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此谓去其重
孔夫子删削古诗，所删去的是哪些，今已无法详加考证。诗经学家们往往把与诗经三百零五篇之外的同期诗作视为可能的删削，称之为“逸诗”。其实，尽孔夫子之后学者之所有可能，搜集到的“逸诗”也少得可怜，有的甚至是从《易经》上“挖来”爻辞，如《鸣鹤》之诗：“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就是《中孚》一卦的爻辞。。
这首诗或曰这段爻辞，译成现代语大意为：
仙鹤在隐蔽处鸣叫，
它的幼子发出回声。
我有美酒，
愿与你一起享用。
这首诗，使我们想到了《魏风·园有桃》的意境。但是，按孔夫子“去其重”的编辑方法，最有重叠意义的非逸诗中的《麦秀之诗》与《王风》的首篇《黍离》而莫属。
《麦秀之诗》初见于《史记·宋微子世家》。
《宋微子世家》讲的得归顺姬周统治的殷商贵族微子开立宋国到宋国灭亡的历史。微子是商纣的庶兄，与他同时服务于纣王的另一位时代名人叫箕子，是纣王的叔叔。箕子被周武王封在了朝鲜，地位在微子之上，即享“不臣也”的地位。
关于箕子的历史记载，附在《宋微子世家》中。有一次，箕子从朝鲜来，去周朝的首都例行朝见，路过殷商故城，“感宫室毁坏，生禾黍”，十分伤感。哭吧，怕人说他像个妇人似地小心眼儿；不哭吧，心中实在憋闷。于是，他随兴唱出一首歌子，即为《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这短短的四句咏叹，让正在废弃宫台上除草的殷商旧民“皆为流涕”。《麦秀之诗》译成现代语，其意大略如此：
麦芒尖尖麦苗壮，
叶子油光是黍苗。
纣王那个浑小子呀，
就是听不进我的劝告！
时过境迁，风水轮回。西周因为腐败与苛政而灭亡，有一位东周大夫奉命出使，路过西周故地，见到故地破败之状，唱了一首类似的诗歌，诗曰《王风·黍离》。最后一段云：
黍子依然繁茂，
谷子已经结了籽粒。
行经宫墟步踌蹰，
心中如噎难畅气。
理解的人，
知道我心戚戚。
不理解的人，
以为我对旧荣痴迷。
在天之神呀，
我已经迷失了自己。（6：1-3）
且不论这一先一后、一短一长的风格相同作品有多少哀伤之气可互通，只看它们留给后世的绵绵之悲，就足见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魏晋之际的著名文学家向秀，为竹林七贤之一，其传世作品仅有《思旧赋》与《难嵇叔夜养生论》两篇，注《庄子》未完而人亡。其《思旧赋》虽为怀念被处死的朋友嵇康与吕安二人的“怀人之作”，但是借引《黍离》与《麦秀》二诗，使人由“时局”而历史，由“怀人”而思古。其赋第二段云：“叹《离黍》之愍周兮，心徘徊以踌蹰。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这样悲天怜人的情怀一直隐藏中国文人的心灵深处，若有所遇，便有所感。在向秀一千多年之后，元朝的文人（元曲作家之一）张养浩则把箕子的悲叹与向秀的踌蹰高度简化为对秦汉废宫的“悼亡”。
他从山东济南以赋闲之身奉诏去陕西西安一带安抚灾民，行至潼关，思古之情涌上心头，或曰顿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他的《潼关怀古》曲子说：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老先生以六十一岁高龄，到处查看灾情，还动用了自己的私财救济灾民，这在贪污成风、要钱不要脸的元代后期官场实在是难能可贵。可以推测，如果没有《黍离》、《麦秀之诗》及《思旧赋》的浸淫教育，张养浩不可能以私钱济公，也更不可能死在救灾任上，尽管我们可以说并不是每个读过以上二诗一赋的人都会以私济公！
18．2抗争者的死亡
在所有逸诗中，绝不是《麦秀之诗》最令人回肠荡气，因它不是绝版之作，尚有《黍离》为之后继，还有《思旧赋》怀念它那份情怀，以致于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吟之于两千多年之后。相对于这个绵绵不绝的传承脉络，《采薇歌》却是“当时”的绝版，再无继承者出现。
那首真正的千古绝唱缘于一对兄弟的错误选择。为了这项错误，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司马迁对《采微歌》的作者非常之尊重，以其中的伯夷之名写成《史记》的“列传第一”即《伯夷列传》。
《采微歌》的另一个作者叫叔齐，他是伯夷的弟弟，二人同为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决定让叔齐接班，父亲死后，叔齐不想接班，让位给哥哥伯夷。伯夷不肯接受，逃遁而去；叔齐见哥哥已走，更不肯接班，也逃离而去。于是，“国人立其（父）中子”。二位“逃亡者”会合之后，决定去投奔殷商所封的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文王死后，武王决定东向伐纣。伯夷叔齐以为不可，“叩马而谏”。武王左右的人要杀此二人，姜太公说“此义人也”，让人们搀扶他们躲到一边去。二人已经无奈大局，只好躲进首阳山。首阳山，又名雷首山，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
他们本来可以纠正自己投奔姬周政治集团的错误，回孤竹国去，但是，他们决心实行道德抗争：不吃姬周的粮食，只吃首阳山里野豌豆（古叫“薇”）。其实，一如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你吃首阳山上的野豌豆，不也是吃人家姬周土地上的产出吗？
图18：真理的谬误
图解：来自异邦的兄弟二人，本为真理而来，真理破灭，他们坚决地选择了以生命为代价的道德抗争。贞乎？愚乎？
图源：南宋画家李唐《采薇图》（局部）
二人不仅“义不食周栗”以示道德关系的清算，而且还作诗歌对姬周以暴易暴的新统治进行不留情面的批判：
登上首阳山啊，
充饥可用野豌豆。
用暴力去取代暴力吗，
伐纣的武王道义何有？
神农虞夏转眼而逝，
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
寻找真理的所在，
我们的命运合该如此苦愁！
这是二人死前的绝命之作。它也为后人留下了又一个“历史公案”：为什么孔夫子不录此诗入他编辑的三百零五首的本子呢？毕竟孔夫子在编定这个本子以前，就肯定了伯夷、叔齐二人“求仁得仁”的？当时，孔夫子的学生冉有问老师说：“那两个人辞去君位，后悔吗？”孔夫子答道：“他们追求仁得到了仁，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然而，《采薇歌》何以被当作“另类”删掉，实在令人疑惑。或者是因为这首诗没法归于任何一类风，毕竟孤竹国并没在姬周统治范围之内，所以《孤竹风》出现在《诗（经）》中也不太可能，更不用说出现在小大二雅及周鲁商三颂了；或者说，这首诗强烈地反对姬周意识形态，与孔夫子恢复西周秩序的理想相冲突，不具备“政治上正确”的条件，故不采录。
放下这段“历史公案”或干脆叫“历史烂帐”不论，我们还是要感谢司马迁，他也因见到这首逸（轶）诗而大为感动，不仅为伯夷（及叔齐）立了传，而且还把《采薇歌》录入《史记》。
该向老先生深鞠一躬，才能表达两千多年之后的敬意啦！
18．3模仿者介子推
伯夷与叔齐的《采薇歌》虽然成为千古“绝版”，但是在春秋时期还是有他们的模仿者出现。此人是大名鼎鼎的介子推，我们今天称为“寒食”的清明节即与他有关。当然，他也有诗作，名为《龙蛇歌》。但是，其格调远不及《采薇歌》，因为他是一首为个人争利的诗歌，道德价值稍低。
关于《龙蛇歌》，后人也有人说是介子推的旧日随从所作，如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说“介子之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等等。如果此歌为介子推从人所作，那么稍能增强介子推道德抗争的价值。换言之，他对伯夷与叔齐的道德模仿，便有了传承二位先贤精神的意义。介子推的故事由于春秋五霸以第二位顺序出现的晋之公（名重耳，献公之子）引起。时当晋国陷入长期内乱，本不想回国夺取君位的流亡者重耳被强大的秦国所扶持，回国主政，他在秩序未稳之际，以封赏流亡时期的随从为手段，笼络人心。据说，介子推为随从之一，但未得到封赏。面对此尴尬之状，介子推也不便争功，但是提出一个全面否定封功的道德基础的观点：“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已为，不亦诬乎？”他说重耳回国当政是天意而不在于流亡随从者的努力，显然大大地悖于事实。他母亲也劝他：“你也该去求封赏，不然死了怨谁呢？”
介子推也反驳了母亲的观点，他说：“我怨恨那些人，再去效仿他们的行为，罪过更大了。况且我已经说出了怨言，绝不吃晋君的俸禄。”稍后，他带着老母亲逃亡到绵上山去了。绵上山，在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南。
按《史记》的说法，介子推原来的随从在他逃亡后，就在宫门上挂出一块牌子（或竹简之类的东西），上写一诗，诗曰：
龙欲上天，
五蛇为辅。
龙已升云，
四蛇各入其宇，
一蛇独怨，
终不见处所。
此诗简单易懂，没必要翻译成现代文。倒是此中仍有一段“历史公案”，即究竟介子推随从了重耳流亡与否？民间传说，主张介子推为流亡随行者；而较为权威的历史著述如《史记》与《左传》均排了介子推，以《史记》所述，五人为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我们没必要深究原委，姑且认为介子推是一位一直隐居在国内的贤人，重耳回国，召他问策。不过，如此“姑且”，又没办法解说介子推本人或他的旧日随从为什么要提及“五蛇”，并分之为“四蛇”和“一蛇”。
这样的“历史公案”，还是留给专业史家去解析吧！
现在要说的是晋文公得知介子推的怨气后的反应（——他认为《龙蛇歌》是介子推本人所作）。他为补偿自己的失误，决定把整个绵上山全封给介子推，称之为介山。偌大的山中当然也有土地，其地也同时给了介子推，称为介推田。晋文公为此也做了专门检讨，说：“此次封赏是为了记载我的过失，表彰贤能之人。”但是，介子推已经下了决心，像古代先贤伯夷与叔齐那样不再拿君主的俸禄或封赏。晋文公求贤心切，就以放火烧山来“威胁”，结果介子推母子还是没出来。
他们可能被烧死在了介山。
后来，民间故事说：古今相传的寒食节（或在清明前一天，或为“十天寒食”）就是为纪念介子推而立的，也就是说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再生火做饭，以免引悲伤的回忆。至此，有关寒食节乃至清明节（——实际二者已经合二为一）的民俗历史，我们仍无须细究，而是留给民俗学家们去考究。但有一点，寒食节作为重大节目是两宋时代的事情，并且它的多数内容都是消闲、娱乐，全然没有哀悼气氛。如果我们试图为《龙蛇歌》寻找“同类”，实在是与《采薇歌》不能并论，它大体上接近《秦风·权舆》。《权舆》中那位抱怨吃不饱的门客，与《龙蛇歌》中那条不得封的“蛇”，实为同类人士。《权舆》与《龙蛇歌》的战国时的版本即为冯谖的《长铗歌》。此外，《唐风》即晋国民歌中虽然没有录入《龙蛇歌》，但这并不意味着春秋时代的晋国政治家们没有诗学修养。如为晋文公的父亲献公遗愿（以骊姬之子奚齐为接班人）而献身的大夫荀息，受到时人的歌颂，称为：“《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旬息之谓乎！不负其言。”这段诗引自《大雅·抑》，今译为：
白玉上面若有污点，
我们就将它慢慢磨掉；
开口发言出了瑕疵。
这将如何是好？（17：22-5）
时人之引的用意是为表彰荀息信守诺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诗》在经孔夫子之手编定版本之前，就对社会生活及政治斗争发生了重大影响。与晋国国内的人采用《诗》表达政治见解与评价一样，流亡的重耳集团中也有深受《诗》教的人士，其中赵衰在判断清楚秦国决心支持他们这个集团的战略之后，唱起了《王风·黍离》即史记所说的“赵衰歌《黍苗》诗”。聪明的秦穆公立刻听出了玄机，直截了当地对赵衰说：“我知道了，先生你急于返回祖国！”随后，秦国派重兵将时年已经六十二岁、流亡十九年的重耳连同他的流亡集团送回晋国。
公平地说，重耳的政治是比较得人心的，故《史记》记载他回国之初的情况时有云：“晋人多附焉”；而后呢，对于赏及流亡贱臣壶叔的行为，《史记》也说“晋人闻之，皆悦”。之所以出现“多附”与“皆悦”的情况，端在于饱受国内长期乱局之害的贵族及平民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也即一位重道德、有权威的长者来领导国家。
六十二岁的重耳，正为其人。
至于由于重耳的封赏失误引发介子推不满实属意外，但是，介子推指责重耳封功是“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显然是个人的偏激判断。
这个不幸的偏激逐渐衍生为一个节日，这恐怕是重耳与介子推想也未曾想过的事情。
唉！历史上这类的偏激还多得很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