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被苏联政府强迫押解出境的索尔仁尼琴来到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一个叫卡文迪什的小镇。索尔仁尼琴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建起了俄罗斯乡间建筑式的小木屋。卡文迪什镇成为索尔仁尼琴新的隐居地，俄罗斯诗人布留耶夫行云流水般的诗句萦绕在心头：“农家的小屋，/像是宇宙；/它的屋顶就是天空，/它的走廊就是银河……”
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索尔仁尼琴居住了整整十八年。一九九四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力邀索尔仁尼琴归国，临行前，索尔仁尼琴饱含深情地对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说：“你们非常通情达理，你们原谅了我的不寻常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来保护着我。流亡的生活是心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象会有一个比卡文迪什镇更美好的地方……”
读到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时，我陷入了沉思之中。索尔仁尼琴，你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又多么卑微的“人”啊！你在这段话里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客人的谦卑与感激，与你在《古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斗士的勇敢和气魄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展示出真正的做“人”的方式。在遭受了克格勃特务和御用文人们的侮辱之后，在失去了挚爱的家园和友人之后，你没有走向恨，而是走向了爱，走向了一种宽厚广博的“大爱”。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的伟大在最平凡的地方体现出来——你是最纯粹的“人之子”。
遗腹子
在你出生之前六个月，父亲就去世了。你是一个从出生起便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遗腹子。
父亲曾经是莫斯科大学法律学系的学生，一战中是炮兵军官，在从前线归来的一次狩猎中不慎受伤去世。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就读于彼得堡著名的斯图热夫女子学院，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一九二四年，母亲带着六岁的你迁居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母亲笃信俄罗斯东正教，常常带着活泼可爱的你一起去教堂。宗教在你的心目中始终是纯洁无比的，虽然不久以后教堂被迫关闭了，俄罗斯老百姓失去了上教堂的可能，但是这段童年时代在教堂做祈祷的经历，影响了你一生。在你的每一部作品里，都能够找到宗教的影子。你不奢望充当救世主，但是每个人的苦难都在你心里激起难以平静的波澜，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苦难的来临并不可怕，我们的心灵有没有资格承担苦难呢？”
你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直没有再结婚，她把所有的心血都寄托到你的身上。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节衣缩食，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打字、速记，干各种杂活、零活。母子俩的生活过得既艰难，又很充实。没有父亲的生活，当然是有缺陷的生活，但是母亲的努力使这种缺陷降到了最低点。你的童年是快乐的，你当过班长，还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在这个家庭里，没有威严的父亲，而只有慈爱的母亲。于是，你那独立思考的天性得以自由地发展，就像一棵小树，不受任何修剪，自得其乐地生长着。
我在无意之中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有一大群失去父亲的孩子：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陈独秀、鲁迅、胡适、郁达夫、吴稚晖、傅雷、丰子恺、郑振铎、钱穆、熊十力、老舍、茅盾、田汉、路翎……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这些孩子的心灵都比一般的孩子要敏感得多，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跟一般的孩子不同。创伤的心容易去关心那些同样是创伤的心。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地上，有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母亲。你的母亲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养育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她只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在她的眼睛里，儿子就是儿子。
一九三六年，你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本来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大学，但是，你舍不得离开体弱多病的母亲。你一边学习数理方面的知识，一边进行莫斯科大学文史哲学院函授班的学习。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了，二十三岁的你应征入伍。一九四二年，你被提升为炮兵连的少尉连长。一九四四年，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获得两枚勋章并被晋升为大尉，也就在这一年，母亲患肺结核去世了。
母亲的早逝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呢？母亲没有熬过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但是母亲也没有看到那将让她伤心欲绝的时刻——在她去世之后刚刚一年，你被捕了，仅仅是因为你在与学生时代的朋友通信时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一九四五年，当举国上下都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你却被判处八年徒刑，一九四九年又被押解到哈萨克斯坦卡干达以北的埃基巴斯图兹的劳改营服劳役。要是母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会这样呢？
母亲一定会站在你的一边。母亲会以她羸弱的身躯跟庞大的帝国对抗。母亲不会像你的妻子那样，背弃你而去。母亲将与你一起分担苦难。有光荣的母亲，方有光荣的儿子；有肥沃的土地，方有参天的大树。
一个遗腹子，一个有“反骨”的遗腹子，一个追随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劳改营中沉思人类的自由的遗腹子——你一无所有，却有胆量与恶魔们战斗。母亲虽然离你而去，母亲却永远在你的心中。在你的作品里，俄罗斯母亲的形象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所说：“在索尔仁尼琴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她以变化多端的名字，形形色色的打扮出现……她那布满皱纹的面孔，使人想起这片国土中不屈不挠的人物。我们为她的热诚而神往。”
癌症楼的病人
一九五三年，你从劳改营中被释放，居住在劳改犯们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树”村。你继续劳改营中已经开始的创作，把用像蚊子一样的小字写成的书稿卷成小卷，塞到香槟酒瓶子里藏匿。
这年秋天，你被查出患了胃癌。经过申请，你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进行治疗。你住进了癌症楼——这段人生经历使你写出了《癌症楼》。
我很小的时候就阅读过《癌症楼》，那时候留下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后来，读了《古拉格群岛》，被它那可以跟《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宏大气势所震撼，这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关于人类善与恶的战斗的史诗。看重《古拉格群岛》，自然就有点贬低《癌症楼》。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后来，一位亲人的去世，使沉浸在哀伤中的我重新拿起了《癌症楼》。这一次，我终于发现了它的魅力：一座楼房，一群人，在生命的极限状态，真相得以呈现。此时此刻的悲欢，看似平淡，实际上却像喷发之前的火山。一般的作家是不敢面对的，因为他们把握不住这暴风雨前夕的平静。你却娓娓道来，你是在讲述自己和自己饱受蹂躏的同胞的故事，讲述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挣扎与宁静。
如果说读《古拉格群岛》如同在一列火车上观察流动的风景，那么读《癌症楼》就像是在一个小站上静观默察。《古拉格群岛》是放射式的写法，扫描了跟俄罗斯大地一样广袤的集中营，写了千千万万个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或者崇高或者卑劣的人物的命运；《癌症楼》却是收缩式的写法，集中写了一个楼房里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故事，触及的是主人公身边的凡人琐事。小说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是以作家自己为原形而塑造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饱经坎坷而痴心不改的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虽然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囚徒，但是依然掩饰不住浓浓的诗人气质。他这样描述流放地的一条河流：“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一掬水。”重重磨难之后，他仍然没有丧失诗人的气质，没有走向庸常，他还有所“信”，他还要“给予”。索尔仁尼琴，如果说你自己就是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即使流过沙漠也不会干涸。这是一条永远汩汩流淌的河流，流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什么都不信了，就成了虚无主义者。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你坚信艺术能够创造奇迹。
面对癌症与面对专制一样，你一无所惧。癌症楼里有曾经飞扬跋扈、现在却像泄气的皮球的当权者，有命运多蹇却求索不止的工程师，有贫困潦倒、无依无靠的普通工农，也有认真负责、充满爱心的医生和护士。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医学院三年级学生、见习医生卓娅之间的爱情更是曲径通幽，让人一咏三叹。两颗孤独的、受伤害的心灵相遇了，撞击出闪亮的火花。那在病床上电光火石般的一吻，足以天长地久。他们分别了，因为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愿连累卓娅。但他给卓娅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是：“感激您让我的嘴唇接触真正的生活。”这是摒弃了一切功利的爱情，这种爱情与十二月党人的爱情同样伟大，它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对自我尊严的肯定，让最残暴的专制也黯然失色。
你是癌症楼的一个病人，但你又是人类灵魂的疗救者。你与自身的癌细胞作斗争，也与人类社会的癌细胞作斗争。人世间还有什么能够摧毁你坚强的意志？
文化的力量
文化最软弱的，文化又是最强大的。
在劳改营里，文化是犯人避免崩溃的最后依托。你在《第一城地狱》里描述了犯人为了捍卫读书的权利而与狱方进行的斗争。“第一层地狱”指的是一个特殊的集中营——身为囚犯的科学家们被集中起来从事绝密的科学研究，他们享受着比一般集中营的囚犯好得多的待遇，所以称之为“第一层地狱”。
数学家纳格勒喜爱文学，如醉如痴地阅读叶赛宁的诗。然而，狱方却把他的《叶赛宁诗集》没收了。他愤怒地谴责监狱的主管席金少校：“本人有一种不幸的‘看书’习惯，看遍属于本人所有的书；反过来说，仅仅只保存我看过的书。我重复我的要求，根据监狱规定第二条第七项，希望你好好儿把那本非法取去的书还给我。”
少校用种种理由来搪塞，从诗集中找出许多他认为“有问题”的诗句来质问纳格勒，例如对“在了无生意与陌生的掌握中，/我的诗集也会死去。/只有颌首的燕麦，/会哀悼它们的旧主”这首诗，少校质问：“‘旧主’指的是什么？”
纳格勒面对这样的文化流氓，知道不能用软的，而要用硬的。他严肃地说：“公民少校！我可警告你：我决不会放弃这本书。我会死在科力马河，但是在九泉之下，我都要把那本书从你那里扯下来！我要把‘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所有信箱填满，专门写对你不满的牢骚话。把书给还回来吧，那就没有一切一切的不愉快了。”
少校在这样刚毅的态度面前让步了。他心里知道，这本书没有列入禁书里面。这是不是上面疏忽了呢？这样“反动”的书，为什么没有被列入禁书呢？但是，自己确实是理亏的。还是保护自己最重要！自己决不能被这个不屈不挠的捣蛋鬼指控。
纳格勒大奏凯歌地从少校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手里握着那本黄色封皮的宝贝——《叶赛宁诗集》。这本曾经被妻子温柔的双手握过。
这个细节昭示了文化对暴力的胜利。这是你的胜利，也是与你一样善良而坚韧的人们的胜利。文化将真理挖掘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人们。你在题为《为人类而艺术》的演讲辞中引用了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诗：“甚至锁着锁链的我们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们计划好的循环”，你接着阐述文化、思想、言论和交流的意义：“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霞，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着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我们的思想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精神的压迫比肉体的压迫要残酷得多。但是，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在，精神就像一棵发芽的小草一样，从石头的缝隙里钻出来。
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暴力与虚伪共谋，“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你发现了暴力的秘密：“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就是用真话来驱散假话。在俄语中有一句千锤百炼的格言，它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流亡与回归
你曾经说过，无论如何也不离开俄罗斯的土地。但是，最高当局下了坚决的命令：将这个“反动分子”驱逐出境。于是，流亡开始了。你没有想到，流亡的时间会是如此漫长。但是，你从被押解出境的那一刻起，就坚信：“我终将回到俄罗斯！”被驱逐的那年，你已经五十六岁了。那时，苏联帝国还稳如磬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你至死也不会有回国的可能了。他们认为你的想法像天方夜谭般幼稚天真。
一九八九年，你的作品开始在国内出版。苏联帝国土崩瓦解，你却还是当年的你——坚韧而真诚，既像顽童又像先知。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帝国回归历史的港湾，而诗依然是诗。《古拉格群岛》最先在《新世界》上连载，然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紧接着是《第一层地狱》、《癌病房》、《红轮》以及政论集《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一九九二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美国，专门打电话给你，双方交谈了整整三十分钟。叶利钦总统敦促你回国，并打算在莫斯科为你修建一座住宅。你却表示，开销全部由自己承担，不能花政府一分钱。只有这样，自己才完完全全是“独立”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你从东方返回祖国，由海参威横穿西伯利亚直抵莫斯科。而二十年以前，你是从西线被驱逐出境的。你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这时，你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须发皆白。但是，你毕竟实现了“活着回归祖国”的誓言。
此时的祖国，已然不是当年的祖国了。
人们像欢迎元首一样欢迎你，警察在车站如临大敌，不亚于当初驱逐你时的架式。当然，也不乏激烈的批评。有人说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挖苦你说：“索尔仁尼琴蓄了一部好莱坞式的长胡须……作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美国式的阴间人物，他早以成为了既不了解俄罗斯，也不了解西方的人物了。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一个唯灵主义的木雕泥塑。他好比是过道里的挂衣架，上面挂上了过分的傲慢……”毁誉由人，这些评论都像是天上的浮云，你微笑着观看云卷云舒。你说自己想说的话。你批评所有的人——从总统、总理、政府、议会、各党派领袖，到新闻界、企业界、公众，你统统“口诛”加上“笔伐”，毫不留情。
然而，你的时代已然过去了。你对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你所强调的俄罗斯人在“美学原则”和“纯心理特征”上的更新，以及“心灵净化”、“自我限制”，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尤其不合时宜。同样是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罗伯。米得维德夫说：“索尔仁尼琴说起话来像个预言家，可是，处在一个每日每月都在变化的社会中，谁还需要预言家呢？”
英雄确实到了落寞的时刻。你的新著《坍塌的俄罗斯》初版只有五千册，这与八十年代末《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在俄罗斯所造成的洛阳纸贵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在苏联帝国时代，单单凭拥有你的书就会被判刑入狱，人们冒着巨大的危险传阅残缺不全的打印稿。而你公开向公众发言的时候，他们又不再听你说什么了。你在电视上开的一个评论专栏，因为观众太少而被迫取消。你到全国各地巡回访问和演讲，但新闻界越来越不关注你的行踪。这对你和对俄罗斯都是一个多么大的嘲讽啊！老人们还对你充满着敬意，而年轻的一代人，看着好莱坞的电影，喝着可口可乐长达的一代人，不知道当年的暴政为何物，更没有读过你的书，他们不理解你，把你看成是“老而不朽”的怪物。他们不需要你来“拯救”，他们对有关“心灵”的东西漠不关心。
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复仇。其二》里写到的“人之子”——耶稣。鲁迅先生写到：“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弄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你也是一个现代“人之子”啊，无论芸芸众生怎样看待你，你一如既往地用悲悯的眼光看着他们。
你的身影渐渐地淡出，对于那段过去的历史，你是无愧的——有多少人能够无愧呢，那些助纣为虐的人，那些保持沉默的人，那些被苦难压垮的人？你扛着那道闸门，从1945年被捕的那一刻算起，扛了半个世纪。现在，该息一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