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迄今所有的国内文学作品中，阎连科的《风雅颂》是最具文学价值的。在文学媚俗媚权之劫后余生的荒芜土地上，《风雅颂》重新树立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旗，成了2008年死寂文坛仅有的一滴活水。在这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的封面醒目位置，阎连科以“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的面目出现，强烈构筑了一个极富煽动性的广告效应，又试图用“荒诞”来规避小说可能引起的巨大争议和风险。
看来作家和出版社都有些料事如神的功力。《风雅颂》自它的片断开始在杂志、网络上连载时起，便引来了一批高等学府深墙大院内的疯狂口水。这些俗称为“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充分利用网络和平面媒体的空间，挥舞着手中尖厉的酷语大棒，对阎连科的小说进行了围剿。他们宣称，《风雅颂》影射了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大，并且把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都抹黑，是对中国大学的歪曲和嘲弄。其实，对文学常识稍微有点认知的人都知道，将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纯属无稽之谈，甚至是无知的表现。但奇怪的是，这般毫无逻辑基础的蹩脚言论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掠过了高校的上空，并在舆论上形成了一股奇怪的压力气场，一夜之间便将中国高等学府打造成了光鲜亮丽的纯洁的知识晶体，而小说的作者却成了游荡在这漂亮晶体外的别有用心者。
然而，几乎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心底里明白，阎连科小说描述的情节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风雅颂》绝不是什么“荒诞现实主义”，而真真切切地就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得来的现实的镜像。如果强要给这部小说以某个名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带有强烈批判意味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从知识分子自身出发对知识界、学术圈、高等学府的丑陋与腐败作出的深刻揭露与反思。没有哪里会是纯净无染的天堂净土，大学也不例外更不会有某一所大学超然世外，圣洁不可侵犯。
在《风雅颂》的后记《漂浮与回家》中，阎连科清醒地意识到了小说将会引起巨大非议的特殊命运，因为这部小说就是“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因为《风雅颂》，精英们将颜面无光，斯文扫地，扒光了衣裳向所有人展示他们丑陋的身体和灵魂。这将是何等壮观而又惊世骇俗的场面啊。当神圣的虚假光环彻底地从他们的头顶上摘下，我们将会面对怎样无用的知识垃圾？这般残酷的联想势必将小说推向评论的风口浪尖，在批评声的此起彼伏中孤帆起航。
《风雅颂》的主题，简单归结起来就是一个精神漂泊无依的知识分子寻找自己失落的精神家园的故事。学院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无所依傍、沦丧堕落，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是小说内在的叙述核心。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始终被两只强劲蛮横的手操纵牵制，一个是市场带来的拜金主义，另一个则是从体制移植过来的官僚主义。市场化的唯利是图和官僚化的学术评判机制在大学校内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谋，共同开拓了潜力巨大的教育沃土，把中国的高等院校彻底变成了以经济效益为衡量尺度的、接受官方册封审核的、听话而无害的知识点缀器。而在学府中生长繁殖起来的当代知识分子则变成知识流水线上的一名装配工，专门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补丁。
装配工的命运，不得不说是对精英文化传统的莫大讽刺。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赖以自豪的优越身份是知识的创造者，拥有知识评判和学术创建的独立主权，以及不受外部世界干涉的创作自由。但是，知识分子生存的狭小空间却毫不留情地遭遇了清洗涤荡。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人文主义价值被这两只无所不能的手玩弄于股掌之间，一切价值伦理被抽空殆尽，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飘荡在校园的角落墙隅，接受着金钱和权势的嘲弄、羞辱，并最终被纳入权贵资本的语言逻辑中，成了体制和市场的双重附庸。
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其怯懦、自私、腐朽、无情、苟且而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质疑。《风雅颂》作为小知识分子自我审视、自我反省的心灵史，不仅揭开了高校黑幕的冰山一角，而且预示了知识分子命运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自我的彻底沦丧和迷失摧毁了知识精英的精神根基，把他们抛入了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中竟然无处安身立命，而只能满怀乡愿的惆怅回归蒙昧原始的乡村田野，这真是甩在以启蒙自居的知识分子脸上响亮的大耳光。
《风雅颂》不只是小说。它就是一只盛放下半身排泄物以及上半身口水脓痰的大痰盂。它把丑陋但真实的活生生暴露无遗，如同瘟疫般散发出腐尸的酸臭，用恶心的残酷现实刺激着学院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于是，一道壮观的风景出现了：各大高校都敞开了它们深锁的大门，争先恐后跑到门外的公共粪便池倒痰盂、洗马桶，声辩自己的洁净无污。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连人文精神的立锥之地都没了的学院高校，如何可能再回到纯洁中去呢？
倒了阎连科的痰盂固然是看起来干净了不少，但只要知识的家园依然被强人侵占着，只要无家可归的精神危机依然存在，知识分子就一定还会在痰盂里讨生活。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