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难受的东西是，作家在一种愤怒的情绪中，对题材进行了粗暴的处理，以同样的姿态对待他所憎恶的粗暴现实
阎连科是我很尊敬的一位作家，他始终用良知和勇气在写作。他对现实中的种种丑陋充满愤怒，他不能原谅自己的怯懦和退让。在谈到以前的作品时，他说“我一直后悔，为什么不豁出去”。“我想恢复我的元气”，于是他写出了新作《风雅颂》。
遗憾的是，这本书看得我非常难受，最终未能卒读。而且，我不得不去找出有类似情节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来重读一些段落，又回想了一下库切的《耻》中的片段，还怀念了一下索尔·贝娄，然后才能勉强入睡。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如此难受？是报纸上津津乐道的阎连科影射和攻击北大吗？当然不是，大学人文精神的沉沦是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些批评家所说的，该作家只能写农村题材，而不该染指他不熟悉的大学校园吗？正是这个批评让我想到上面几位写校园阴暗面的教授作家。可是，罗琳不熟悉魔法学校，不也写出了《哈利·波特》吗？奥威尔不熟悉极权社会，不也写出了《一九八四》吗？
现在我想明白了，让我难受的东西是，作家在一种愤怒的情绪中，对题材进行了粗暴的处理，以同样的姿态对待他所憎恶的粗暴现实。这部小说的故事无疑是不无天才的构想：大学校园斯文扫地，《诗经》学者杨科失意受辱，又被送进精神病院，然后逃回老家县城。他的《诗经》课遭到学生冷遇，却颇受精神病人、风尘女子欢迎。最后，他带领众人逃向“诗经古城”。但是，作家一开始就对大学校长、教师进行了脸谱化的简单描写，尤其是对权色交易进行了社会新闻式的揭露，为后面的写作定了调，使得整部作品成为流于表面的观念演绎。
现实比小说更粗暴。《风雅颂》出版之后，北大学生对号入座，贴出了《我愤怒：阎连科在<风雅颂>中诋毁北大！》、《我烧了阎连科的<风雅颂>！》等网文。前一篇网文称“他几乎在杜撰诋毁我的母校！”是“乌七八糟胡编乱造”的“写作滑铁卢”。后一篇网文说，“我一气之下，把书给烧了，我劝大家也去买了烧！爱北大的同学们都去买了烧，免得谬种流传，损害北大百年声誉！”“你自己得了好处，却是以损害国家和同胞的形象换取的！”也有北大教师出来说，阎连科不尊重学术，“因为不懂，所以放肆”，“结果便是扭曲，便是妖魔化知识分子”。
这些声讨和行为显然适得其反，招来了对北大更多的“诋毁”和“妖魔化”。北大师生认为有人写小说影射北大，当然可以不满，可以愤怒，但是因此就要上纲上线，甚至焚书，那就太粗暴了，本身成了大学人文精神沉沦的鲜活例证。把小说的粗暴和现实的粗暴放在一起看，真有些“庄生梦蝶,难分彼此”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是对我所尊敬的阎连科先生的大不敬。
真诚的愤怒并没有错，那是生命的激情，是对社会的责任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法拉奇在“9·11”之后写了一篇长文《愤怒与自豪》，宣称“由于某种愤怒而生气是冷静、清醒和理性的”。她引用非洲诗人马亚·安杰洛的话说：“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但是，很多人分不清愤怒与粗暴的区别。“文革”中的红卫兵分不清，现在一些被称作“愤青”的网民也分不清。一些对二者进行批判的人士也没有分清，往往连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愤怒并不是粗暴，也不是粗暴的孪生兄弟。现代社会用法律诉讼和抗议游行来替代以牙还牙和揭竿而起的古老法则，就是分清愤怒和粗暴的努力。
愤怒，但不要粗暴。那些自以为被冒犯的北大人，可以去讲理，可以去抗议，也可以去打官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那就是要走进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不管他的角色是正面还是反面。巴尔扎克一定是愤怒的，但他不会错过一个门环上的花纹；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一定是愤怒的，但他和杀人者一起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