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日晚间，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伦敦逝世，享年89岁。
他终于死了。在这个浮躁的世界，某些人多活一秒钟，便是对极权主义的一重消解，便让追求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者如坐针毡。同时，亦即为人类残存的良知提供了一张健康担保书，为基于自由的批判精神撑起一片盛开的尖锐苍穹。
《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一生最重要的史诗巨著。殊不知，他获得诺奖之时，此书尚未问世。最早使他分享世界性的文学声名的还是《癌症楼》和《第一圈》。
其实这两部小说的立意并不高远———单论思想高度，索尔仁尼琴远不及他的前辈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仅仅在于记录和呈现斯大林时代的社会真相。但是，在那个政治时刻，“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继承了“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索氏的书自然无法在苏联国内出版。这后来形成了一个传统，索氏的多数著作之出版，皆是外国先于祖国。《古拉格群岛》与其同胞们的姻娅，更是迟到了整整20余年。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索尔仁尼琴致公开信于大会，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从此引火烧身。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但下一年，他即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之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获得诺奖。这被苏联政府认为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索尔仁尼琴无奈缺席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可他还是坚持发表了一份演说词，让世界文学倾听那不在场的获奖作家的艰辛与梦想。
这很可能是诺奖史上最艰涩的一篇获奖感言。索尔仁尼琴不愿说假话，但在极权的重压围困之下，他怎能如夜莺一样自由高歌？只好委曲求全，用大半的篇幅高声颂扬艺术“伟大而崇高的品质”。他屡屡微言大义：“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他仍然提到了阿赫玛托娃等那些“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的不屈的作家，并以此向他们致敬。
索尔仁尼琴并未因身陷重围而推卸作家的责任。相反，他的坚毅和高傲足以令多数同行万分羞愧。索氏坚信，作家并不能做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法官，而是他们一切的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不能揭穿暴力和谎言的邪恶联盟———谎言是暴力的避难所，暴力是谎言的支柱。无论如何，文学与艺术决非最后的避难所。
他以一种悲悯的口气追问：我们能够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不能！不能就要努力，就要“参战”，就要付出代价。
将俄罗斯文学拖出黑暗泥沼的索尔仁尼琴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圣人，他的性情不乏怯懦、自私的成色，他晚年关于俄罗斯政治的评论更是饱受争议，譬如他对叶利钦的苛责，对普京这种卡里斯玛型政治权威的赞赏，以及对转型时代“民主的旗帜”之质疑，对俄罗斯认同的大肆宣扬。这甚至使人们疑心，他是否放弃了早年的奋斗方向。因为今日之俄罗斯走出古拉格的阴影还不足一百步。
对错暂勿论，倒不妨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践行他的人生纲领，他对当前世界保持一种猎豹般的关注和警惕。他的一生之身体力行可以浓缩为一句沉重的证词：作家不是旁观者，而是见证者，文学不是防空洞，而是舞台和战场，无论在美国维蒙特州的卡文迪什小镇，还是俄罗斯冬天的暴风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