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宣传画,1973年秋创作)是对激进主义政治思想谱系最成功、最典型的视觉审美表现。 |
20世纪70年代的广东美术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很多创作于此期的作品都曾经风行全国，由于单张印刷品的巨量传播，它们的作者都在此期成为全国知名画家。在狂热而严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中，广东美术现象的这种繁荣凸显出政治激情与主流艺术的内在关联，这是“文革”美术研究中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当我们今天重新解读《广阔天地新苗壮》这幅“文革”时期影响极大的宣传画的时候，首先要重新回到那个时期的语言文化背景之中。“新”是指“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苗”指青少年，“新苗”当然还包含有政治上的判断，那时候同样流行的“根正苗红”说法则更强调了“新苗”意识中的血统论。新与旧，新苗与朽木，革命激进主义的进化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着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而“广阔天地”则来自毛译东的语录，与“大有作为”相配套，成了农村的代名词；它以一种壮阔的审美情调把现实中的“异乡”、“穷山恶水”、“荒山野岭”等真实认知祛除得一干二净。最后，“壮”就是“茁壮”的意思。那时候，在“成长”一词的前面普遍习惯加上“茁壮”作为修饰，假如用今天的趣话来讲就是：成长没有不茁壮的。“广阔天地新苗壮”，这七个字囊括了中国青年成长的激进主义政治谱系，高度浓缩了对人性进行最彻底改造的乌托邦思想。
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宣传画，1973年秋创作）是对这一思想谱系的最成功、最典型的视觉审美表现。这件作品创作于1973年秋季，是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宣传而创作。作品完成后被放大到9×6米，耸立在广州大新路与起义路交界的地方。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彩色版将《广阔天地新苗壮》印了出来，一下子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品选择了海南橡胶林为背景，人物应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时，广州知青到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被视为最光荣的革命道路。画面上三个知青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女青年肩挑着盛满橡胶液的铁桶，男青年手握割胶刀，最边上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肩荷砍刀。当时的兵团里确实有十四五岁的少年知青。一看而知，他们是兵团里的割胶工，从事的是很艰苦的劳动。由于橡胶液在日温升高的时候会凝固，因此，割胶工必须在天亮前完成割胶的工作。他们披星戴月上工，头上有一盏电池灯或气灯，在胶林割胶的时候要健步如飞。在这幅画面上，他们正迎着初升的太阳从橡胶林返回住地。作者以灿烂的阳光感和三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侧面形像，讴歌了青春的美好和向上的力量，政治化说教的矫情和压抑感被大大弱化。尤其是对于人物形象的描绘，充满了美好的抒情力量。前面的女知青是最突出描绘的形象，强烈而温暖的侧光勾勒出她青春美好的脸庞和健康挺拔的身姿，军帽下的小辫和绿军装里的一点橙色内衣巧妙地传达出即使是在革命年代也无法掩饰的青春女性的妩媚。在人物的身上和身边的树苗上，与阳光感同样抒情的是对风的描绘，那是和煦而又清爽的风，是传递着青春激情的风。
应该承认，这件作品是在革命激情与青春审美相结合方面做得很出色的抒情宣传画，南方的橡胶林和阳光感更把广东宣传画的风格特色充分展现了出来。在“文革”美术的“红、光、亮”氛围中，广东美术最先表现出对阳光与色彩的另类追求，因而在全国树立了独特的广东风格。
今天回忆起来，这幅《广阔天地新苗壮》是我们下乡知青都很喜爱的美术作品，当年我床头的泥砖墙上就贴着这张画。在那个禁欲主义流行的年代，有知青视画中那位焕发着青春朝气与女性魅力的女青年为自己的梦中情人。客观来说，在激进主义的思想谱系与艺术语汇中，青春、力量甚至爱情都是重要的元素，而且它的健康、勇敢和激情都远非那种萎靡的、纤弱的和无病呻吟的审美观所能相比的。
但是，现实与艺术的吊诡之处却在于，艺术上的乌托邦的真诚性无法掩盖现实的无边痛苦。自1970年开始，广州知青的偷渡潮大规模出现了。1971年，林彪的出逃事件以及传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于广州的知青产生了很大震动。一部广州知青的偷渡史血泪斑斑，令人悲悯。艺术家当然不会被允许、也不敢想像去描绘知青的苦难史，艺术与现实的背反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无法不接受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