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星光知我心否
召公治理的“陕之西”以及他的采邑召南之地，出现过《甘棠》诗中歌颂的那样的道德时期，但是，在另一端，召南的政治治理确是刻薄的，至少到西周末东南周初的情况是这样的。
《召南》产生于西周将亡到东周初立的那一段时间，由于西周酷刻亡国，召南的人们就更加怀念国初时代的姬奭政治，因此才有《甘棠》夸大的赞美。至少到了西周末，召南的政治败坏之状已显，《召南·小星》一诗即是证明：
晨星颇朦胧，
三五挂天东。
未明即出征，
早晚从公事。
人命各不同！（2：10-1）
晨丝光幽幽，
参柳二星留。
君夫急别家，
我抱衾被愁。
未离归期忧！（2：10-2）
关于此诗的含义，纷争颇仍。《毛诗序》解读为“夫人无妬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云云；宋代洪迈即《容斋随笔》的作者沿袭《韩诗外传》的说法，指为描写一位使者远行赶路之述；清代诗经学大家姚际恒则确认为“小臣行役之作”。我们认为姚说比较准确，也未离洪迈及《韩诗外传》很远，并且唐代李商隐《为有》一诗也为姚说打了“提前量”且最为精彩。《为有》道：“为有三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其意境多从《召南·小星》中套来，“凤城寒尽”近乎“晨星颇朦胧” ，“辜负香衾”类于“我抱衾被愁”。不过谈及两诗中女主人的命运，显然是唐朝的少女要好得多。一是金龟之佩为唐自武则天朝以后三品以上官员阶位的标志，故“金龟婿”则可反推少妇地位不凡；二是早朝有定时，归来有定时，而召南之地那位使者或者“小臣”则辛苦多了。所以，妇人一要抱怨“人命各不同”，二是为丈夫归期不定而发愁，所谓“未离归期忧”。
图16：山河路艰
图解：古代的“旅行”绝非今日半消闲性质的活动，行劳服役、送运辎重，不一而足。“旅行者”们要冒死难、历崎岖，才能完成行程。
图源：南宋佚名画家《雪溪行旅图》（局部）
不管怎么说，召南之地的治理并不理想，召公姬奭的后代早已经“忘本”。周南之地同样没有避免拷贝西周晚期王室的酷刻，或者说，二南之地的晚期治理是“席底下，席上头”的关系。《周南·卷耳》一诗正是证明：
砍菜妇人愁肠欲断，
卷耳菜未满斜口浅筐。
丈夫千里无音信，
我把浅筐扔在路旁。（1：3-1）
再行踏入乱石滩，
我的马仆僵，
随从瘫坐地上，
谁还体味远行人的愁肠。（1：3-4）
《卷耳》的艺术性很高，共四段的叙述中第一段是妻子思念随军供应的丈夫的场景，接下来的三段是丈夫自述艰难的随军行程。妻与夫相隔千里，用心灵进行交流，实为开“蒙太奇”之先河。一个女人为思念丈夫，把菜筐扔在路旁；一个男人在艰难的行程上，颓然呆立，并看到自己的仆从倒在了地上。
如此悲凉，令人鼻酸！
按着姬周社会的政治制度，其居民分为乡遂二制。乡人居于城郊，遂人居于“鄙野”即农村。乡人有资格成为卫戍与征战中的战士，遂人则随从征战的军队从事后勤保障。《卷耳》诗中“我马瘏矣”（原话，1：3-4）不仅指马得了病而无法前行之状，而且是驮带大量军需之故。如果按“我仆痡矣” （原话，1：3-4）来看，一方面则可能是一位有正式参加征战资格的乡人，带了仆从；另一方面，更可能是一位农村相对富裕的“遂人”被迫为军队服务，自己又带了仆人。相较之下，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男主人公的太太还需要自己亲自到野外砍卷耳菜，不太可能是乡人阶层的妇女。当然，不管是乡人还是遂人，妇人之怨、男人之苦都证明周南的统治绝对不是理想中的样子，即绝不是《周南·麟之趾》的歌颂之状：
麟足不伤人，
仁者亦醇厚，
两者实相彰！（1：11-1）
麟额示醇厚，
一如仁者姓，
相衬实恰当。（1：11-2）
麟尖亦无凶，
犹比仁公族，
赞咏歌声长。（1：11-3）
《麟之趾》实际上如《召南·甘棠》一样是怀念道德统治的作品，也正是怀念旧时才衬托出“今不如昔”的情状。“今不如昔”作为一个道德批判的经典，被孔夫子给固化下来。当礼崩乐坏之际，他还满有信心地说自己要恢复美好的西周制度，而当郊外传来其麒麟已死的消息时，老夫子滚烫的浊泪打湿了衣衫。麒麟之死，意味着他的理想的破灭。至少，他已那么认为，并且从孔夫子伤麟的典故中，我们也能看到《麟之趾》对他的影响之至深。
虽然后世对《麟之趾》是歌颂文王之子周公还是周公之子姬伯禽，抑或歌颂普通的贵族，仍有争执，但毕竟它是一首怀念之作。正如孔夫子对早已死亡的西周的追寻一样。不幸的是，甘棠枯萎了，召公早已被历史埋葬；麒麟消失了，周公早已败亡类柳。真实的败坏统治时时刺激着诗人们的心田，忙于王事的“小臣”还是星夜兼程，无法顾及衾被中的娇妻；千里勤劳军务的遂人，马匹与仆从都病僵不起，他徒唤奈何！
16．2被践踏的忠诚
既然遂人只有随军供役的义务，那么有正式乡人资格的战士们怎样看待酷刻的统治呢？《曹风·候人》对此有所交待：
侯人是个小官位啊，
扛着兵器来回巡弋
看那些平庸的上官，
却有三百具红色蔽膝。（14：2-1）
鹈鹕停在水坝，
翅膀不沾水珠。
那些庸碌上官，
不配再穿他的官服。（14：2-2）
鹈鹕站在鱼梁，
鸟喙不沾滴水。
那昏聩的官僚，
不能坚守自己的婚配。（14：2-3）
天色啊，如此阴沉，
南山的早晨雾锁。
她那样地俊美，
竟以少妇之身忍受饥饿。（14：2-4）
这是一首关于贵族内部矛盾的诗篇。候人是低级官吏，负责边境上的巡逻、迎送宾客、修补道路、看守园林之类的事务。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十分琐碎，又受上级官长的督责。即便是没受明显的欺压，他们的心理也难以平衡，比方说，平庸的上官有三百副蔽膝。这些蔽膝是皮革制成的，有防护腰部至膝盖之间身体部位的功能，它也正是侯人所需要的东西。但是，这东西是一种官价的标志，不仅于颜色方面有区分（如红色者为上大夫级别所佩），而且官位越小发的越少。像候人这类小官的蔽膝由于差事繁忙，容易磨破，而在高位的上大夫竟积攒下了三百副。不惟如此，高级官员们只会享受而绝不想干点实事儿、担些责任。在候人眼里，他们就像鸟喙、翅膀不沾水的鹈鹕鸟，只想坐享其成，在鱼坝上白捡些鱼吃。这是渎职！鹈鹕本身就是捕鱼为生的鸟，可现在它不想下水了。
这叫什么鸟儿？
这官又是什么鸟儿？
候人通过实际工作发现，那如鸟儿的高官不但“翅膀”不沾水，而且连“鸟喙”也不沾水了。更坏的是，这些家伙不再讲究道德修养，连婚姻都敢破坏。毕竟这候人小官不是纯平民，有乡人或城中小贵族（国士）的身份，受过较深的传统道德教育。然而，不知为什么候人小官在对高官进行道德批判之后，竟然关心起被高官遗弃的年轻的妻子来。说那个女人“婉兮娈兮，季子斯饥”（原话，14：2-4）。先民时代以“饥”暗示性需求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何以要以侯人的身份关心高官弃妇的性饥渴，留下了一个历史哑谜。他要去替那位弃妇解决性饥渴吗？这样问有些不雅，这个问题又无关宏旨。关键的是，候人们对国家的忠诚被高官们给践踏了。更为关键的是，到了春秋后期，曹国已经沦落为宋与晋两个大国的附庸。到周敬王后期，曹国国君先是背叛宋国，而后又背叛晋国，结果在宋国出兵消灭曹国统治集团的时候，晋国见死不救，东周敬王三十三年（前487）曹国被宋国灭亡。
身份低微的小贵族们对统治高层不满能够以诗作表现出来，附庸于高级贵族的食客们的不满也是如此。食客的不满如女衣奴的愤怒（9：1，《葛屦》）一样，成为诗经中的绝版珍品。表现食客不满的诗在《秦风》中，诗曰《权舆》：
我惊叹，
曾大碗端在手，
如今每顿食不够。
唉呀哈！
再找当初哪里有！（11：10-1）
我悲叹，
曾经每顿四大碗，
如今每顿肚不满。
唉哟嗬！
再找当初已无盼！（11：10-2）
食客们在高级贵族门下或为出谋划策的幕僚或为特殊情况下的刺客，或为陪玩陪乐的伴侣，乃至于执洒扫之役的仆人，凡此等等。长期无用且个人作为又不大的食客，则容易被边缘化。谋利谋势的高级贵族也知道了节约成本，真是一件趣事。冷淡食客的作风不仅在春秋时代的秦国有之，到战国时的齐国就出了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大发牢骚的事情。其著名的《长铗歌》与《权舆》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也是为求得稍好的待遇。其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16．3怨民们在咆哮
诗篇是激情的结晶，激情既包括让人心旌摇荡的云雨之会，也包括愤怒的咆哮。现在的人们似乎难以理解，为什么先民时代人民还有咆哮的权力？
那个时代里，人民不仅有咆哮的权力，还拥有“不合作的自由”，如虢郐二国的覆亡即为证明。《史记·郑世家》记载：“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正是由这样的“不附”，才给了东迁后的郑国灭亡他们的机会。曹国的灭亡，同样也是人民“不附”的一个样板。
人民的咆哮比人民的“不附”更真切地留在了诗经当中，《邶风·式微》一诗就是记录，其诗曰：
天黑，天将黑，
有家何以不能归？
是为君主故，
夜间着露水！（3：11-1）
天黑，天将黑，
有家何以不能还？
是为君主故，
烂泥满身沾！（3：11-2）
在这样“简短的愤怒”之前，邶地人民就已经发出了长长的抱怨。诗人以雄雉起兴，将为国家劳作的人的惨淡心情与统治集团的腐败进行对比，《雄雉》诗曰：
抬首望日月，
思绪更悠远。
路途不可堪，
故乡何时还。（3：8-3）
目睹众君子，
不修进德贤。
处世无贪欲，
自当没灾难。（3：8-4）
人民还真够客气的啦！自己远在异地为国家劳作，还思量着讽劝“众君子”，希望他们注重自己德性的增进，压制自己的贪欲。良好的愿望不等于良好的现实，郐国的高层人士依然歌舞酒乐，如《简兮》所说：
舞者本强健，
公庭万舞姿。
力大如猛虎，
挥僵若细丝。（3：13-2）
左手竹乐器，
右手挥雉羽。
脸色如赫土，
王爷赐酒与。（3：13-3）
对于这样的统治集团，且不说“人民不附”，就是他们内部也是怨气冲天，一如《曹风·候人》中低级官吏的抱怨。《邶风·北门》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小吏的处境，不但王事颇劳人忧，而且家人也不给好脸色：
王家差事又摊在我头上，
衙里也屡增公务。
疲惫回家，
家人又向我发泄他们的愤怒。
我服啦，
命运就这么苦，
我又能向谁倾诉！（3：15-2）
王差逼迫，
衙务压头。
忧懑回家，
家人交口斥诟。
我认啦，
一切出自上帝之手，
我没法不老实接受！（3：15-3）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统治阶层真心爱民的时段确实少之又少，因此人民对那些好的统治人物就不吝歌颂，如《周南·麟之趾》与《召南·甘棠》所云。遗憾的是，不仅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原则屡屡被抛弃，就是“爱民如子”也成了一直没法实现而又贯穿历史时空的口号。其结果一如晚唐诗人杜牧在其名作《阿房宫赋》结尾时所言：“使六国各爱其民，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民，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谁得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衰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这段话比较“文”，转换成现代白话来理解，只有一句话：难道中国古代政治家都是“记吃不记打”的东西？此话虽然难听，事实上大部分时间里的大多数政治家就是“记吃不记打”的东西，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后人哀之”的严肃也变成茶余饭后的助兴谈资。“各爱其民”与“复爱其民”几乎是一种幻想，政治家们更希望看到劳作不休的巨大成果，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给他们以成就感。
什么样的成果呢？仍是在《阿房宫赋》中，杜牧作了历史性总结和未来性预言：
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语言。
这六个“多于”比之于三无主义，在数量级上翻了一番，“式微”的咆哮也变成了人扮的狐声：“大楚兴，陈胜王。”而在人扮狐声传出之前，政治高压一直维系着繁荣与稳定，一如杜牧老先生所言：“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