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金庸先生莅临广州中山大学讲学。第二天广州某大报报道：金庸说他是陈寅恪先生的“私塾弟子”！无独有偶，中山大学网站上也是这样报道的。
这可引出一系列问题：陈寅恪先生何时、何地教私塾？金先生又如何因缘巧合，得以亲炙教泽？陈先生十三岁（1902年）赴日留学，以后多次进出国门，游学德、法、美等国，从来没有教过私塾。金庸先生出生于1924年，如果五或六岁入学，直至1944年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陈先生正执教于清华大学，忙得不可开交，更不可能办私塾。有点中国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私塾弟子”云云，显然是“私淑弟子”之误。一字之差，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谓“私淑弟子”，指的是“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北京）。
要是说中山大学网站的年轻人分不清“私塾”与“私淑”，已经令人吃惊，一个大报层层审稿，居然没有发现这样的常识错误，就实在让人费解了。
困惑还在于这类现象一再出现。随便举几例：
1．“致仕”，直到清代还是常用词，意思为官员年老退休。赫赫有名的余秋雨却说是做官。余先生1946年出生，进学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他读过的语文课本没有“致仕”这个词一点也不奇怪；这暴露了语文教学的缺陷，不必苛责某一个人。但是余先生是文史学者，在清代以前的文史书刊中，特别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列传中，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很高，读书稍微细心一点，弄错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2．中国文化的规矩之一是避讳，对尊长不称名，以示敬意。民国以后，避讳逐渐减少。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诚惶诚恐高呼万岁和官爵的人便日益鲜见。但对自己的老师和祖先在正式场合，特别是见诸文字，除非打算欺师灭祖，没有什么有教养的人会直呼其名而不加上尊称。这与不少美国家庭儿子大叫爸爸名字的情形大异其趣，显示了中西文化的差别。可是，时至1990年代，有个到处以中国文化专家自居的人，奉命为其恩师研究中国古代文哲的文集作序却口口声声×××，其师也顺利放行，一下子露出了师徒俩中国文化基本知识的浅薄底子。
此外，还有一个见怪不怪的“进行”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说：“我和老伴进行吃饭！”听见的人私底下可能会怀疑：这家伙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可是，我们的新华社不时会来一条电讯：某总理和某总统“进行会见”！全国大小报纸照登不误。这种让语法学者气结的“新华体”流行多年，至今无止歇的迹象！
一叶知秋。问题出在哪里？愚意以为这首先由于革命后遗症有待消除，课本中过多的时文挤掉了传统典籍。李慎之先生曾感慨系之：现在所谓中国文化专家对传统文化的掌握，比不上抗战前的中学生！
其次，这与个人的态度有关。无知并不可怕，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知识相对贫乏的年代尚且寥寥可数，20世纪以降知识爆炸，已经不可能有全知全能的所谓圣人。可怕的是面对大千世界，摆出一副“文不在兹乎”的架势，似乎上下五千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有谁敢讲半个不字，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再次，这里还有一个治学方法或习惯问题。胡适曾一再忠告年轻人：买部好词典，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字或词，好好查一查。笔者受益匪浅；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同道愿意分享他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