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专政派”对周扬步步进攻
选择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开刀，发动全党全国全军“清除精神污染”，这是专政派“反自由化”大战略的一场关键战役。表面上看，“清污运动”是一场灾难，全国鸡飞狗跳、国际形象
受损、改革开放中断。但对邓小平和专政派来说，不但除掉了一个“自由化祖师爷”周扬，而且给胡耀邦贴上“涣散软弱，反自由化不力”的政治标籤，让这个总书记从此无力推行他的“全面改革”大
战略。
专政派“反自由化”大战略对抗胡耀邦“全面改革”大战略的进程大致如下：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胡耀邦提出“全面改革”。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周扬在报告中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心思想是“以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异化”。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胡乔木到周扬家中发难，但言辞闪烁.周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问他：“我讲了异化，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你认为怎样？”胡乔木避不回答。
原来他只是听了邓力群说辞打上门来，自己毫无准备。等回去查了一通马克思语录，才给中宣部郁文打电话说：“异化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把它不加区别
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邓力群组织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等四人在中央党校会议批评周扬.黄楠森说：“异化就是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用说社会主议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充满矛盾
”，但又说周扬“滥用异化概念”，自相矛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关於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专政派发动“经济倒胡”。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叶剑英、邓小平阻止“经济倒胡”，封存胡乔木、邓力群彙整的“倒胡”材料。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邓力群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中宣部关於〈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发表周扬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送交中央书记处。邓力群的报告建议撤销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
务、并建议中顾委找周扬谈话，要周扬做自我批评.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邓力群报告。胡耀邦说，报告涉及具体事实应与本人核对，书记处不做结论。习仲？明确反对邓力群要周扬认错.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胡乔木主持中宣部开会，核对邓力群报告中的“事实”。周扬当面批评胡乔木撒谎：“你这个人讲话，从来都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是另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究竟信你
哪个？”周扬还说：“你的做法不正派，我是反对你个人，怎么你就是中央？”周扬在中宣部会后写信给胡耀邦，说明邓力群报告如何歪曲事实。
四月二十日，邓力群把修改后的报告再度送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不予理会。
但专政派并不罢手。一九八三年三月“经济倒胡”失败，使专政派得到三点教训：第一，“倒胡”必须取得邓小平、陈云两边支持，只靠陈云一边搞不倒胡；第二，为取得邓、陈两边支持，光抓经
济问题也搞不倒胡，必须把重心转向政治问题，通过打周扬强化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战略；第三，为防止地方反弹，还必须找几个“自由化”的地方领导人开刀，杀鸡儆猴。
一九八三年四月以后，邓力群编制“七种研究材料”（包括《马恩列论异化》、《社会主义国家持不同政见者论异化的文章》、《中国已发表的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等），仍从周扬的“人
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下手，把“政治打周”作为“政治倒胡”的第一步，争取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这一步成功了。
邓力群的“七种材料”不但送邓小平、陈云，还送给王震、李先念、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王鹤寿等一批专政派老人，让他们在邓小平周围制造“反自由化”空气。
一九八三年八月，邓小平已经胸有成竹。他既看了邓力群的“七种材料”，听了专政派老人的“舆论”；又收到周扬来信，周扬在信中谈到毛泽东对“异化”的看法，还附上十八条“马克思论异化
”的语录。这时他找胡乔木来听取“？报当前思想领域情况”，然后对胡乔木说：
“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我准备在二中全会讲一讲，以“灵魂工程师的责任”为题”。
胡乔木建议题目要“更放大”，讲“思想战线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邓小平又找邓力群谈二中全会讲话稿，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邓小平对“异化”问题开金口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邓小平的讲话稿由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后送给邓小平，当天邓小平找邓力群讲了一篇话：
“早已收到周扬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
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
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
话。”邓小平这篇话，使专政派如获至宝。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里写道：
“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我、使乔木都有了一个提高。听了这次谈话，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我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
的长篇发言。胡乔木看了这谈话，他的《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是周扬送了十八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
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这的确是邓小平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仅仅半年以前，专政派“经济倒胡”期间，胡乔木讲“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邓小平对胡乔木表示生气，指责他“这样讲过头了”。这回邓小平
自己讲出“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虽然语气直接指周扬，心中也包括胡耀邦，当然还有毛泽东.因为周扬点出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的分歧，打中邓小平的要害：在思想文化领域邓小平比毛泽
东更“左”。
邓比毛更斯大林主义
邓小平与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们的分歧在经济领域，政治思想领域他们都是专政派，都比毛泽东更斯大林主义.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批斯大林旳“左”（教条主义），邓小平、胡乔木都消极观望。等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反右，批赫鲁晓夫的右（“修正主义”），邓小平、胡乔
木紧紧跟上，而且表现得比毛更“左”。
这回周扬给邓小平的信，点出毛泽东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邓小平联想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出“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意思是周扬的异化论“导致”毛的文革。而邓小
平口中的“文革”，与我们大家认识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完全不同，指的是“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且总是连带“西方民主”、
“议会制”、“三权分立”等放在一起批。实际上是藉口否定“文革”来否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人类普世价值。而对“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邓小平不但不“否定”，还要“坚持”
。
“清污”为名，除周倒胡为实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原来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央关於整党的决定》，准备自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以适应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邓小平讲话（十月十二日）把会议重心转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扬.邓小平说：“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热衷於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
义和所谓“异化”，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可见理论界思想混乱到
什么程度！”这一段是针对周扬的。还有一段说：“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採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这是针对胡耀邦的。据邓力群在《自述。十二个春
秋》中所述，针对胡耀邦的这一段，是王鹤寿看了邓力群替邓小平起草这篇讲话后建议加进去的。可见胡耀邦的这位在延安时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一九八三年就准备对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会后，邓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吴冷西通过他们控制的中宣部和电视广播系统，敦促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公众人物，每天轮流三、四个省，在全国联播节目表态，声讨
“精神污染”和“人道主义、异化”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从而把“清污运动”从思想、政治领域迅速扩大到全国城乡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农村、部队，在社会上造成种种紧张、
混乱现象，严重冲击全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邓小平师承毛泽东耍两面手法
邓力群部署“清污”造成全国混乱，遭到习仲？、万里、方毅等人反对。万里提出“农村不能搞清污”，方毅提出“科技部门不搞清污”。胡耀邦也听到地方上的反弹，在出访日本前夕（一九八三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给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要各地注意停止推行邓力群、吴冷西部署的“不叫运动的运动”（邓力群语）那种做法。后来邓力群攻击胡耀邦“抵制清污，二十八天就刹车
”，就是指十月二十五日邓力群、吴冷西部署“清污运动”到胡耀邦“叫停”为止的二十八天。
邓小平则态度暧昧。他自己在二中全会点的火，邓力群把火烧大了，他又怕影响自己的国际信誉，怕影响全国经济；一度对胡耀邦表示“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他那篇二中全会讲话不要收进《
邓小平文选》，还想撤掉邓力群的中宣部长.接见外宾时，邓小平说“天塌下来胡耀邦、赵紫阳顶？！”另一面，邓小平又叫胡乔木逼周扬“做自我批评”。邓小平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
报纸上，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
邓小平用两面手法对付胡耀邦，同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对付邓小平如出一辙.毛泽东既要靠“四人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要靠邓小平“整顿”经济，所以忽而支持邓小平批“四
人帮”的“左”，忽而支持“四人帮”批邓小平的“右”。邓小平师承毛泽东，忽而支持胡乔木、邓力群那种“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倒胡打周清污；闹到天要塌下来时，又要胡耀邦、赵紫阳去“顶？”
。
专政派看透了这一点，只要政治上不断去挑拨胡耀邦同邓小平的“分歧”，不怕打不倒胡耀邦。邓小平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在政治上支持专政派打击改革派，可以无所顾忌；因为党国元老绝大多
数都站在“反自由化”即反改革一边。而在经济上支持改革派，邓小平却顾虑重重，忽进忽退；因为以陈云为首的一大帮党国元老并不站在改革开放一边。
（未完待续）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於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