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八月八日在李锐家，由王建勳记录、整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往事，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四个人的作为，因为改革开放的成败是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关键人物是邓大人。
邓小平与陈云“谈不拢”
邓小平和林彪一样，历来就是毛泽东的两员爱将，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江西，邓小平就因追随毛泽东而挨过整，被撤职。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稳固，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受到重用。一九四九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邓小平是坚定的执行者，但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基本上站在刘少奇、周恩来一边。文革伊始，“打倒刘邓”。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对邓小平则是打而不倒，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了悔过信，表示“永不翻案”，毛泽东起用了邓小平。仅过一年后的一九七五年，由於反对四人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耀邦首先干了两件事：一是批“两个凡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把毛泽东的文革定了死罪，并把他的历次政治运动基本否定，毛泽东所织就的意识形态网络也被撕开了一条缝儿。那时，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陈云是赞成的；邓小平也站在胡耀邦一边，但不如胡耀邦彻底，“西单民主墙”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明证.一九七九年，理论务虚会中途转向，就是胡乔木反对，他为邓小平写了“四个坚持”的报告。一九八○年，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关於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长文。可惜刚起步，又被胡乔木利用波兰发生的团结工会事件腰斩，终成为一纸空文。问题也在邓小平本人还是赞成“权威主义”的（我在中顾委听过这种传达），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
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只能有一个婆婆”。因此胡耀邦在位时，开不成常委会。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是比较坚定的，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经济”，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被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於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一九八九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是陈云谈学习哲学问题的，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一九八七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论帝国主义没有过时.”
邓小平多年领导过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赵紫阳和万里，起用他们三人是完全正确的（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对这“三驾马车”，邓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给予积极肯定。
除开一些小事外，胡、赵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赞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但邓、陈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胡乔木、邓力群则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他们看不起胡耀邦，对赵紫阳也有意见。如一九八三年，陈云要批胡耀邦，就是邓力群从中兴风作浪，后被邓小平制止了。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者只搞了二十八天，被胡、赵联手制止了。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五十年。这两位“左王”在邓小平、陈云之间周旋，不断地吹歪风、送材料；还在胡耀邦、赵紫阳之间挑拨离间.一九八六年，邓力群把陆铿对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作为导火线，引起邓小平的震怒，导致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一九八七年春，陈云、王震等人要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邓小平十四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制止了这个危机.
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表明邓小平在一党专政，必须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方面毫不放松，更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如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七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中顾委的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赞同赵紫阳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学运，也坚决反对军事戒严。后来批斗了我们几个月，还准备开除我们的党籍，是陈云把我们四个人保下来了，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六四”后，赵紫阳被撤职，一直软禁到去世，改革开放一度中止甚至倒退。（虽然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时说过“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的话，可又有什么用呢？）
江泽民接班时，在邓小平家开了个小会。邓对江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可是他没有料到，他最坚持、最关心的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出现了逆转的危险.当时江泽民做“反和平演变”的报告，要使搞私营企业的人“倾家荡产”。一九九二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从经济上挽救了改革开放可能夭折的危机局面。现在，邓、陈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了，这是一种便於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这样，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好走了。
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太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且呈难以遏制的势头，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使共产党沦向了一个利益集团，构成了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近几年来，中央领导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於三十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了，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它的解决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为了早一天启动二十年前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开时，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敦促开启这一战略举措。现藉此文，再次呼籲，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