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本市场上“奥运行情”让人大跌眼镜一样，那些期待奥运带来中国人权改善的人们也大失所望。中国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明确表达了将籍承办奥运改善人权的承诺，但是无论是根据国际人权机构比如大赦国际或维权网等的评估报告，还是根据国内上访团体，独立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的生活感受，都表明当局的承诺没有兑现，民间善意的期待落空了。虽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期待其实是相当“谦卑”的，因为它的要求是非常有限的，比如少抓几个人，多放几个人等等。这种“改善”其实只是象征性的，表面性的，甚至是欺骗性的。中国人权根本性的改善必须以政治制度变革为基础性条件。可是在奥运开幕之前，哪怕是这种欺骗性的人权改善也没有发生，人们见到的反而是更多的更肆意的人权侵犯：上访团体和弱势群体被驱赶，民间独立人士被严防死守，海外异议分子被禁入香港，杜导斌重新被收监等等都是明证。在奥运开幕式之前，没有一个在监狱中的异议人士因为奥运获得自由。
应该说，在奥运前关于人权的公开讨论并不少见，也给了人们一定的想象空间。比如官方不断宣称将切实履行奥运承诺，在2007年，也特意颁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2007年社科院学者刘仁文发表文章，提议在奥运之际实行一次特赦。
而中国的各种民间力量也积极就奥运表达立场和诉求，虽然批评意见不少，但是总体来说，民间就奥运的立场并不极端，绝大部分团体和个人都没有提出抵制奥运，而是希望通过奥运，给中国的人权改善带来契机。比如维权网在2007年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发出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公开信，题目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公开信提出了七点具体的建议，其中第一点就是“对良心犯实行大赦，释放那些因言论、信仰、结社、维权和其他政治原因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使得他们能够在自由的氛围里享有与家人一起观赏奥运的权利：”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要求抵制北京奥运。在这个意义上，民间阵营已经释放了极大的善意。因此，一个具备正常理性的执政集团，起码应该正视政治分歧，释放部分政治善意。
在火炬传播过程中引发的无数抗议中，人权始终是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中共不可能对如此声势浩大的国际社会的声音置若罔闻。
根据媒体报导，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比如美国总统布什，法国总统萨科奇等都在出席奥运开幕式之前，通过正式的渠道向中国官方施加压力，要求释放部分政治犯，这些也都是中共无法回避的正面压力。
根据中共自身沿袭下来的做法，在面临中大外交活动和国际压力的时候，中共往往释放一些政治异议人士，缓解压力，这种丑陋的人质外交其实是中共玩得特别娴熟的一个游戏。
应该说这次奥运前夕的压力和国际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共自身也承认，奥运是最大的政治，因此根据常理，在奥运开幕之前，中共故伎重演，通过释放部分政治人士来表达政治善意，化解部分国际压力，应该是得了便宜还可以卖乖的好事。
可是一切都没有发生，在人权这个领域，中共几乎就是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持续展示着其丑陋和僵化的一面，和中共在其他领域展示的灵活性相对比，这多少有些让人费解。问题出在哪里呢？
答案也许要到当下的权力结构中去寻找。既有的这种权力架构的特点就是，威权型领导人不再，政治权威分散，政治寡头之间相互制衡，政治人物拥有的政治权威不是制度化和规则化的，因此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其行为特点就是谨小慎微，强调政治正确，受既有的显性的政治规则的约束比较强，政治决断基本消失。在这种权力结构下，那些敏感的政治议题往往进入不了中共自身的政治过程。奥运前期释放政治善意，改善人权状况的这种略带风险和争议的做法，对中共来说虽然是一桩有利的买卖，却也需要决策人物一定的魄力和政治意愿。依靠体制既有规则和官僚集团自身是无法产生这种细腻的政治操作的智慧的。
在邓时代和江时代，他们个人拥有的政治权威还允许他们突破体制惯性的约束，作出一些违反体制既有规则的决策，因此在政治敏感的事情上还有回旋余地，国际社会尚且能感觉到中共是可以打交道的。而今日的中共，谨小慎微是其政治领导人的印记，保守的权力结构又把可能的政治灵活性全部排斥，政治决策系统就在这种僵化模式下逐步进入植物人状态，那些有新意的政治议题往往都胎死腹中。因此，奥运之前哪怕是象征性的人权改善也都没有发生。
如果上面的这种分析成立的话，一个结论就是中共现有的权力结构已经失去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权，那种期待中共引进政治改革，或者对中共进行隔空喊话的做法带来的只能是失望。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主动权已经属于民间，属于不断成长起来的新型公民社会阶层。中国人权的改善只能依靠那些愿意为人权而抗争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