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略懂编剧之道的人都知道，当他们灵感枯竭、黔驴技穷的时候，只要加插一段追逐就可满足观众（When in doubt， throw in a chase）。不知道香港特首曾荫权及他的智囊有没有学过编剧，但他最近的管治之道似乎是：
一见形势不对就派钱（when in doubt， throw away some money）。他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承诺申请一百一十亿港元（约十四亿美元），推行十项“纾解民困”措施，美其名是要帮助基层市民和中产人士面对通胀所造成的压力；但政府等到立法会会期最后一刻才提出这些措施，究竟是要应别人还是自己的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问题是以“收买”的方式管治註定失败。“派糖”作为一种收买人心、安抚民怨的策略往往会弄巧成拙（self-defeating），因为政府再多储备和盈余，也没有可能收买所有人。於是，政府每派一次糖，就会亲近一班人和疏远一班人，制造一批受惠者和一批受忽略者。这不仅会制造新的矛盾和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更会“激进化”（radicalize）香港政治的文化、实践和生态。
原因是当政府放弃制定综观全局的策略性视野（strategic vision），而暴露了其政策的“反应型”（reactive）甚至“他人导向”（others-directed）本质，它便无可避免地会被民意和传媒牵着鼻子走。既然“政府派糖”变成一个胜负分明的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受忽略的人（the excluded）必定比受惠的人（the included）更勇於表达意见。结果，抗议政治（protest politics）大行其道，政府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能力江河日下，而市民对政府管治能力的信心亦不断下降。
“花公帑买民望”固然不智，更愚不可及的是冥顽不灵地为“亲疏有别”砌词狡辩。曾荫权说他心目中真正的“亲”是亲近市民，以市民的利益为先；“疏”是疏远市民，以自己的政治利益为先。如此厚颜无羞地指鹿为马、自打嘴巴，令人无法相信出自香港行政长官之口。值得深究的是为何一向善於计算、懂得随风转向的曾荫权，竟像香港电影人那样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视香港人如记忆力严重衰退、头脑简单的乡愚笨伯﹖
是它低估了媒体的力量、香港人掌握资讯的能力，还是我们一直高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可以肯定的是，曾荫权要在这个资讯爆炸、媒体发达的全球化网络时代实施有效管治，便要及早放弃他那一套在解释“亲疏有别”与“民望如浮云”事件上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愚民政策。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戏，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实话实说﹔可是说谎也有说谎的规则和技巧。政治领袖要慎言，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像鬼魂一样走来缠住他”（come back to haunt him）。
曾荫权两年前说政党的亲疏有别，今日在民怨沸腾、饱受批评之际提出一套亲疏有别的新解。那一个曾荫权是真情流露，那一个是言不由衷，不是已经很明显吗？老百姓并不是天生多疑的，他们大都愿意相信执政者所说的话，美国心理学家占姆斯（William James）将这种人类容易相信宗教和权威的本性称为“信的意志”（will to believe）。问题是你要老百姓运用他们“信的意志”，那么你说的话就算不是完全真实的（true），也至少是可信的（credible）。公共行政理论强调的，是政府的公信力（credibility），而不是它的诚实（honesty），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当一个政府在众目睽睽之下说一个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谎言，后果可以是灾难性的。它会直接影响政府管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因为说到底，没有人愿意被比自己愚蠢的人统治。香港不少精英始终怀念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无法接受中共政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智慧没有受到尊重。
共产党的统治其实是一种精英统治，它的合法性建基於一种“党永远是对的”（The Party Knows Best）的精英思维。近年来中国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正因为它反证了党这次是对的。从这个角度看，曾荫权的管治能力不如大陆的共产党│他没有为香港人尽力争取民主，却一次又一次承认“人民永远是对的”（The people know best）。
林沛理，《瞄》（Muse）杂志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