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媒体报道，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推荐”的二十七首经典革命歌曲，将在重庆市大中小学生中传唱。“红星闪闪放光彩……”“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以“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大合唱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市教委主任彭智勇介绍说：“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加强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薄书记大力倡导在学校开展传唱革命经典歌曲活动，并亲自选定二十七首歌曲作为全市各级各类各校‘必教’、‘必唱’曲目。”
这二十七首“经典歌曲”的名单如下：《八月桂花遍地开》、《红星歌》、《盼红军》、《共产儿童团歌》、《五月的鲜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保卫黄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英雄赞歌》、《绣红旗》、《我和我的祖国》、《祖国慈祥的母亲》、《妈妈教我一支歌》、《长江之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歌声与微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同一首歌》。
这则新闻报道让人感到困惑：既然薄熙来仅仅是“推荐”，那么为何当地教委立即将鸡毛当令箭，将薄熙来的“推荐”歌曲当作音乐课中“必教”、“必唱”的内容呢？这种官本位的、一切惟上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已经违背了《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薄熙来是一名新科政治局委员，是重庆市的第一把手，但他并没有权力干涉中小学教育，并肆意在学生的课程中添加或者删除任何内容。在教育领域，他是外行，外行不能冒充内行，更不领导内行。外行可以作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必须经过专家的研究和分析，以决定采纳与否，而绝对不能无条件地被转化为“命令”。
重庆市教委“必教”、“必唱”的行政命令，已经涉及到对音乐教材和课程的更改。那么，薄熙来及重庆市教委是否有权力下达此命令呢？二零零一年，教育部根据《教育法》颁布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材编写实行项目管理。编写教材须事先依本办法规定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立项，经核准后方可进行。”第十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受理核准国家课程教材编写的立项申请……”薄熙来和重庆市教委并没有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其“命令”乃是违法命令，薄熙来和彭智勇都是法盲官僚。
“必教”、“必唱”二十七首革命歌曲的行政命令，其性质显然是非法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二十七首歌曲究竟是些什么歌曲呢？有无耻文人对薄熙来的推荐举动大唱赞歌，声称：“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如何保证我们的民族化，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教育中的‘守旧’就更应该受到重视。特别是在西方企图同化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守旧’更是必需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前进，才不会陷入‘自我混乱’的西方圈套。”这段话更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这些歌曲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无关，它们乃是共产党“反文化”的党八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与中共的夺权史和屠杀史同步。这些歌曲中蕴含的斗争文化、暴力美学、仇恨心态和奴隶哲学，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既不吻合“和谐社会”的理念，也与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努力背道而驰。这些歌曲只能培养出信奉虚伪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冷酷无情顺民或暴民来，而绝对培养不出具有民主理念和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来。换言之，这些歌曲乃是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愚民教育和宣传，而不利于人的解放与自由。
有海外媒体曾将薄熙来看作思想开明的新一代中共高官，但从这则新闻可以看出，他不是开明派，而是持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太子党。薄熙来心不甘情不愿地来到重庆，虽然颇有失意之感——老爸薄一波的去世，使之在政治上再上层楼、入主中枢的梦想彻底破灭，但是他也有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他将普及“革命歌曲”当作空降重庆的首要任务，他对“革命歌曲”的浓厚兴趣，对中小学教育的“高度重视”，其目的是让中共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要让他们这群太子党永远掌权，永远享有奴役人民的特权。
薄熙来强迫重庆的孩子们学唱“革命歌曲”，与当年纳粹德国的愚民教育如出一辙。德国学者古多•克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中，分析了德国的青年一代崇拜希特勒、忠于纳粹党的原因。其原因之一是，纳粹营造出了一种国家至上的价值，渗透到所有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纳粹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组建了各种对青少年洗脑的组织和机构。如“德国少女联盟”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唱很多歌，”当时还是一名少女的格特鲁德•霍克讲道，“还讲很多传说和故事。”尤其是那些歌词，重复了几百遍之后，深深地印在孩子们心里。“太棒了，”路易丝•菲舍尔说，“有时我都想再这么大声地好好喊几嗓子。”纳粹是怎么引诱这一代年轻人的呢？用几段充满激情、旋律优美的歌曲。“人们经历这些时仿佛心都醉了，”女作家古德伦•保泽旺回忆她在德国少女联盟的那段时间时说，“当人们唱这样一首歌并且完全进入了角色的时候。作为年轻的姑娘，那时我常常热泪盈眶，因为我这才感觉到我是这个美好的德国的一员。”一些当年的歌手今天才意识到这些旧歌词传递的是更为深刻的信息。“我们年轻人朝着太阳前进，深信不疑”，“德国，即使我们毁灭，你也光辉照耀大地”，“我们的旗帜比生命更重要”：歌词成了思想“一体化”的锐利武器。“我们没有经过思考就接受了那些话，”英格博格•泽尔特说，“我们就像鹦鹉学舌似的，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因为大家相信，这肯定是对的。”
另一位历史学家英克•布罗德森在《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一书中也分析了纳粹对音乐的利用。德国是一个音乐王国，德国诞生了若干世界一流的大音乐家，而纳粹正是充分运用了德国人民喜爱音乐的习性，将音乐当作灌输和传播法西斯主义的最佳渠道。当时，德国的孩子和母亲们都在收听广播里的“振军威祝福音乐会”。“国防军战士们！注意啦！”一九三九年底戈培尔的宣传部所辖无线电广播主任对军人们宣布：“从你们……在过去几周里给我们写的前线飞书中，我们听到的声音只有一个：对音乐的渴望！你们当中不少人请求我们播放一场你们心爱的音乐节目。这样的愿望，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非常乐意满足。所以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德国广播电台将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播放首场‘振军威祝福音乐会’。我们将一同经历这四个小时，音乐会还能让家乡和前线同呼吸共命运。”第一次广播之后，电台收到了数万封来自前线的书信。许多当年知名的演员都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包括戈林最喜欢的演艺明星格隆德斯坦。纳粹巧妙地用音乐营造出了一种所谓的“爱国
情操”和“国家荣誉感”，以此将数百万青年送上了战场。在广播音乐节目的时候，一般都以这段话作为开头，谁听了之后能不热血沸腾呢——“祖国的每寸领土，都要有你们，士兵们，来保护！你们用自己的忠诚和臂膀，筑就一面双重壁垒，它坚不可摧——你们从此同舟共济。你们所坚守所保卫的祖国，日夜与你们同在……当有个声音将你们唤作兄弟，你们就会知道，那是祖国的呼唤，祖国的祝福。祖国从未忘记她的每一个儿子，这声音让你们感动，让你们满怀思想之情，你们一度寂寞的心，将穿越时空，那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
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宣布了他征服德国的青年一代的计划，此后这一计划果然以希特勒设计的方式得以实施，从而造成了德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巨大悲剧：“这些少年学到的都是德国式思维和德国式行动。如果他们十岁就开始熟悉这样的方式，并常常接受新思想的洗礼，那么四年后，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希特勒青年团员。他们会在青年团继续锻炼四年，之后，我们再也不用老套的等级、官衔来为他们论资排辈，而是让他们入党，让他们站在工作的最前沿，加入冲锋队或党卫队，进入纳粹的中坚部队，等等。两年或者一年半之后，他们开始了义务劳动，经历了七八个月的磨练，一切都披上了象征德国的铁十字外衣。在这七八个月之后，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拥有了无上的阶级意识和优越的身份感，紧随其后的是两年的国防军训练。两年、三年或四年之后想打退堂鼓，我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反悔，马上再把他们送到冲锋队、党卫军等组织里面。他们这一生将永远没有自由！”被称为是“希特勒的孩子们”的那一代德国人，要么丧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要么带着无法治愈的梦魇和伤痕度过余生。
薄熙来精心挑选的二十七首“革命歌曲”，正是要起到同样的作用。中共及其御用文化人炮制的这些歌曲，虽然比纳粹的歌曲更加粗鄙、直露，但其功效一点也不弱。这些歌曲将消极抗战的中共改写成抗日的中流砥柱，将杀戮成性的中共军队描绘成深受百姓爱戴的仁义之师，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毛泽东形容为大救星和红太阳。由于中共垄断了教育和媒体，使得中国人与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中国古典的音乐和西方的音乐绝缘。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党音乐”几乎成为大部分中国人惟一熟悉的音乐。于是，在八九民运中，学生和市民所歌唱的仍然是这些带着毒素的“革命歌曲”，与士兵们所唱的歌曲一模一样，被害者与杀人者在文化上是“同构”的；于是，我在北美华人的许多聚会和活动中，听到若干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华人，所吟唱的仍然是这些不堪入耳的“革命歌曲”，他们沉迷其中，难以反思那段定格的青春。从昔日文革中那些打死老师的中学生，到今日那些聚集起来捍卫奥运火炬的爱国愤青，他们也都是吟唱着同样的一批歌曲，因此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惊人地一致。
这正是薄熙来的企图。我们不能让薄熙来的阴谋得逞，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受到此种无形的毒害。薄熙来喜爱的这些垃圾歌曲，早该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之中了。倘若不能在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文化价值、道德伦理上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决裂，未来的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永远只能是水月镜花。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八日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