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时代开始于1976年下半年，即江青集团倒台的那年十月份。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中国人都不曾想到华国锋时代会如此短祚。在另一端，中国人很迷信，1976年的华北大地的收成并不好，老人们认为这是老天爷不信任“新皇帝”。当然，收成好的地方可能持另一种观点，只是当时十三虚岁（1964年出生）的我，没听见而已。
1.华国年并没来到
我有一个同宗大爷，叫綦蕴东（我父亲叫蕴邦，他们是五服上的弟兄）。蕴东大爷性格很孤傲，留着一小绺花白的下唇胡子，身条瘦伶。在那时的农村，这样的老人形象，本身就等同于一个“倔”字。在我十三岁的记忆里个识文断字的人。他的长孙，按辈分是我的侄子，曾把一本繁体版但残缺不全的《孙中山选集》送给我。蕴东大爷虽然识文断字，但对于村中央供销分社、屯里完小墙上贴的大字报，连看都不看。
华国锋接班、江青集团倒台，村中大字报又铺天盖地，锣鼓再次响彻街筒子。这一切平静之后，村中老人们照常在街头“清议”。有一天，罕在人前说话的蕴东大爷说：“这算到了华国年了。”意思是说，华国锋的名字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暗含之意。另有一位叫颜承恩的老者（好象比蕴东大爷长几岁的样子）捋着自己飘然的白须，附和了两声：“是呢！是呢。”
华国年来了，村里的生活依然没有变样。年景不济，还得靠吃返销粮过冬。返销粮不过是高梁面子及轧过糖的甜菜丝。高梁面饼子很难吃，但饥饿迫使人们不得不吞下它，过上一半天，难受了：拉不出屎来，一家人有蹲茅房（农厕）的，有找了柴棚角上蹲的，小孩子则哇哇叫，让大人拿挺杆（秫秸尖端）给从肛门里往外拨屎块。
说起来，中国人虽然表面迷信，但骨子却是实惠胜过信仰。过了春节后的一天（约摸是1977年2月下旬），老人们在街头上闲聊。短不了给我们一帮小孩子们讲段历史故事、叫颜承恩的那位大爷好象有点不高兴，虽然他的大儿子在油田工作，给他买了不少猪肉过年。他喊了我父亲一声小名，而后问：“你蕴东哥说这个华国年来了，你看今年麦收有盼头不？”
父亲当时如我今日一样的年纪，刚步入中年（他出生于1931年，1977年四十七虚岁），也是村里知名的能人，会铸工（时叫“打行炉”）、驾马车技术好、农活上乘，所以有个什么事情需要判断，人们往往要问他。父亲正在低头和另一位中年人、我叫其为二大爷的綦占国下象棋，没好气地回了一声：“吃高梁面子，拉不出屎来，还盼好年景？”
“唉，唉！我可踩着你的大车（驹）呐！”二大爷高声提醒我父亲。二大爷是抗美援朝回来的老兵，又当村干部，看来不想让我父亲多说什么。他知道，我父亲常有不满情绪，因为政治形势一紧，父亲就没法出去当“黑师傅”——到外省的工厂去打工兼领班，包下又脏又累的铸工活，挣比当地工人更高的工资。
当然，父亲及二大爷的心态，在当时我并不明白，而是长大成人后自己“演义”出来的。
2.政治故事与政治案件
我如何演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得到实惠的百姓开始“演义”政治故事。也是若干年后反过来检视，我想那肯家是从北京高层流传、扩散出来的，应当叫做“政治阴谋”。有一个故事说：邓小平试图说服华国锋抓抓经济，华国锋听不进去；有一天邓小平带了孙子去华国锋家串门儿，邓让孙子叫华“爷爷”，孩子不肯；华一见孩子不叫他“爷爷”，就洗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递给孩子；孩子接过苹果，脆生生地说：“华爷爷好。”邓小平借机说事儿，对华说：“还是物质刺激起作用呀！”
这个故事在乡村人们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年轻人们讨论中央的人际关系，比如邓小平有没有可能带个小孩子去华国锋家去串门儿；中年人则讨论“皇上”家里的生活方式，比如华国锋有没有必要去亲自洗苹果、警卫员干什么吃的；老年人则讨论“毛主席为什么不毙了邓小平”，甚至说故事本身是台湾国民党编的。总之，乡村人们按自己的常识来解析这个故事。但这至少说明：第一，政治争论已经淡出乡村民众的视野，想象的苹果刺激了他们摆脱高梁面子的现实欲望；第二，毛泽东不再神圣，他也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比如没枪毙邓小平。
来自北京的故事是大众化的，而真正来自台湾的“反动宣传”则非常小众化。屯子里终于出了一件轰动全县的反革命大案。
我们屯子有十三个小自然村，分成九个大队。我家居住的是屯子的“首都”大庙村（民国以前有一座道教庙，民国时改为小学），有商店即公社供销社下设的分社、有学校即徐屯完小，还有传统的逢四排九的大集。我祖姓的村子叫綦庄，大庙几乎是綦姓的“殖民地”，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綦姓“占领”了好几百年。綦庄虽然也是綦姓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支书姓赵，又有单门独户的白姓人家。按当时的说法，綦庄“村中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某天早晨起来，某位村民到宅外的茅房解手，发现土墙疑里有一张纸条。纸条的内容说：华国锋无能，应当下台，让位给邓小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很快开进村子，经过三五天的侦察，锁定了一个叫白志刚的少年（约大我两岁）。据知情人说，盯上他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是，他不服赵姓支书，想当村里的“刺儿头”；第二是，他半宿拉夜听收音机，可能听敌台（主要指台湾和苏联对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广播，如今天的《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一样）。公安局办案人员一核对笔迹，果然是他。白志刚被判了刑，过了七八年才出来。不过，在他出狱以前，他父母举家搬走。有人说，搬回他白姓的老家去了；也有人说，搬到关外（东北三省）去了。
最让老人们感叹的是，“多亏他是个孩子，也多亏毛主席死了”。言外之意，毛泽东要还活着，非枪毙他不可。其实，这种假设本成立，因为毛泽东不死，华国锋怎么会上台呢！
3.声誉问题：华国锋很侥幸
风水流转，没有华国锋的时代感里，老百姓吃饱了，琢磨的事儿也多。邓小平的失误不断增多，比如1989年下令对学生开了枪。这件事刺激太大了，因此农村百姓都开始讨论这样一些话题，如“毛岸英不死，会不会接班？”，“邓小平能不能算一代皇上？”，“华国锋该不该算一帝？”，“有一天，中国会不会像苏联似的了？”凡此等等。
华国锋短暂的执政时间给我这一代人留下什么了呢？作为个人体验，十分真切的只有两样：其一，国歌歌词改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改成了“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其二，我们学唱一首新歌，“交城的大山里有支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云云。比这两项稍差一点的是一篇大约是作家徐迟写的歌颂华国锋的报告文学，题目早忘了，文章最后将华国锋的名字与叶剑英的名字做了对仗。前半句已经失忆，后半句是“一叶中国人民解放军剑之英”。
若干年后再思量此文，可见邓小平若有朝一日写入《汉书》、《明史》那样正统史典，对于叶剑英搞垮江青集团一事，史家肯定会写“小平不与焉”即邓小平并没参与此事。
这是事实。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也是事实，但华是否为“第二帝”仍是史学难题。
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之后与1989年六四开枪之前，享有比毛泽东要高的多的民间声誉。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满则覆”，比如民谣（1994）说：“大盖帽，棉铃虫，乡镇干部，邓小平。”饱受司法不公与乡政腐败压迫的农民说，这“四种东西”你是没法治的。再比如说，江泽民时代里人们彻底忘了华国锋这个符号，有谣谚（1996）说：“毛泽东领着一帮穷光蛋，邓小平领着一伙子贪污犯，江泽民领着一伙子下三烂。”谣谚虽然主要是表达对江泽民统治的不满，但是老百姓认为：让江泽民接班，是邓小平的失误。所以，后来邓小平指定胡锦涛接班，有违中共的组织程序，还是被老百姓认为是明智之举。能够自己纠错，算是的到了些许原谅。
不过，邓小平为江泽民背上的“历史黑锅”是无法卸下的了，到工人下岗高峰期，城市传到乡村的政治谣谚之一，就是毫不留情把邓小平“串”在三代领导人的反面脸谱上，谣（1998）曰：“毛泽东给了个铁饭碗儿，邓小平给钻了个眼儿，江泽民想堵没这具胆儿。”
与毛邓江三个领袖有关的褒贬评论，没涉及到华国锋，这样的“国锋不与焉”是悲是喜或曰幸也不幸，只能留给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