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香港电影怎么了

◎林沛理 香港文化评论家

刚结束的香港电影暑假黄金档期几乎全是好莱坞的天下:《蝙蝠侠:黑夜之神》票房大收接近6000万港币,《盗墓迷城3》及动画电影《功夫熊猫》的票房均逾3000万港元。华语片之中只有《赤壁》一片收逾2000万港元。港产电影本来以为避开暑假的强劲对手,可以在假期后取得比较理想的票房。可是,残酷的现实是香港观众对本土电影仍然不屑一顾———最近三套在暑假之后上映的港片《第一诫》、《十分钟情》和《大四喜》首日票房总和只有约3万元,平均每场收入约300元,每场观众只有6人。究竟香港电影出了什么问题?

这必须从香港的回归说起。回归十年,香港电影工作者逐渐发现,他们无法抗拒大叙述和大历史的诱惑。他们醒觉到,要跟上这个气势磅礡的大时代,他们的作品总要在某方面或在若干意义上与大中华的历史或文化,产生某种联系和接合。

香港电影工作者这种心态,当然包含了精密的商业计算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毕竟中国的庞大市场所触发的“马可。波罗想象力”,的确令人想入非非;但大中华、大叙述和大历史令香港电影作者悠然神往,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它满足了他们内心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希望得到一个可靠、完整文化身份的确认,以及成为一个拥有辉煌过去和璀璨未来的伟大整体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香港电影回归十年来的寻寻觅觅、跌跌撞撞是一个“重新创造自我”的过程,倒不如说它是一个以其独特方式,尝试与大中华、大叙述和大历史结合的过程。香港电影作者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香港电影的所谓“香港性”,诠释、转化为一种从未言明、含义暧昧的所谓“香港中国性”或者“中国香港性”。这当中自然涉及“香港性”与“中国性”的概念及定义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诠释、转化的过程,几乎无可避免地是一个翻译的过程。美国诗人佛洛斯特说过,诗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遗失的东西。在香港电影被翻译成中国或者大中华电影的过程中,被稀释甚至丢掉的就是香港电影的主体性和香港性。这就是香港电影近年来一沉不起的真正原因。

的确,如果近年香港电影有一个大方向和总体策略,那就是试图用它的“香港性”来兑换“国际性”、“亚洲性”和“中国性”。电影是一个资源跟着想象力走的行业,香港电影人回归后纷纷从中国的历史中撷取灵感,刻意在作品中加入恢宏叙事的元素,借以确认和彰显香港已回归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在这方面,张之亮的《墨攻》和李仁港的《三国之见龙卸甲》皆是显例。陈可辛的《投名状》在今年4月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连夺包括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等八个奖项,更确立了一种“历史化的英雄主义”已成香港电影新主体性的重要元素。

吴宇森的《赤壁》也是这种恢宏叙事思维的产物,结果它成为内地史上最卖座的华语片,而在香港的票房却未孚厚望,这并不是偶然的。吴宇森企图把他最善长描写的江湖人物提升到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高度,问题是历史以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构成,但《赤壁》里面的主要人物,除了张丰毅饰演的曹操稍为有点人味之外,每一个都似乎笼在淡淡的理想主义的光辉里。他们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只是站起身来,迎面走过去。这使得《赤壁》只有历史的场景、背景和气氛而没有历史的真实与质地。吴宇森一方面要拥抱历史,一方面又未能抛开他作为一个香港导演的狭隘地方主义视野,注定他只能够将历史当作一个戏剧处境和叙述框架。

《赤壁》被内地的学者和网民狠批为没有历史常识,但若从香港本位主义的角度看,这正反映了香港创作人怎样苦心孤诣地尝试摆脱历史的铁律与逻辑,从而重新肯定“自由”这个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赤壁》在历史与想象、真与假、虚与实之间无法协调的深层次矛盾,其实反映了香港人在“九七”后既想被国族拥抱,又怕被拥抱得太紧的心理挣扎。

说到底,所有香港电影都只有一个主题———香港。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两部港产片分别是2002年的《无间道》(卖座逾5000万港元)与2004年的《功夫》(卖座逾6000万港元)。两片的共同点是有一种建基于香港的独特文化身份与城市个性的“无法复制性”。《无间道》与《功夫》貌离而神合,殊途而同归;两者都对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即所谓“香港性”进行了令人拍案叫绝的诠释。

《无间道》里面的刘德华徘徊于出卖与救赎、光明与黑暗和正义与邪恶之间。他与香港人的自我主义行为,都是出于一种内在的“经济理性”。刘德华的悲剧,是在无间地狱里永远受“幸存者的负罪感”所煎熬,而香港人出卖了民族自尊与殖民者进行“魔鬼交易”,付出的代价就是真正、可靠的中国人身份的永远失落。

如果《无间道》是香港电影对香港人身份的沉痛反省,《功夫》就是周星驰对香港电影文化的热情拥抱和由衷歌颂。《功夫》是一部不折不扣“饮香港电影奶水长大”的香港电影。影片对粤语长片、武侠小说、邵氏电影与李小龙的指涉、挪用和致敬令港人看得眉飞色舞,更难得的是,它利用这些芜杂的材料塑造了一种无所顾忌的“功夫想象力”。反观他今年拍的《长江七号》,瞄准的却纯然是内地市场,他试图透过对贫穷以及穷人的美化和浪漫化来讨好内地观众,在香港观众看来简直是味同嚼蜡。

当香港不再香港,香港电影变得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又有何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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