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既过，我向当地奥运安保机构承诺的“奥运期间不接受媒体采访”条款自然失效，所以，在接受RFA的采访时，话说得“有些敞”[——RFA电话采访，是由于一位记者对我发在《议报》上《五问毒奶粉事件》一文的关注]。但是，即便如此，仍未能表达清楚引用地方谚语的那些背景。
在与成功（音）先生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两次引用了至今我仍无法忘掉的一句流行于江泽民时代的民谚——“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此语几乎经典地描述了从那时就在中国风行而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整个社会的丛林化。比方说，单位十几个人竞争只有三个名额的职称，结果大家各想其道，最后胜出者如何致胜成为一段无法公开的心史。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媒体看到类似的报道，比如在比较开放的广东出现了“40位教授争一处长职位”的怪现象[参见《金羊网》同题报道，2008年9月6日]。再比方说，同样情节的民事案件，A案可能获偿3万元而B案则大体上弄不到一万，甚至说类似的C案和D案连结果都没有。
本刊配图，左起张鸣、陈丹青、贺卫方
对于前者，或曰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异化为衙门的现象，我对着张鸣老师（就是那位痛指大学异化的人民大学教授）说过：“当教授，实在是落草为寇。”好在那天大伙喝得高兴，没人计较我的“不逊之言”。而问题的背后是：当异化的大学沦为新丛林之一或一区域时，我们无法不接受“思想”这种高尚的精神产品被加上三聚氰胺的事实。所以说，每每接触到大学中的硕士、博士当“枪替”之类的信息，或者司法考试都陋弊丛生的信息之时，除了扼腕浩叹，几乎没任何自释。
对于后者，实在是连我这个法学的门外汉都看不下去了。看看北京律师协会对部分律师的文革化指责，看看李劲松在上海为一见法官经历的种种屈辱,我只能说律师很点儿背、很命苦。往深一层想，能执法器之一端的人群尚免不了如此重辱，草根庶众之遭遇可想而知：我低调参与的一项维权事务中，一位与胡主席、温总理年龄相当的农村老太太，跑了我们这个县级市政府有十余趟，要一份行政复议文书而不得…
坦率地说，我现在很后悔，怎么当时心地那么软了，就无偿地接手了这个事情，当上了代理人。我制作的法律文书没任何可挑剔的地方，专业人士看了也都认可，特别是前些日子十分轻松地指点了一桩商标纠纷案，让被告方转败为胜，我心里还乐滋滋的。但是，一想到帮老太太进行行政复议活动，我觉得无地自容——到现在，政府法制科的那位受理我递上文书的女干部仍没告诉我她姓甚名谁。当然，我是谁，她及他们的头头心里是一清二楚的。
时当汶川地震之时，我看到温家宝的表现很受感动：“一个快七十的老头子了，还那么东窜西奔，容易吗？！”而当我面对那位走投无路、与温总同龄的老太太时，眼泪更多了！她容易吗？！法院说等土地局有了文书，他们才下判决；土地局说，法院管不着这边的事儿；政府那边说，问问土地局再说。
三推六阻，案子都快两年了，民事判决的最后期限过了；递上上行政复议状快四个月了，也过了法定时限。一切还是等着，实际就是拖着。所以，我说中共政权中下层已经出现了普遍反动化的趋势实在不是激愤之语，其统治道德比晚清还坏、比在大陆时期腐败的国民党更腐败。如果一定要用“文话”来说，这叫“无知的暴虐”。称其暴虐，并不一定以其有否过当合法暴力行为为指标，如上海警员点击杨佳生殖器，而是其在意识形态之外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当缺德成为常态时，暴虐则是一种没法回避的政治露阴癖好——有法你使去，反正我就这德行！
老太太是点儿背、命也苦，或许到她辞别人世之际，她也无法理解这么多的爹娘们为什么如此无知，如此暴虐！
那些比老太太小两三旬的父母官即草民庶众的爹娘们，清楚地知道“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是基数庞大的爹娘们的潜规则。
在我们这个高度丛林化的社会当中，点儿背、命苦的不只是我时常温言劝解的老太太，也不只是由京奔沪遭受羞辱的李律师，毒奶粉事件中田文华、吴显国无不是之，在山西溃坝事件中孟学农这位在北京跌倒在山西爬起来而又跌倒的政治明星，算是“时代的缩影”了。
特别是对田文华，她是行业协会里的主要负责人，那为什么她所属的行业协会不出来说话呢？让她取保侯审或接受监视居住，以便把更多的细节向公众透露出来。对于协会之“邪”了解深刻的人以为我不是开玩笑，就是说气话。其实，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想一下：如果北京律师协会是个负责任的机构，它必定会为李劲松成员在上海遭遇重辱的事情出来说话，可是，不但它没有说话，反而在以文革化的语言扞卫自己的黑箱利益，指责主张直选的律师企图颠覆我国政治制度。
利用政治罪名打击异己是一切政治流氓的看家的本事，也是特务统治不易的法则。因为只有把简单的异议与复杂的学术一股脑地归到政治罪名之下，才能降低打击异己的成本。所以，我在自己一本历史着作中说过一句话：特务统治的根本就在于颠倒黑白。而对于“特务”一词的理解，人们也过于狭窄，动辄认为情治人员是特务，实际上呢，当特务统治的思维方式植根无知的暴虐那些众数的头脑中时，他们就变成了自觉的特务，比如北京律师协会使用文革化语言的那些人。进一步说，我根本不在乎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关系人”如何从我这里“套话”，甚至我乐意以这个界面给他们做启蒙工作，我更关注的是如何防止整个社会的特务化思维。
我仍没充分的信心预测北京部分律师的直选动议能否付诸实际，尽管我的经济预测功底与成就远高于体制内大牌学者，因为“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的潜规则以及它的冷漠仍是这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本质构成之一部分。
不是吗？去年或今年年初，南方一位农民（好像是浙江温岭市人士）请求开设农会，到现在仍无结果。
就政治理论本身讲，中间社会这东西是少不得的，社会经济越发展，利益主体就越多元化。假设有农会存在，我一直关心的那位老太太及未知其名的浙江温岭农民，其利益诉求肯定能够得到有效回应。
当然，最重要的前提是农会要直选，一如今日北京部分律师的直选联署所吁求的那样。
《补记》的补记：
这篇小文章本来已经寄给《议报》主编张伟国先生，伟国回复时嘱我就特务统治问题继续发表看法。可巧，本地公安国保因我接受RFA采访，传唤我到公安局谈一下。时为9月24日上午11点。上午大部分时间，我和太太为姐姐的两个孙女去市医院排队领号，约好午饭前两个外甥媳妇带着各自的孩子赶过来。等我从公安局回来时，姐姐带着两个儿媳妇赶到了，看着两个叫我“舅爷爷”的不满三周的小丫头，我心里很高兴。同时，太太告诉我：市医院那边已经查出了七例患儿，究竟严重与否尚不知道。
下午，我还得听公安局的继续传唤——他们的上级，沧州公安局来了一位副局长，了解我接受采访的细节。等沧州的人走后，泊头的国保工作人员再与我面谈。
上午，还出了一个小“故事儿”：赵大队长，我的老熟人，他传唤我过去后，
让小黄问我一下，做个笔录；小黄说什么也不肯，因为我们是前后邻居，再有他老岳父是我的老上级，私人关系不错，他的内弟又是我原单位的现负责人之一；
我也反对让小黄给做笔录，因为这算是有私人关系，要回避的；而后，和我同岁、生日较大的老韩兄（从部队专业来的）在另外一个房间问我。我回答的问题有四点：第一，我还是认为不公开田文华六月份汇报的内容，是官方在故意隐瞒什么，并且专供奥运的奶粉没问题我不能理解；第二，我是受害者家属，因为我太太因甲亢病长期饮用三鹿红枣桶状高档液奶（限制两个孩子喝，我也不喝），占了我们家开销的不小一部分，病人喝了毒奶，我的心情仍然很气愤；第三，我代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不答复，我认为这就是我说的“中共政权中下层全面反动化趋势”的例
证，在适当的时机我可能公开要求泊头市长引咎辞职；第四，我对胡春华省长在河北的作为表示满意，特别是处理毒奶粉事件有决心、有力度，但这形不成限制我的言论自由的理由。
当然，韩老兄做的笔录没全按我的说法写而是按他的工作语言来的，我表示理解。最后，没进入正是笔录的谈话有两点：一是，我确实遵守了奥运期间不接受任何采访的承诺；第二，现在包括公安局一般干部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个人正常事务也比较难，遭遇拖沓很正常。
现在是下午两点十五分，姐姐和太太以及两个外甥媳妇共同带孩子去市医院做免费检查，我一边等孩子们的结果，一边等公安局那边的再次传唤。好了，不写了。
我没预测到这个《补记》之外还要补记。不过，泊头公安的传唤是很礼貌的，如果不是必要的工作程序，双方基本上就是拉家常。我的本意倒是想见一下沧州的那位副局长，看一下他对我提的四个问题的看法。看来，今天没这个机会啦！
2008年9月24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