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力阻开放沿海城市
一九八四年一月，胡耀邦刚刚平息邓力群的清污风波，邓小平到广东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三个特区视察，表示支持项南把厦门岛全部搞成特区.这是三年前胡耀邦送给邓小平的调查报告中早已提出的方案，邓小平当时未予理会。
三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会议，提出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唯独陈云拒绝参加，陈云还扬言他“绝不去特区”。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特别提到“请姚依林向陈云报告这次会议的决策”。
那次会上，胡耀邦再度关注开放上海。早在三年前讨论扩大厦门特区规模时，胡耀邦就主张开放上海，因为上海基础好，人才充足，历史上就有开放传统，开放上海可以有力推动全国改革开放。这次胡耀邦找代表上海来开会的阮崇武副市长谈了一上午，请他在会上讲一讲开放上海的构想。阮崇武中午打电话请示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陈国栋说了一句话：“上海不为天下先”。阮崇武只好沉默不语.这就使上海的开放又拖后八年，到邓小平“九二南巡”才解决.
十四城市开放会议之后，胡耀邦主持起草十二届三中全会《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虽然陈云集团通过他们控制的计委、纪委百般阻挠，一九八四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二，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五，远远超过陈云、姚依林的“保四争五”，也超过被他们批判“胡耀邦搞高指标、高速度”的百分之七。这就使陈云集团警觉到必须刹住地方上主动改革开放的巨大冲击力，尤其是沿海地区.陈云决定拿支持胡耀邦改革开放最有力、被誉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东、福建两省开刀。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陈云亲自策划、部署中央纪委、中央计委、中央组织部派出调查组到福建、广东两省调查处理“违反纪律”、“违反计划”、“违反组织原则”的“大案、要案”。
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是查出福建普江地区晋江县涵口村一些个体专业户制造银耳沖剂的“福建假药案”和“广东汽车走私案”。
所谓“福建假药案”，是福建晋江地区一九八四年银耳大丰收，涵口村一些专业户小作坊把银耳加工成银耳沖剂，是一种营养食品。当地诊所医生有时在给病人用药时附带开给这种银耳沖剂。这样一桩区区小事，竟被陈云列为“大案、要案”。就因这个“福建晋江假药案”，不但免去对福建改革开放立了大功的项南省委书记一职，还给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所谓“汽车走私”案，是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调他的秘书雷宇到海南岛开发经济。因为缺乏资金，获得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准，从海南进口一批汽车出售以筹措资金。当时中央各部都争着伸手向海南要汽车。雷宇将资金全部用於海南建设，政绩卓着，获得海南人民普遍肯定。陈云的调查组“上穷碧落下黄泉”，查不出雷宇一分一毫的浪费或贪污；陈云竟将汽车走私擅行定性为“大案、要案”，免去任仲夷省委书记和雷宇海南专员的职务。陈云及其手下专政派打手群的横暴恣肆，由此二案的制造可见一斑。
邓小平不久前才到过广东、福建，亲见这两省开放的努力和艰辛，明知陈云谋划除掉任仲夷、项南的用心，却不置一词.胡耀邦已被视为项南、任仲夷、雷宇等改革开放派的“后台”，感叹“日子难过”，下一步将轮到自己被“清算”了。
邓对胡猜忌日深逐步削胡权力
从周扬“人道主义与异化”一案开始，邓小平在政治上依靠胡乔木、邓力群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胡乔木、邓力群乘机挑拨胡耀邦与邓小平之间的政治分歧，上了不少“奏章”，意思是胡耀邦发表与邓小平“相反”的言论，是“企图在国内外树立自己的开明形象”；使胡耀邦在政治上失去邓小平的信任。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单独找胡启立谈胡耀邦，指责“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表现软弱；作为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又找胡启立和乔石两人谈话，再度责怪胡耀邦对反自由化软弱，批评胡耀邦与香港记者陆铿谈话“不得体，完全是迎合。”邓小平说：“陆铿的手法就是恭维胡耀邦，打着胡耀邦的旗帜，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
邓小平谈话中虽向胡启立表示“你同胡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但实际是向胡耀邦周围的人“打招呼”，暗示对胡已失去政治上的信任。
一九八六年五月，邓小平当面“试探”胡耀邦，他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胡耀邦信以为真，表示“由衷赞成”。邓小平居然对万里说：“胡耀邦为什么让我下？他是要取而代之！”
自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邓小平对胡耀邦猜忌日深，总认为“胡耀邦在树立自己的开明形象”，唯恐在国内外胡耀邦的威望超越自己。虽然一九八三年曾阻止陈云集团倒胡（主要由於叶剑英坚持反对陈云做法），事实上邓小平已在逐步削去胡耀邦的权力：先把经济工作主导权从中央书记处转移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把胡耀邦排除在外；后来又把政治体制改革交给赵紫阳的“政改办”，也把胡耀邦这个总书记排除出来。因为邓小平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丧失“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灵魂，只剩下“解决党如何领导、中央与地方关系、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等一党专政下的“政治体制”，当然不能由“反自由化软弱”的胡耀邦插手。对於陈云集团翦除支持胡耀邦的地方和中央部门领导人，邓小平不是直接支持，就是间接默认，从未表示异议.所以叶剑英去世以后，胡耀邦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处境日益孤立。叶剑英认为胡耀邦为人光明磊落、品质优异，生前对邓小平、陈云的不正派作法，深不以为然。
邓小平与胡耀邦的最后决裂
邓小平与胡耀邦的最后决裂，贯穿於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的全过程。这是一场波云诡谲、异？迭起，交织着价值观分歧与权力冲突的複杂斗争。
如前所述，从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同胡启立个别谈话开始，已明白显示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信任发生动摇.据胡启立说，他把邓小平谈话“原原本本报告胡耀邦，胡耀邦听了之后，没有向书记处其他同志谈一谈，徵求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这表明胡耀邦因问心无愧而不以为意，继续做他应做之事。
胡提出各地不同的发展战略
在邓小平一方，虽对胡耀邦已生猜忌之心，但实际工作还不能没有他。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文化，从内政到外交，胡耀邦工作的勤奋努力和开创精神，人所共见。即使邓小平、陈云把胡耀邦排除出中央财政经济领导核心之外，胡耀邦仍坚持走遍全国，从沿海到边远艰困山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符合各地不同条件的发展战略。胡耀邦说：“过去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各地条件，全国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那些深山区，高寒区，森林区，荒原区，祖祖辈辈并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他的经济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生产三要素中，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
胡耀邦以云南、贵州、广西为例，他说：“第一，三省、区有丰富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开发这些资源对全国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第二，三省、区南部低热河谷区，是亚热带经济作物带，可以发展糖料作物、亚热带水果、名贵中药材及香料作物等；第三，大面积高寒山区和草场，能常年生长林木、牧草，可以发展林、牧业，放牧牛、马、羊。三省区应立足於本地资源，採取切实措施和灵活政策，努力引进和发展新技术，开拓新产业，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胡耀邦关注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坚持农村工作不能受邓力群、胡乔木之流“反自由化”与“清除精神污染”等干扰；办法是规定每年一月一日，发佈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当年的农村工作及有关政策、措施。这一点与主管农村工作的万里、杜润生等均有共识，所以能坚持到胡耀邦下台为止。直至一九八七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才变成《邓小平同志关於当年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也就是“倒胡一号文件”。从“农村一号文件”到“倒胡一号文件”，标志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命运的转折点.
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胡耀邦制定的最后一个获得邓小平称讚的重要文件，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是胡耀邦在陈云集团竭力阻挠改革开放的艰难处境下独力完成的。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中，提到“胡耀邦亲自组织起草”的这个文件时说：“自始至终，胡耀邦没让胡乔木参加，我只是参加一般讨论，提提意见而已。”邓力群对《决定》中“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所提反对意见，也未被胡耀邦採纳.但邓小平却对这个决定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可见邓小平虽然政治上疑忌胡耀邦，经济上胡耀邦也被挤出决策核心；但一旦陈云集团阻挠改革开放时，还需要胡耀邦来挽救。这就是邓小平的自我矛盾。
一九八四年是邓小平最风光的一年，年初巡视广东、福建，发表扩大厦门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三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进一步开放全国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十月通过《中共中央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的变化，使邓小平扬名国际.那年十月一日北京举行了建国三十五周年庆典，民众在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时，自发打开“小平您好”的横幅标语，向全世界表明那时邓小平的确深得人心。
邓小平又向左转
过去人们批评毛泽东，经济形势好一点，就要反右。邓小平也一样，一九八四年全国经济形势好一点了，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又向左转了。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对内对外讲话，都强调“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会见台湾陈鼓应教授时，邓小平说：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自由化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邓小平又说：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一九八五年九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前，邓小平找“左王”邓力群帮他起草会议讲话稿，邓小平对邓力群说：
“关於四项原则，我有点新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於四项原则，又有利於四项原则；如果不讲四项原则，纠左就会纠到社会主义，纠到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向左转，专政派感到“扬眉吐气”，使一九八五年九月全国党代表大会从一九八四年十月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急剧后退；陈云亲自动笔写出的讲话，重申他的一贯教条：“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有计划、按比例。”
会后，专政派控制的“计划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按照陈云的“有计划按比例”鸟笼标准，派出调查组到全国各地查处“违反计划”“违反纪律”飞出鸟笼的地方和企业领导干部，造成一九八五年底、一九八六年初全国一大批改革派随着项南、任仲夷等改革派领导人“纷纷中箭落马”。
二○○八年八月十五日於美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