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贫富分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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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
“好”派、”屁”派争了30年，前后总共发生过三次激辩。总的说来，”好”派是高开低走，”屁”派则低开高走，目前”好”派在官方传媒、主流话语中尚占优势，”屁”派在互联网与民间舆论中领有人气，而民情、民意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形势发展对”好”派不利。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原因之一，是为改革开放辩护的”好”派不敢正视30年来中国发生过两场而不是一场改革，两场改革之间又发生过重大断裂这一基本事实。面对民众质疑，只是一味重复”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一类陈词滥调，避实就虚，苍白无力，形成了新的”党八股”，也可称改革”新八股”。
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30年来中国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离开这一事件，不能解释这个30年中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势。
这一事件直接后果是：邓、胡、赵三架马车最终解体，1977年以来历时12年的第一场改革就此结束；此后出现三年徘徊、甚至倒退，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为起点，中国进入第二场改革；重启改革之初衷，也在于邓小平急欲打破这一风波造成的国内局势之恶化，国外发生西方七国政治、经济、军事制裁。
两场改革在时代背景、动力结构、目标承诺等重大方面出现断裂，型塑今日之中国者，”好得很”也罢，”好个屁”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相关，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连。
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一个历史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昭示人间中国这场巨大变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只能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而不是其它词句。
毛泽东去世时天怨人怒，但他得罪最多的阶层是中共高级干部与知识分子，犹以前者为甚。
文革十年，可谓”官不聊生”的”十年”，从这里积累起变文革为改革的有效动力。知识分子数十年不断遭到羞辱，也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这两个阶层的”握手”，提供了第一场改革的原初动力。而人数最多、受压最深的农民，对变革的响应最为热烈，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农民是第一场改革最为普遍的受益者。城市工人以及大多数政府官吏是计划经济时代相对上述阶层，所得大于所失，对改革持观望态度。
以文革为背景，第一场改革的目标承诺也是双重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文革惨祸不能再次发生；经济体制必须改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中共的幸运是文革后百官凋零，居然还剩下一个邓，没有被最终打倒；邓的幸运在于他的左膀右臂，他选对了人：胡耀邦有火焰般的激情，赵紫阳有冰雪般的聪明，可谓性格互补，天作之合。
数十年极左路线统治，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更大创伤，党内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心理阴霾，唯独胡耀邦是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惟有他能把这个民族历尽沧桑所剩无己的道德残余重新凝聚起来。
如果要寻找八十年代社会风貌的人格烙印，非胡耀邦莫属。而他在1986年底遭受不公正打击，黯然出局，则暴露出和文革仅一字之别的第一场改革从文革背景下脱颖而出，也埋有文革体制的深重隐患，最终被后者吞没。
第一场改革之隐患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反复曲折，来回拉锯。凡是派被击溃后，党内很快出现还原派与改革派的新分野，还原派要求恢复文革前十七年计划经济权威，限定经济体制改革范围。改革派则力图突破十七年，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双方拉锯，左右徘徊，一波三折， “市场经济”四个字始终没有登堂入室，堂堂正正出现在中共纲领性文件。
胡耀邦1983年第一次出现政治危机，就在于无意中触动了还原派保守的经济预计与发展模式。
第二：政治体制虽提出改革，迟迟未变。毛泽东用来搞文革和邓小平用来搞改革的，都是同一个体制：它只是改变其运作方向，就算反向运行，也是带病运行，带着巨大隐患反向运行。
1980年邓小平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邓小平催促赵紫阳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他自己亦曾多次总结文革体制性原因，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甚至说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而，从毛泽东”个人独裁”到党内”元老共和”，集权范围有所扩大，但基本性质未变。文革前夕造成毛、刘政治冲突的制度性隐患–所谓”一线”、”二线”分工制，在改革时期也再次出现，造成1987年重大危机，乃至1989年全局性动荡。1977年胡耀邦复出，做得最多也是最得人心的是平反冤假错案，要把”文革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十年之后，1987年年初他走出那个”生活会”，结果是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