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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专家之死》(110×89cm,1979年作,中国美术馆收藏)。 |
部队画家邵增虎创作的油画《农机专家之死》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的优秀美术作品。作者自述：“在画里我抓住和突出了这么一些东西：一个充满智慧而忧伤的脑袋，一双勤劳而被折磨得皮包骨的双手。一具木犁和两粒硝酸甘油药片。在20世纪70年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一个受折磨的农机专家倒在世界上最落后的生产工具上面死去了，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实际上，这一构思与他记忆中的一件真实的悲剧有关：“文革”时，邵增虎的爱人在干校劳动，邵增虎去探亲的时候听说有一位美院的雕塑家在犁田的时候死在田头。据查证，这事发生在1969年2月28日，死者是广州美院雕塑系副主任、著名雕塑家曾新田。当时他患有高血压，穿着一条短裤在地里犁田，突然就倒下去了。多年以后，当邵增虎在反思“文革”劫难的时候，他非常感慨于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无情摧残与悲剧命运，因而产生了这一充满现实主义悲剧色彩的构思，而且把倒在田头、倒在落后的农具上的主人公身份变成农机专家，使这一悲剧更具有鲜明和强烈的冲突性力量。
据说当著名画家黄永玉第一次看到这幅《农机专家之死》时，当场落泪。漫画艺术家廖冰兄看了这幅画之后，十分感慨，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要感谢大胆的画家，因为他冲破了禁区，表达了历史的反省、生活的真谛，画出了真正的悲剧。”当时正是思想解放运动思潮汹涌之时，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涌现一批反思“文革”、批判文化专制主义的“伤痕文学”和“伤痕美术”作品，《农机专家之死》属于“伤痕美术”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在“文革”后美术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有评论认为，当1979年这幅作品发表时，“文革”并未被完全定性，而邵增虎在作品里直观而又沉痛地表达了对“文革”较深刻的反思和对人的命运的哲学思考，在当时“伤痕文艺”的浪潮中产生了持续数年的巨大冲击波。我认为这是比较准确和合乎实际的评价；同时，在今天的思想认识和时代背景中，《农机专家之死》的深刻意义还应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和揭示。
首先，我认为这幅作品所具有的意义远超出了反思“伤痕”的性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从上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中国美术界不仅出现了“伤痕美术”，而且出现了以“星星画展”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品。虽然在“星星”中也不乏“伤痕”意识及其作品，但其思想批判的尖锐与激进，则远超出像文学中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等那种“伤痕”，不光是抚伤而泣，更有深刻的批判。“星星”还与当时的中国民间思想话语和刊物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时代的思想空间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据分析，邵增虎创作《农机专家之死》的时候，其身份、交往与活动似乎并没有与民间思想话语有什么直接联系，但他的思想却是有着相关的性质和深度。
其次，对这幅作品思想意义的评价不应仅停留在当年思想解放运动的阶段，在今天更应该与目前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思潮联系起来。三十年的思潮翻滚、社会巨变，今天蓦然回首，我们会发现当年思想解放运动中许多重要的思考并没有持续下去。正是在上述这两个方面，我深感这幅作品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关于“死亡”这个问题，《农机专家之死》的思想和考量仍然是当下中国思想界迫切需要研究的。值得高兴的是，邵增虎写下了他的创作心得《历史的责任》，他说：“当我要寻找世界上最精炼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劫难的感受时，我发现了‘死亡’两个字；当我要用艺术形象表达这种感受时，我找到一具自己同志的尸体。”发现并且紧握着“死亡”这一残酷的主题，这是在直观感受之上的敏感与深刻。作者还说，“我在强烈的悲愤心情中作完了《农机专家之死》一画，我之所以悲愤，是感慨于像农机专家那样许许多多不该死的人都悲惨地死去了；而一些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人却还健康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