是“继绝世”意义上的复国，而是新创国家。其君主叫毕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王室正式承认韩、魏、赵三国的诸侯地位，此三国皆为战国七雄之一。
春秋时的魏国都城，约在今天山西省的芮县东北。换句话说，《鄘风·相鼠》是以相当于今天河南的老鼠为起兴之物的，而《魏风·硕鼠》是以相当于今天山西的老鼠为起兴之物的。《硕鼠》一诗写得很悲愤，也很形象，活脱脱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跃然纸上”，当然春秋时代尚无“纸”的概念。诗云：
田鼠大又大，
我种黍来你别抢。
多年伺侯你，
你从不给我一点恩赏。
我发誓要摆脱你，
找到乐土享受幸福时光。
心中的乐土啊，
我真地天天渴望。（9：7-1）
大大的田鼠，
我种的麦子你别祸害。
伺侯你多年，
你却从不给我优待。
誓要摆脱你，
寻找欢乐国度躲此灾。
国度在心啊，
盼那天早来到。（9：7-2）
肥胖的田鼠，
别在祸害我的幼苗。
多年小心待你，
你却对我没有任何回报。
摆脱你这可恨的家伙，
寻找我那欢乐之郊。
我心中的乐郊啊，
那里再也没有人哭叫。（9：7-3）
民歌作者的悲愤是通过哀求的口吻抒发出来的，他哀求肥胖的大老鼠可怜可怜他这个老农，别抢吃黍子、别糟蹋麦子、别祸害幼苗，但是老鼠不会理会他的请求，因为消费人类的劳动成果是他们的天性。农夫无可奈何，决心选择逃离老鼠统治的办法，寻找“三乐”：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总之，要去寻找心目中的理想环境。
理想的环境就没老鼠吗？
有的。
于是，老鼠在理想环境的反衬下就显出了“人形”，甚至说“人鼠”还不如老鼠，正如《鄘风·相鼠》中作者痛骂“如此无良心，不死待何时”。对于这首诗的政治含义，自古到今没有太多的争议，不管是“刺重敛”还是“向往乐土”，都是反映“经济老鼠”无理性的侵夺。《毛诗序》说：“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看起来魏国的风气还不算太坏，毕竟作为顶尖级“经济老鼠”的国君还对人民有畏惧之心，还有些羞耻之心。朱熹与《毛诗序》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这不一定是专骂国君的诗篇，而是指斥“有司”即当官的，所谓“此亦托于硕鼠以刺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
图14：坐享其成
图解：老鼠虽然肥硕，但比起人类的劳动成果，他还是“小东西”。这个“小东西”可以祸害一只体积大他几十倍的巨瓜，也可以慢慢享受一仓粮食。
图源：清代画家朱耷《瓜鼠图》（局部）
不管是刺其君还是刺有司，其批判风格却是十分强劲的。当我们的哀求与讽劝不起作用时，那我们只好抛弃你们。虽然历史典籍没详细记载春秋初期的魏国灭亡经过，但可以肯定地说，魏国统治阶层的贪婪导致了民众的大量逃亡，才致使晋献公有机可乘。当然，面对司马迁《史记》的草草记载，如“其后绝封，为庶人”。我们又陷入一桩“历史公案”中：既然国姓贵族已经得不到周王室承认，统统降等为平民，那么魏国是由什么人来实施有效统治呢？如果有一个“自治”性质的集团存在，那么可以说朱熹说“刺有司”的说法比较准确，而《毛诗序》的“刺其君”就有些想当然。如果没有一个“自治”集团，那么也不存在晋献公“伐”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必组织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方式来吞并其地，直接派员统治就是了。对于这两种情况的历史推测，特别是对《史记》重大历史事件晋献公十六年的扩张战争之记载，我们应认为产生了《硕鼠》诗篇的魏国一直有一个相对有效的统治集团，并且为了这个统治随着统治力的衰败也不再“畏人”，而是进行几乎丧失理性的横征暴敛。
他们的横暴，在另外两首诗中又得到反映，分别为《葛屦》与《伐檀》，其中《伐檀》是与《硕鼠》并列的批判名篇。《伐檀》中关于劳动与收获关系的三段质问，可以说比卫国人民对三无主义的批判更有力度，诗曰：
你不种不收，
为什么还取三百禾捆？
你不狩不猎，
为什么庭院挂有猪獾？（9：6-1）
你不种不割，
三百捆禾何以取？
不狩不猎，
院中挂着大兽是何意。（9：6-2）
不种不获，
三百捆禾你取之何当？
不狩不猎，
院中鹌鹑做何讲？（9：6-3）
在这种强劲批判力度的对面是一群毫无廉耻感的贵族集团，所以诗人在每一段问话之后都以肯定的口气进行否定。如果不是这种巧妙的表达方式，几乎让我们忘了该首诗的艺术性所在。
问完“猪獾问题”之后，作者说：“他是君子，不会白吃饭。”（9：6-1）
问完“大兽问题”之后，作者说：“他是君子，不会不讲理。”（9：6-2）
问完“鹌鹑问题”之后，作者说：“他是君子，不会白沾光。”（9：6-3）
事实上呢，称为君子的人们不仅白吃饭，还不讲理，对白沾光也安之若素。如此的丑陋，没有胖老鼠的画像来进一步诠释，就不会生动。魏风将《伐檀》作《硕鼠》前一篇的编辑方法也实在是匠心独运，甚至说一如邶风、鄘风与卫风几为一体一样，《伐檀》和《硕鼠》也可成为一体。由于这个实质性的“一体化”存在于历史，历史上借硕鼠的败坏形象进行批判的诗篇，实际上也内含了《伐檀》的批判精神。晚唐诗人曹邺的讽刺诗作就接续了《伐檀》与《硕鼠》的批判精神。其诗《官仓鼠》云：“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官仓的老鼠可比直接与农夫作对的田野之鼠逍遥多了，丝毫不再需要“贪而畏人”的羞涩感。人啊，你来就来吧，反正仓库就是我的家，我比你们呆在这里面的时间长多啦！高级官僚可比低级官僚舒服多了！我不管你们那些税吏、衙役怎么把粮食敛上来，反正不能误了我消费、降低了我的生活水平。问题，就这么简单！
作为晚唐诗人的曹邺对诗经的平民精神与批判风格全面继承，除了不拘于声律并反对浮华诗风之外，他还以民谣的方式写作，如其《捕鱼谣》有曰：
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
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
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
其中的“冯唐”是个历史典故人物，因王勃《滕王阁序》中“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语而著名。冯唐在汉文帝时，做过中郎署长、车骑都尉那样的中级中央官员；到了文帝的儿子景帝时，又做了楚国国相那样的地方高官；到景帝的儿子武帝时，下诏求贤良出任中央高官（可能是丞相），有人推荐了冯唐，但是此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无力再出任公职。无论王勃的《滕王阁序》还是曹邺的《捕鱼谣》，引此典故都是对人才得不到及时发现、举荐而叹息。
此为题外话，所以关于李广的典故就不再解释。
14．3衣奴的愤怒
魏风总共七篇，有三篇是批判贪腐行为的作品，实在是国风中最具批判力度的作品小集。《伐檀》与《硕鼠》为历代所重视，相对地，《葛屦》则常被后世所忽略。根据春秋时代奴隶阶层的分工情况看，诗中的缝衣女人是“执针”那类的女奴，用现代语来表达就是“衣奴”。衣奴虽然地位低下，但她们同样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按《葛屦》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之态度来看，可以断定该诗就是衣奴本人所作，进而该诗也成为诗经中唯一的“女奴作品”。
屦，音“巨”，是夏天时穿用鞋子，一般用葛绳编成，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凉鞋。衣奴以葛屦起兴，表达了自己对女主人的看法：
一双破旧的葛凉鞋，
你要陪我迎来满地的寒霜。
纤细的弱手，
还要缝制衣裳。
提着衣领和衣带，
等女主人试穿身上。（9：1-1）
衣服得体她高兴，
翩然向左转，
随手又戴象牙簪。
此人心真窄，
我写此诗来批判。（9：1-2）
这首短诗的作者地位与她服侍的女主人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女主人穿上好衣服，自顾自地高兴，先是转身而后又戴上象牙簪子，好像衣奴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秋天来了，你穿上了华美的衣服，我还没有换下凉鞋，不求你赏赐什么，一句安慰的话总该有吧？
没有。
衣奴本身就是辛苦的行当，甚至到了后世，她们取得了平民身份，仍要受贵族的欺压和社会的歧视。中国俗语有云“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就表现出了这种文化内含。其中制衣手工业者，当属“店”类，即开制衣店一类的“低等人”。不过，人们认为“店”的狭义多指饭馆、旅店之类的地方及其从业者，所以将“衣店”及从业者归入此类有些勉强，但是考察隋末唐初的情况，制衣者的社会地位仍然是很低的，有的女工甚至要受到人身污辱。如生活在隋末至唐初的诗人王梵志有组诗《敦煌掇琐》，其一即为写制衣者的境遇：“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夫婿暂时无，曳将仍被耻。未作道与钱，作了擘眼你。”
诗中的两口子同为到权势人物指定地点作工的制衣人，当男人稍不在现场的时候，雇主就调戏女人。女人反抗不果，受了雇主的污辱。没办法，无论女工还是男工都不敢对此事进行交涉，自认命苦。谁让咱是“自来奴”了？谁让咱是“官人婢”了？但是干完活儿，你得给钱呀！
给钱？雇主起初是这么说过，到了算账时，他翻了脸、瞪起了眼：“滚，滚蛋！给什么钱？”
到了晚唐，情况似乎有些改变，但是制衣人社会地位低下形成的社会心理暗示仍在起作用，正常人家或稍有点社会地位的人家，都不娶制衣女进门。晚唐诗人秦韬玉那首流传不绝的《贫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诗曰：“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还好，世事流变，到今天“为人作嫁衣”已经半成语化，成为表扬助人为乐、甘当配角好风格的用语。不过，我们仍无法忘记历史上那位伟大的衣奴，因为她写出了《葛屦》一诗，才让我们在文明传承中注意到了那个边缘化的群体。
那位用纤纤十指为别的女孩作嫁衣的唐朝女子，不也是诗经的女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