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风雅颂》还没读过，说三道四应是评论大忌。但看到大家伙儿争论得火热又不得其所，就忍不住说几句凑一凑热闹。
批评者认为，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一名网友更是表现激烈，他见北大被写得龌龊不堪，就“一个人跑到三角地，把书给烧了，我劝大家也去买了烧！爱北大的同学们都去买了烧，免得谬种流传，损害北大百年声誉！”（《我烧了阎连科的〈风雅颂〉！》）
但阎连科却大喊冤枉，当然，他的鸣冤叫屈中也柔中有刚：“如果硬说是我写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有什么不可以让人写呢？又不是什么‘重大题材’，你们何苦呢？再说，写北京大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仅仅是写了个‘清燕大学’，这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仅仅因为是一个词语就如此大动肝火，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你们都是教授，都是博士，应该有些文学的胸怀。应该明白，小说的好坏，不在你写了哪里，或像是哪里，不像哪里。好与坏，应该从文学的本身去讨论。不然，就会有些可笑和幼稚。”（《阎连科访谈：〈风雅颂〉未妖魔化北大》）
这样的争论虽能赚取眼球，却显得有些小儿科。作家写小说，读者自动对号入座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我以为，只要作家选择的是小说文体，而非新闻、通讯、报告文学，读者便大可不必动其肝火，把小说里的事情当成自己家的事情。读小说若老惦记着对号入座，不仅累，而且容易遮蔽视线。一激动就焚书，也容易出事。万一焚书者被抓个现行，你说你冤不冤？
但这并不意味着阎连科的写作没有问题。三年前，阎连科写出个《为人民服务》，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我就有一肚子话想说，却终于忍住。总觉得四年前，阎连科还有《受活》面世，当时评论界叫好者不乏其人，但我读了几下，却觉得是假模假式假招子。《受活》有“后记”，“后记”对现实主义大发其火，大叫其板。其核心意思是，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与真实无关，而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似乎从此之后，阎连科的作品就有了许多美名：魔幻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不宜展开。但我以为，既然你的写作还要和现实主义沾亲带故，就得遵循现实主义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比如，细节是否经得起推敲，环境是否真实可信。批评者认为，阎连科对当今的大学生活缺少了解，“因为不懂，所以放肆”。如果此说成立，那《风雅颂》不管你写的是北京、南京还是东京、西京的大学，就都有了硬伤。不妨设想一下，假如狂想现实主义只剩下狂想，因而成了狂想主义，这作品还有看头吗？
大学也有大学的问题。我在大学里待了不少年头，对大学中的问题就尤为敏感，但到现在为止，还没见到能把大学写好的小说。前几年张者写过个《桃李》，便是以北大为背景的，但我觉得写得一般。大学中的许多问题当然需要认真反思，加以批判，但小说家的批判并非新闻记者的猎奇式报道，也不是道学家的愤怒声讨。明代画家顾凝远有一个观点：画家画画，只有做到“深情冷眼”，方能“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画之，生意出矣”。我想，作家写人状物，也是需要“深情冷眼”一把的。若深情不够，冷眼多多，弄不好作品就成了二五眼。当代中国，作家成堆，每年出版的作品也不计其数，但能掌握这条艺术辩证法原则的作家似不多见。所以我们总是读不到满意之作，也属正常。
无论《风雅颂》读后是否满意，我已决定去买一本。否则，提前预支了这些想法而不读作品，我就亏大发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