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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一撮土而广厚见
清初广东番禺人屈大均（翁山）以诗名海内，尝游于四方，多有“闳览博物之君子”问岭南事，翁山乃举父母之邦所见所闻，“悉与之语”。可见在三百多年前的清初，即使是闳览博物之士，对偏于海隅的广东仍颇为隔阂，更遑论区区庶民！因为山川阻隔，车舟不便，天然的屏障，使广东的人文风俗大异于中州；到了屈大均生活的时代，依然是“未至其地者不闻，至其地者不尽见”。屈氏有感岭南之蔽障于外，遂以天地山水草木器物食货杂俗人事艺文等二十八语八百六十九目为内容，撰成《广东新语》，俾“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乎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自序》）；于当时广东的历史、社会、思想、经济、文化、物产、民俗等方面的论述，尤丰赡翔实。屈大均殁后，其暮年之交潘耒为《广东新语》作序，推崇此书善于摭取，“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谈义也博而辨，其陈辞也婉而多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徵故实”。《广东新语》系笔记体，并非历史著作，然博核精详，增补阙遗，“言其一撮土，而其广厚见”，则为正史所未及。故翁山自诩：“《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广东新语》的问世及流传，对国人深入了解广东，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屈大均之后，不复见《广东新语》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广东史”。
清以前，广东这片“南蛮之地”，并没有受到历代王朝（统治中枢）的真正重视。虽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秦朝开始，在岭南已有行政设置，但广东俨然方外之地，流人之所，是君王治下的一块“飞地”，充其量是天朝闭关锁国、抵御“外夷”经济、文化进入的屏障。清初实行“海禁”，沿海商民不得出海贸易，外国来华商船亦“不许片帆入口”。康熙二十三年（1684），终于撤销海禁，越明年，下令“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等关口征收关税，与外商进行贸易的洋货行———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然而华洋通商仍有诸多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又收束华洋交通，将对外贸易限定于广州，即所谓“一口通商”，因此，广东尤其是广州的商业地位实际上得以迅速提高，越来越受到天朝的重视；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在对外贸易活跃的同时，亦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夏夷之防”已然冲决。迨至清末，广东民间的政治意识日益发酵，一部分士人开始质疑臣民观念，洪秀全借“拜上帝会”起事，康梁以“维新变法”鼓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孙中山等党人的反清，皆策源于广东而蔓延全国；粤人之政治能量，为清廷所料不及。
进入“政治广州”时代
清朝覆亡后，军阀四起，政坛斑驳陆离，广州一度成为民国革命之都。孙中山前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讨袁“二次革命”，出师北伐，第一次国共合作，创立黄埔军校，苏联和共产国际操纵中国革命，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这些发生在广州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现代革命史、政党史、政治史的影响至深且巨。可以说，中国后来的政治格局、国家政体以及党治意识形态，早在民国革命的“广州时代”已经奠定。
民国时期的广东，并非完全驯服于统治中枢，而国民党政府亦只能对广东实行有限的权力控制。真正的政治大一统始于“殷革夏命”的1949年之后，从此，广州和全国一样，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偏于海隅的粤人粤地，再也不是“大异于中州”，而将与全国步调一致，接受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洗礼。
从1949年至今，将近六十年过去，尚没有一本从政治管治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记录1949年以来广州历史发展的编年史；因为“意蒂牢结”的原因，年青一代，并不了解他们出生之前的几十年间，这个国家、这座城市所发生的详细而真实的历史。刻意的“遗忘”导致“集体记忆”缺失，导致历史的断裂和不完整。有一位老记者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可以传世的“社会纪实”的前言中说：“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不美好；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幽暗。……由于……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强制造成的健忘症。”对历史的刻意“遗忘”是可耻的，亦为世界所不耻；而我们刻意遗忘的历史，必为世界所记录，亦必为民间所铭刻，历史终究会真实地重现。
令我们感到尴尬的是，一位西方人从“他者”的角度，向我们讲述广州的断代史———尽管此书是三十九年前出版，但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作用。美国汉学家傅高义的专题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撰写于1969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东西方冷战剑拔弩张，欧美左翼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傅著的适时出版，受到西方学界政界的重视，可以想见。
近百年来，美国汉学家（包括在美华人学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就斐然，名著迭出。远如马士等人，近如史华兹、列文森、孔飞力、魏斐德、柯文、艾尔曼、芮玛丽（赖特）、迈斯纳诸辈，当然还有费正清及其麾下的《剑桥中国史》编撰群体，皆“中国学”研究的一时俊彦。美国哈佛大学是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傅高义继费正清之后，一度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当然属于费正清创立的“哈佛学派”；而傅氏的政治态度，亦接近费氏（对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和政治取向，在西方汉学界颇有一些争议和质疑）。比起上述汉学家，傅高义对其所研究的中国问题缺乏深度的分析，理论上亦甚少发明。但如他所述，《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一书，“是西方第一本研究中国一个地区发展的学术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书中依据大量的中国官方报刊文献和西方资料，对1949-1968年发生在广州的历次政治运动作编年式的叙述，内容相当丰富，重大事件殆无遗漏。而广州的政治运动，即系中国政治的缩影；从另一角度看，一个地区的政治史，亦可推及为中国的政治史，因为整个中国的政治运动是“共时性”的，窥一斑可见全豹。揆诸当时形格势禁，神州大乱，隔绝于外，傅高义向西方世界提供的这份中国边陲省会的“政情报告”，自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史学价值。限于篇幅，以下只取个别内容略作介绍。
一份隔岸而观的“政治标本”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高义开始对“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的“规划和政治”进行研究。他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的资料很少，由于敌对关系，美国学者难以赴中国内地搜集资料。于是，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就成为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最佳“基地”。从1963年夏季开始，傅高义在香港生活了一年。香港有丰富的关于中国的资料，大都是从广东流入，其中包括从1949年至1967年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以及北京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此外还有大量在香港和西方编辑出版的中国问题的报刊和书籍，这些资料构成了傅高义研究广州的基础。同时，傅高义认识了一位叫陈仲文的香港人。陈仲文的经历特殊，1949年以后受到革命理想的感召，离港赴广州参加工作，讵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怀着失落突破“铁幕”，返回香港。机缘凑会，使陈仲文1966年赴哈佛做了傅高义的助手，此后几年每天帮助中文水平有限的傅高义阅读《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资料。陈仲文是一个理想助手，他以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向傅高义解释历次政治运动的详情、什么是“中国政治”，使傅高义学会如何读中国的报刊，如何在字里行间读懂其中的含义。傅高义是幸运的，这个遭受过政治打击的中国人，帮助他更深切地认识了中国的政治运动。
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合作化、大跃进、大鸣大放、反右、人民公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已经感到相当陌生的猛烈的政治运动，以广州为“标本”，详细地在傅高义的笔下重现。傅著引用最多的资料是1949年至1966年的《南方日报》，他所提供的一些数据，也大多出自《南方日报》。如广东在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的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据《南方日报》的统计，有28332人被处决。这个数字其实是有遗漏的，因为在农村地区，“镇反”时普遍滥杀，很多“恶霸”、“地主”未经审判就即刻枪毙。
除了上述属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还有两件大事具有“广东特色”：一是“反地方主义”，从广东省、广州市的主要领导到地区领导，一大批本地干部受到严厉的打击；一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饥荒时期的偷渡潮，数以十万计的广东居民逃亡到香港（按：此后又有更大规模的偷渡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连续超过十年，以青年为主。很多人在偷渡途中毙命、淹死或被枪杀，而被抓回的偷渡者都被送至“收容所”，当时广州及其周边的东莞樟木头、增城派潭等地区有专门的收容所关押被抓回来的偷渡者，长年人满为患。已无法统计七八十年代之间“逃港”的准确人数，但无论被抓回的抑或成功的，都肯定大大超过六十年代的偷渡人数）。
□沈展云（学者，广州）
傅高义，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享有“中国先生”的美称。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著作。傅高义教授目前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时代，是《邓小平震撼世界》的编者。傅高义教授还著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仍是第一吗？》等日本研究的书籍，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日本研究的第一人。当20世纪80年代末中美关系处于艰难时期，傅高义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敦促美国政府回复和中国的往来。他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有助于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