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山东科技大学王春秋校长阅兵大典》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帖子里是几张照片，显示该校校长乘阅兵车满面春风地检阅军训新生。这张照片引发了部分网友的反感，纷纷质疑大学校长是否应当乘车阅兵。
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出自山东科技大学的官方网站。“经过近十天的青春淬火，山东科技大学级新生圆满完成了军训任务”，该网站刊出图片新闻《山东科技大学隆重举行新生军训闭训仪式》，图文并茂地展现了闭训仪式：英姿飒爽的“学生军”方队，刚劲有力的军体操表演，首长颁奖、领导讲话……这一切与人们平时见到的军训闭训仪式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问题” 似乎就出在了其中一张照片上。在这张领导检阅的照片中，该校校长王春秋在负责军训的当地野战军某部政委的陪同下，乘着牌号为“阅兵—001”的越野车上，面带微笑，戴着白手套，挥手检阅，一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儒将派头。
山东科技大学校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张照片是真的，校长之所以选择登上阅兵车，是因为该校有六七千新生军训，规模较大，“同时校长和部队领导检阅时乘坐的敞篷越野车也是由部队安排的，这样可以激励学生的士气”。然而，让校方始料不及的是，这张图片被网友看到之后，转贴到若干论坛里，起初只是说某校校长阅兵，但在网络迅速传播的过程中，山东科技大学及其校长王春秋都成了“关键词”。正面新闻变成了“负面新闻”。
和其他网络传播事件一样，很快有网友又开始套用起“最牛……”句式，称王春秋为“历史上最牛的大学校长”。王校长会乐于接受此一殊荣吗？还有一些网友开始直接批评乃至嘲讽这位威风凛凛地阅兵的校长，甚至拿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的人物丁春秋来做类比。
丁春秋是何许人也？看过小说《天龙八部》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人都知道，丁春秋乃星宿派教主，自称“星宿老仙”，门下弟子众多。星宿派武功并非天下第一，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肉麻不要脸的功夫，却是世上无双。每逢“老仙”出场，都要摆出种种风光显赫的排场，要求众弟子又是丝竹又是钟鼓，还如唱戏般高声称颂：“师父功力震烁古今……”高帽与马屁齐飞、法螺共锣鼓同响。而一旦丁老怪被打败，他的徒子徒孙们马上树倒猢狲散，恬不知耻地改投到更强大的主子门下。要论不要脸的帮主和下场最惨的帮主，丁春秋可谓前无古人。然而，大学不是帮派，大学校长也不是帮主，王春秋享有丁春秋的名号，于王校长而言、于山东科技大学而言，显然都不是美誉。
丁春秋的帮主已经垮台了，而王春秋的校长仍然稳若磐石。这就是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巨大差别。在中国的大学当中，喜欢阅兵的校长和书记，当然不止王春秋一个人。王校长只是偶然间不幸地成了网络红人而已。后来有好事网友又挖出了一批“阅兵校长”，比如人民大学的程天权，长春理工大学的徐洪吉，广西师大的梁宏，三江学院的陈万年，浙江工业大学的汪晓村……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没有结尾。
此前，喜欢阅兵的多为大大小小的党政军的官吏。因为军警乃是国家暴力机器，乃是权力最为赤裸的外壳，官僚们得意洋洋地检阅列队的军警，乃是向老百姓展示其拥有的权力。那种滥用权力的骄横与快感，如同春药般让这些官僚们浑身发颤。这些官僚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而理所当然地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奴隶主自居。阅兵的时候，他们气壮如牛地宣示：“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其潜台词却是：“人民贱如蚂蚁，人民当为我服务。”其实，小丑阅兵，兵亦阅小丑。如一民间笑话所云：一官员阅兵，向士兵们致意说：“同志们辛苦了！”士兵们异口同声地答曰：“领导辛苦了！”官员再说：“同志们晒黑了！”话音未落，士兵们高声答曰：“领导更黑！”由此可见，作孽者的夸耀不会长久持续。狂妄者必自取其辱，并自取灭亡。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阅兵活动的主角，官阶越来越往下沉。若干县长、乡长等低级官吏，亦悍然组织小型的阅兵仪式。当今吏治之败坏，由此可见一斑。
那些竭力在“阅兵”仪式中充当主角的人，皆为心理变态的权力狂。当年，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出巡，刘邦感叹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宣称：“吾可取而代之！”一含蓄，一直白，骨子里的想法却是一致的。秦始皇、刘邦和项羽都以追求权力为己任，他们的自身价值只能折射到类似于阅兵的宏大场面之上，通过对千千万万人的控制和奴役，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权力欲望。美国心理学家布兰察德在《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中指出：“政治专制者往往集施虐者和受虐冲动于一身……随着他力量增大（在追随者的人数上、军队的力量上以及舆论的支持上），这种力量感就会将他个性中潜伏着的施虐的能量释放出来……他们梦想着来自于敬仰他们的大众的欢呼，梦想着后代在他们的墓前为他们哭泣。”专制制度将每一个追随者和支持者都变成权力狂人，而盛大的阅兵式、游行、大会、体育活动等，都是让“我”迅速融入“我们”的重要手段。因此，越是专制的国度，越是喜欢举行阅兵仪式。
如今，“阅兵爱好者”的队伍又从大小官吏、将军、公安局长、消防队长等扩展到大学校长甚至中学校长当中。大学校长变将军，大学校园变军营，便意味着大学精神的完全丧失，正如评论家曹林所指出的那样：“军队的任务是打仗，打仗需要严明的纪律，而大学的任务是传播思想和传授知识——这需要自由、平等、张扬个性的氛围。师生、校长与老师、校长与学生间应是平等的关系，学校应习惯通过循循善诱的教育过程让学生接受真理。校长不是什么官，而是师生的服务者；不是行政体制中的上级，而只是一种事务管理者。显然，校长仿效军队首长那样乘车阅兵，挥手致意那一瞬间，给了公众非常恶劣的官本位刺激。”大学的衙门化，让不同的大学在权力体系中占有不同的等级。有副部级的大学、有局级的大学等等，因此也就对应地有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和局级的大学校长等等。在此格局之下，今天的大学校长对效仿蔡元培、成为教育家并不感兴趣，惟独对提升本人的行政级别“情有独钟”。
于是，教育者、服务者、传道者，摇身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成了权势嚣张的奴隶主。有了喜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也就有了以奴役学生为目标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中学毕业生一进入大学，首先就得接受为期数月的军事训练呢？显然，这不单单是出于“国防教育”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并没有面临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近两百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对大学新生进行军训，更多是出于当局的意识形态灌输的需要。因此，与其说军训是身体的磨练，不如说是思想的洗礼。如果不是多年来的军训，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呢，他们为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而大声叫好，甚至跑到家乐福超
市门口去暴力恐吓购物者？
当我看到一张张大学校长举手检阅军训大学生的照片的时候，恍惚觉得回到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德国学者古多•可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中描述了纳粹的教育是如何泯灭人性的——“他们一生都不再有自由”，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发出的这个阴森恐怖的威吓变成了几百万德国男女的命运。这个独裁者为“他的青年人”将“一体化”做了具体的策划：十岁参加少年队，十四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然后再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以及应征参加国防军。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许多人的牺牲根本就是自愿的：“为元首、为人民和祖国而死是一种荣誉，一种义务，人们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许多时代的见证人认为，这正是他们这些十多岁的青年人，为什么毫不反抗地就进入了这场战斗的原因。活下来的人在战争之后才知道，他们要为之牺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祖国。
这些德国青年成为各种阅兵式中的一员，他们参与到潮水般的方阵之中。作为个人，“你”消失了；作为集体，“你”又融入“你们”之中。正如古多•可诺普所指出的那样，在德国的历史上，这之前青年人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青睐——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虐待。他们常常是觉察不到地坚持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积极活跃、遵守纪律且又满怀激情地适应独裁制度的年轻人受到欢迎——他们是希特勒的炮灰。在今天的中国，那些心甘情愿地、甚至引以为骄傲地参与阅兵方阵的大学“新鲜人”们，虽然不会被送上战场送死，但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已经由此荡然无存了。
在今天的中国，既有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也有爱被阅兵的大学新生，大学遂沦为文明的废墟。从丁春秋到王春秋，武林外史还会继续演绎下去。当年，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今天，谁来救救大学生，谁来推倒阅兵台？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