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日，中国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发生里氏六点一级地震，造成三十六人死亡，一百多万人受灾。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冲击之后，在经历了多达九万名同胞的死难之后，这次地震不再是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再善良的心灵也有麻木的时刻，再宽广的心灵也有怜悯的边界。哪一个人可以拍着胸口说“我有能力去爱所有人”呢？即便爱如潮水，潮水也会退去。这就是出于人自身的爱的有限性。当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再没有力量去爱的时候，惟有向无尽的苍穹仰望，并祈求天父上帝赐予更多爱的能力。
然而，有一对在这次地震中死难的母女，带给我深深的震撼。虽然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却像在我生活中存在过的亲人一样，鲜活而真切。这张照片被刊登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新桥村，救援队员在房屋废墟中挖出了一对母女的尸体。母亲右手握着一双筷子，右手抱着女儿，并用全部身体护住女儿，让女儿蜷缩在温暖的怀抱之中，母亲用此种方式为年幼的女儿抵挡这突这如其来的灾难。看来，地震发生的时候，这对母女正在一起吃饭，一起有说有笑，饭菜虽不丰盛，却很可口，因为是母亲亲手做的。死亡不期而至，生命戛然而止。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一瞬间，她们便陷入到无边的黑暗之中。她们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她们的脚步再也迈不动了。但是，这张照片显示，并不是死亡统治了她们，而是她们战胜了死亡，她们向死而生，她们虽死犹生。这幅照片令人无比揪心，更让人肃然起敬，因为它的核心内容是“伟大的母爱”，母爱像大海，像高山，连死亡也不能泯灭之。人类的生命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就是因为有母爱的缘故。
在美国圣保罗市刚刚闭幕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就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佩林不仅有完满的婚姻和成功的事业，还是五个孩子的母亲。老大是男孩，今年才十九岁，去年就参加美国陆军，这个月将开赴伊拉克。然后是三个女儿，而家中最小的男孩，只有四个月大。在佩林怀孕期间，查出这个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母腹中胎儿的发病概率接近千分之一，而四十岁之后的高龄产妇更容易怀上患有此病症的孩子。在欧洲，剥夺这样的胎儿的生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常识”。但是，佩林坚持生下这个孩子，她的信仰支持她做出这一决定：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深信这个孩子不应当被日益精密的现代医学“筛选”和“剔除”，他的存在不是羞辱了造物主，而是荣耀了造物主。每个孩子都是上帝所造、每个生命都是上帝所爱，在上帝眼里没有一个人是废物、在上帝眼里没有一个人是不配活的人。相反，只有堕落败坏之后的人，才会认为某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是废物、是不该存活下来的人。
在这次共和党的提名大会上，佩林一家全部都出席了。细心的摄影师拍摄到这样一组温情脉脉的镜头：佩林七岁的小女儿，一只手将四个月的小弟弟抱在怀里，另一只手将弟弟的头发理整齐；更妙的是，她还用舌头把手舔湿了，再把小弟弟的头发抹整齐。这一幕，不是谁导演的，乃是自然天成的。这就是这个家庭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幕，虽然这个孩子的身体有残疾，但在这个家庭中却获得了更多的爱。一个不完美的孩子来到不完美的世界上，需要母亲给予更多呵护，佩林必将陪伴这个孩子走完这段并不轻松的人生路。我相信，被这一幕所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些跟佩林属于同一党派、持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而是整个美国、整个世界。一个人真实的品格和信仰，只有在其家庭生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验证。一个对妻子和孩子都说谎的人，必然对所有人说谎——谁愿意相信连自己的性器官也管不住的克林顿呢？与之相反，一个愿意为家人付出的人，必然会是一名称职的公务员——佩林便如此。我相信，这个充满爱的家庭，必定是被上帝深深祝福的家庭。
世界因孩子而精彩。我不禁想起了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他那智障的孩子大江光。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大江光比他的文学创作以及诺贝尔奖重要千百倍。大江健三郎在其随笔集《自己的树》中写道：“当我家中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他是智障儿童，并且这智障不可能痊愈。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感到这是到那时为止所遇到的问题中最难解答的一个。”他和妻子排除了其他选择，特别是医生的建议——干脆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爱，这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决定，一个良心上不会受到压力的决定。但是，大江健三郎和妻子立即排除了这个所谓的“选择”，他们决定与智障的儿子一起面对生活、一起克服困难，因为“我坚信，决不对孩子施加暴力，是做人的原则”。世界没有坍塌，但世界确实存在许多破口。世界的破口，需要用爱来填补。惟有爱，才能让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惟有爱，才能让人将灾难转化为恩典，并怀着深沉的感恩之心享受生活。
既然一扇门无可避免地关闭了，那么父母便去帮助孩子打开另一扇门，那扇门后面的世界也许更加美丽。大江光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智力发育大概只有五六岁左右，即便这样，他爱这一家人，关心身边的人的感情和健康的妹妹、弟弟。奇迹发生了：不会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的大江光，却用耳朵发现了一个无比美妙的世界，那里有鸟语，有花香，有彩虹，有雨点，有拥抱，有笑容。大江光学会了谱曲和演奏，成了远近闻名的音乐家。大江光不是被上帝遗弃的人，而是被上帝祝福的人。上帝不会丢弃任何一只小羊，每一只小羊在上帝眼中都至为宝贵。是的，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生命永远是美好的，生命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正如大江健三郎的感叹：“如果我面对一个在无法想像的痛苦状态中生活着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例如非洲那些染上了艾滋病的穷孩子们——如果我想带上他走，可那孩子说：已经来不及重新开始了。那时，也许我会显得很慌乱，可哪怕是用小而嘶哑的声音我也会说：‘那怎么可能呢！’”只有那些珍爱生命的人才能承受神迹之美。谁有这对父子幸福呢？多年以来，父子俩堪称最佳搭配：他们经常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由大江光的音乐演奏和大江健三郎的演讲构成的“演讲与演出”，成为日本文化界的一桩佳话。
二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
然而，那么多手上沾满孩子鲜血的凶手，在我们身边游走着，他们心安理得，功勋卓著。
然而，在我“可爱的祖国”，对孩子的集体屠杀，仍然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上演着。
如果佩林和大江健三郎生活在中国，他们会被当作傻瓜来嘲笑。这里，生命不再是生命，孩子不再是孩子，生命和孩子都被“计划”成了一组组数字。在二零零八年北京残疾人奥运会的锣鼓喧天当中，我想起了一位久违的朋友，一位失去视力的朋友，一位常常是温和地微笑着的朋友。一位被迫与家人分开的朋友。他就是陈光诚。
陈光诚，我亲爱的弟兄，你在狱中还好吗？我穿着印刷有你头像的衣服，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你。你那俊朗的外表有点像电影明星周润发，这是惟一能吸引人们好奇心的地方。
陈光诚，这位捍卫生命的权利和尊严的斗士，这位被杀戮的孩子的招魂者，这位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的邪恶却仍然与之搏斗的西西弗斯，才最有资格坐在残疾人奥运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是的，你比胡锦涛更有资格在此时此地发表演讲：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正义等主题，你的理解远比胡锦涛深切而广博。你的身体有残疾，灵魂却以飞鸟的姿态在天空中翱翔。哪一间恶臭的牢狱能够将你囚禁？即便在监牢里，你也比住中南海里的胡锦涛更加自由。
你为何入狱？难道你泄露了国家机密吗？难道你危害了国家安全吗？一名伸手不见五指的盲人，如何能够犯下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呢？不，你所做的仅仅是挺身而出制止对孩子们的屠杀，你所做的仅仅是揭露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血腥与残暴。
二零零六年，盲人医生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市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的暴力计生问题而被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陈光诚在狱中受到了殴打和不给饭吃等极不人道的虐待。迄今为止，其家人仍然无法将盲文书籍送入监狱，在将近两年时间里，陈光诚既不被允许阅读，也不被允许书写，家属希望监狱管理当局允许其拥有一台收音机的要求也被拒绝。作为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连续七个月被当地监控者阻止去临沂监狱探视丈夫。自丈夫被捕以后，袁伟静所受的监控越来越紧，目前已发展到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当地政府出资雇佣两组共十二名无业人员，分别由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带领，对袁伟静施行轮流监控，隔天换班，风鱼无阻，即使在冬天下雪的日子也不例外。每组七名工作人员中，四人分别看守院子的四角，另外三人流动监控。为控制袁伟静外出，每天晚上将其院门从外面反锁。
那些似乎很单纯热切的爱国愤青们，为什么不去关爱作为同胞的陈光诚和袁伟静呢？为什么不去谴责这个比黑社会更黑的政权呢？为什么不像陈光诚那样站出来指证这正在发生的杀戮呢？在临沂，在山东，在整个中国，此类杀气腾腾的口号比比皆是——“宁可血流成河，也不准超生一个！”，“宁多一座坟，不多一个人”，“打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计生干部是这个世代“最可怕的人”，他们是父亲，或是母亲，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杀死别的父亲和母亲的孩子。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中国宪法，在他们眼中都是一纸空文。他们就像当年在中国施行“三光”政策的日本士兵，就像昔日统治纳粹集中营的艾希曼们，他们任意妄为地将那些没有“准生证”的妇女，强制堕胎、强制上环、强制节育手术。他们对即将临产的孕妇痛下杀手，把一个个活生生的婴儿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不断造成一死两命的血案。他们的工作效率与他们的收入成正比。中共用最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推动最社会主义的计划生育工作，这就是中共的“与时俱进”。
凶手们四处炫耀他们手上的血迹，用以威慑那些待宰的羔羊。在中国，生育权不是人权。许多农村的年轻夫妇，为了生育第二个孩子，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四方。但他们并不能一走了之，他们还有父母，还有家人，还有老宅。在年轻人外逃之后，老年人便成为计生暴力的受害者。有些外逃者的父母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自以为计生人员不会对老人实施暴力，便选择留下来。但他们统统被抓到乡政府关押起来。部分被关押的老人遭到毒打。临沭县有一对老年夫妇，因儿子、儿媳外出躲藏而被抓到乡政府关押。关押期间，老太太被殴打致死。老伴死后，老头服用农药在乡政府门口自杀。对此，地方官员却如是说：死有余辜。如今，许多地方将株连制度由直系亲属扩大到非直系亲属，堂兄弟、堂姐妹和表兄弟、表姐妹亦被划入株连范围之内。这样大规模的株连，便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也自愧不如。
那么多孩子，还没有出生便被杀害；那么多孩子，刚刚出生便被遗弃。还有比这更显著的“中国特色”吗？被杀害的孩子，被遗弃的孩子，你们还愿意做中国人的孩子吗？不要做中国的人的孩子，那么做美国人的孩子呢？近年来，有五万名中国弃婴，大部分是女婴和残疾的婴孩，先后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孩子无法选择出生在中国，却有幸能够远渡重洋到美国。让我们祝福这些逃离地狱的孩子。在中国，孕妇们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询问的第一句话便是：“要，还是不要？”难道这也是一个问题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的人口学者、计生委、地方官员和医生们，对本民族的胎儿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如此冷血残忍？他们认为，减少本国的人口是一件无比崇高的事业。然而，人口减少之后，中国便可以实现“大国崛起”吗？
是的，谁愿意成为中国人的孩子呢？谁愿意成为中国孩子的母亲呢？孩子还来不及哭出第一声来便被杀死了，孩子还来不及露出第一次的微笑便被遗弃了，母亲还来不及看孩子第一眼便永远与孩子分离了。党国谆谆教导百姓说，人权就是生存权，人权就是猪权；但在今天的中国，人却连生存权都没有，人却连猪都不如。不在血泊中沉默，便在血泊中呐喊。二零零七年五月间，广西玉林地区博白县等地民众揭竿而起，反抗计生暴政。当地人在忍无可忍、毋须再忍的集体保护意识下，以暴以暴，焚毁当政机关。一时间，曾经横行无忌的计生官员抱头鼠窜、魂飞魄散。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过来报应到了中共自己身上。
这是一场由党国主导的悄无声息的屠杀。这场持续三十年依然没有停止的大屠杀，究竟杀戮了多少孩子，究竟相当于多少次南京大屠杀、相当于多少个奥斯威辛集中营，仍然有待历史学家们去统计和研究。但我至少可以确认，即便在满洲人的统治下，即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中国亦没有发生过如此残酷而持久的屠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哈姆雷特的问题，而不是今天的中国人的问题。今天十多亿的中国人，连生与死的选择权都没有。党国要你生你就生，党国要你死你就死。更可悲的是，经过长期的宣传洗脑，大多数中国人认可或默许了这场屠杀。而整个世界都是旁观者，就像当年旁观着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一模一样。
最后，一个盲人站了出来。他的眼睛和心灵比我们更加明亮。
陈光诚，亲爱的弟兄，我为你和你的妻子、孩子祷告。
三
那么多孩子还没有出生便死去了。
孩子们的死亡，或来自政府的命令，或来自父母们的“自由意志”。
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对妈妈说：“只有我，妈妈，才能说您既杀了我，又没有杀我。”
她不是一棵无花果树，但当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的忧伤和空虚却胜过了无花果树。她曾经奢望她写的书可以代替孩子，但书怎能代替孩子而给她安慰呢？书不会用那童稚的声音深情地呼唤“妈妈”、“妈妈”！
堕胎从来都不是她的选项。她说：“如果我做了人工流产，就会有一种杀了人的感觉。”这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感觉。然而，当那个有着偏执和易怒个性的男人，那个光芒四射的革命者和男子汉，狠狠一脚踢向她的腹部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便注定了永远不能出生。
她再也无法怀孕了，而他不久便死于一场敌人精心策划的车祸。她是意大利最伟大的女记者法拉奇，他是希腊传奇式的革命者帕纳古利斯，他们的爱情故事让多少人热血沸腾。然而，在疯狂而浪漫的爱情故事背后，是极其残忍而冷酷的内核。他们的孩子，会是一名英俊的希腊男子，还是一名浪漫的意大利女子？他们无从知晓。在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中，法拉奇愧疚而深情地对孩子说：“我不想让他们用吸刮器将你撕碎，然后把你和肮脏的棉花与纱布一起扔到垃圾堆上。我不想这样……如果你说我不相信生命，你就错了，孩子。我确实相信生命。尽管生命中有许多丑恶现象，我依然热爱它，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生活。但是我要东奔西走，孩子。我只能对你说再见。”而帕纳古利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的冷静与理性，这是政治家和革命者所必备的素质。在法拉奇流产之后，他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居高临下地宣称：“我是来祝贺你，来告诉你，你赢了。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你摆脱了妊娠和分娩的奴役，而是因为你成功地挺住了他人的意志，包括上帝的意志。……一个人如果开始皈依上帝，就表明他慵倦了，再无力自恃。你还没有慵倦，因为你是怀疑的精灵。上帝在你心中是一个问号，甚至是无穷无尽问号中的一个。唯有那用问号来折磨自己的人，才能前进；唯有那些不屑于信仰上帝慰藉的人，才能重新开始：再次否定自己，再次推翻自己，再次把自己交给悲苦和悔恨。”
他自以为是地教他如何称为一个“坚强的人”。然而，再也没有比他更残酷、更无耻的丈夫和父亲了。尽管法拉奇与他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四个月，爱他，并愿意为他牺牲，但他只知道向她索取，将她当作一台自动取款机。即便与她躺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他还在洋洋得意地描述其“宏伟计划”：他要去诱奸他的前监狱长的妻子，这是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就精心制订的计划——他要干得她尿血。他不觉得法拉奇腹中的胎儿是与他的生命之间有什么联系。胎儿死去了，他在一旁窃笑，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老实说，我无法掩饰对此类男人的愤怒与厌恶。我庆幸这个迷倒过无数女人的革命者的早死，正如我庆幸格瓦纳的早死一样。他们在夺取权力之前便死去了，倘若他们夺取了权力，必定会成为又一个翻版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是如此冷酷无情地对待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他们是同一类人。他们既然如此冷酷地对待女人与孩子，也会更加冷酷地对待人民——他们自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伟大”的人物、“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是应当被“宠爱”乃至“崇拜”的。
牵挂孩子的还是母亲。法拉奇，这个外表无比坚强的女子，这个被誉为二十世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柔情万丈，眼泪婆娑。这是我最喜爱的法拉奇的一本书，也是她写得最痛苦的一本书。写这本书，不是疗伤，反倒如同第二次经受堕胎的痛苦。法拉奇说，这不是一本关于流产的书，而是一本关于怀疑的书，一本关于生与死的书。在这本书中，她既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也不是道貌岸然的天主教教士，她只是一名卑微的母亲，一名受到伤害、惩罚和隔离的母亲，一名永远不能拥有孩子的母亲。她这样描述未出生的孩子的模样：“我已经看过你五周时的最后一张图片。你还不足二分之一英寸长。你的身体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朵神秘的花消失了，你现在看上去倒像一条非常逗人喜爱的幼虫；或更像一条刚长出鳍翅的小鱼。那四条鳍将会长成手臂和双腿。你的眼睛已长出两粒细小的黑点闭封在一个圆圈中，在身体的尾部，我可以看到一条细小的尾巴！”这是她与胎儿最后的一次相见，这是胎儿留给她最后的记忆。然而，这块最柔软的肉离开了她的身体。
那个孩子还不会哭泣，还不会说话，还不会思考，还不会追问——你们是合格的父母吗？你们做好了迎接我的准备吗？你们有权利以没有做好准备为由，中断我的人生之旅吗？约伯说，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是的，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但这不能成为父母拒绝孩子降临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迎接孩子的降临呢？法拉奇以母亲的口吻对未出生的孩子说：“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不惧怕痛苦，痛苦与我们同生同长，对于它，我们已经习惯了，就像习惯我们有两条腿两只胳膊。说到底，我也不怕死，因为一个人死了，就意味着他出生过，走出了虚无世界。许多妇女向自己发问，把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为了挨饿，还是为了受冻？为了遭人背弃和受人欺侮？为了在战争中遭受杀戮，或者被疾病折磨而死？她们不相信他能获得温饱，驱除饥寒，他能有忠诚和尊重陪伴，他能消灭疾病和战争获得健康和长寿。可是，虚无就比痛苦更值得人们选择吗？即使在我为自己的失败，绝望、苦恼而痛苦时，我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宁肯吃苦受罪，不愿化为乌有。”与其说这是对孩子说的话，不如说是对所有的母亲所说的话。
我们需要孩子，胜过孩子需要我们。我们能够教给孩子的东西，比不上孩子能够教给我们的东西。孩子是虚无的敌人，在这个虚无主义占据主流的时代，孩子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和来自上帝的拯救。我的朋友王怡在分享其信仰见证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渴望爱与被爱，但他发现自己的爱只能建立起一个小小的“两人共同体”，即他与妻子之间的“共同体”。在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之间，再也插不进“第三者”了。这是他们夫妻两人长期持“丁克家庭”的共识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和妻子对爱与生命都有了崭新的领悟，在受洗之后的第一个父亲节，上帝赐给他父亲的名份。一个孩子的降临，天使也要为之欢呼。一个孩子的降临，我们的生命也会为之而改变——这改变将是前所未有的。
四
两年以前，我和妻子希望有一个孩子。
当孩子在母腹中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我陪妻子去医院做例行检查。那位表情严肃的医生突然向我们宣布：“一个月之前，胎儿已经在子宫中停止生长了。”那一刻，我们如同受到当头棒喝一样，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我们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我们所有关于孩子的美好设想都破碎了。此时此刻，我这才对法拉奇曾经发出的追问有了感同身受：“事实上，你还没有形成脸，甚至没有形成大脑。孩子，我正在对你说话，但你不知道。因为黑暗包围着你，你甚至不能感觉到你自己的存在……”圣经中也写到过这样的孩子，“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原来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当妻子脸色苍白、泪眼朦胧地被从手术室中推出来的时候，当医生悄悄地让我观看一下那还没有苹果大的、血肉模糊而没有形状胎儿的时候，我惊恐万分地闭上了眼睛。那时，我们除了祈祷，什么也做不了。后来，医生悄悄告诉我们说，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医学上无法给出解释。在北京出现这种情况的孕妇，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比例。
那个时刻，我才体验到约伯深沉的痛苦。我们都是无辜者。可是，约伯没有像屈原那样自以为是地发出“天问”。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约伯那种坚定不移的信靠，我们仍然保持缄默。那是我们惟一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一旦开始追问，便无法停止多米诺骨牌般的自怨自怜。然后，我们祷告，将我们所有的疑惑和企盼统统告诉上帝。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一年多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了信靠与感恩，以及如何去爱孩子、去爱所有的生命。
父母与凶手，往往只有一纸之隔。在这个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以上帝自居的时代，父母堕落为凶手，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从打着计划生育旗号的“政府行为”，到肆意堕胎的“个人行为”，从中国到西方，从印度到非洲，有多少孩子被杀死了？那些强词夺理的聪明人说，当胎儿还没有离开母腹的时候，便不是一个生命，便可以被政府和父母任意处置，因此堕胎不是残害生命。他们还将堕胎非道德化、非法律化地处理为“个人隐私”——在今天的中国，在政府的鼓励之下，堕胎变得像吃饭穿衣一般简单，街头巷尾全是数百元便可堕胎的简易诊所的小广告。但是，对我来说，孩子就是孩子，生命就是生命，这中间没有一个所谓的“中间地带”或“灰色地带”。我赞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表述：“人权始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我更欣赏德兰修女的做法，她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便以反对堕胎为主题。她毅然选择这个似乎“有争议”的题目，这个让许多自由派不舒服的题目，因为她坚信：“如果一位母亲能够杀害她自己的孩子，那么剩下的就是你杀我、我杀你——这两者没有界限。”
这是一场拯救生命的战斗。德兰修女向众人分享了她所经历的奇迹：“今年一开始我逢人便讲：‘让我们在这一年里保证每一个孩子的顺利出生。我们需要那些未出生的孩子。’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令人震憾的事。我们用领养的方式开展了向堕胎的斗争。我们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小生命。我们向所有的医疗站、医院和警察局发出通告：‘请不要虐杀孩子，我们收养这些孩子。’于是，一天中的每一小时总是收到关于那些未婚先孕的妈妈的电话。我们告诉她们说，你来吧，我们会照顾你，我们将收养你的孩子，给孩子找一个良好的家庭。”由此可见，她投入的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有那么多人与她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是，有上帝与她在一起。
有时母亲是凶手，但在更多的时候，凶手是父亲。连独立、强悍如法拉奇的女子，也沦为受害者，她与那未出生的婴孩都是受害者，都是那个狂妄而虚伪的男人的受害者。女人怀孕后能否合法地做母亲，必然取决于和她相关的男性。想无视男性的反对成为单身母亲，即使是激进和坚强的法拉奇，也无法回避社会偏见带来的压力、痛苦和孤独，她在书中写道：“我无法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当一个女人对别人说，她是合法受孕时，每个人都会对她关怀备至……然而对我，他们却沉默不语、冷冷清清，要不就尽说些有流产、堕胎的话。我把这称为阴谋，一桩意在让我们分离的谋划。”最终，她成了这场阴谋的牺牲品。
所以，我同情那些被欺骗和被抛弃的女子，我谴责那些自私而冷酷的男人——我不会将那样的人当作朋友。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悲观预期的原因之一，便是我逐渐发现，专制者与反专制者在精神结构上几乎同构。专制政权以计划生育的国策来消灭孩子，那些反对专制政权的人亦乐此不疲地杀害自己的孩子。贪官污吏和民主斗士们，在淫乱、通奸以及强迫受害的女子去堕胎方面，俨然是孪生兄弟。他们说，这些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隐私。
但我要说，犯罪就是犯罪，杀人就是杀人，这是无法用神学和哲学的语言来包装的。当杀人者拒绝忏悔并四处布道的时候，当淫乱者在《生命季刊》等基督教刊物上发表妙笔生花的文字的时候，当凶手陷入自我炮制的谎言之中无法自拔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指证罪恶。使徒保罗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又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保罗根绝了我们“一团和气”的妥协与乡愿。诚然，我们都是罪人，但这一可悲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对罪的谴责。那个被伤害的女子，那个被剥夺生命权的孩子，都有份获得公义和爱。
鲁迅说，救救孩子，这是我们一生不能推卸的使命。我们应当成为爱孩子和保护孩子的父母。即便这个世界已经残缺不全，但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希特勒不能，毛泽东不能，邓小平不能，帕纳古利斯不能。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拒绝充当凶手的角色，我们必须站出来制止谋杀；同时，因为我们爱每一个孩子，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凶手。当然，我们所做的，仅止于指证罪恶；而审判，只能由上帝来施行。
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十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