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丹红女士见过四次面。第一次是零六年五月柏林全球支持中国民主化大会上，丹红在会议的间歇找到我，自我介绍说是德国之声记者，也是北大校友，希望对我做个采访。戴着宽边黑框眼镜，一如这几天网上广泛流她照片上戴的那一幅，文质彬彬，慢声细语，衣着妆饰也简洁得体，整个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淑女，非常知识女性。这是我们的初识。
第二次见面是半年之后，零六年底。当时我应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之邀，住在离波恩约六十公里的伯尔先生故居。此地是一个有着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初来乍到，有与世隔绝之感。一天早上，丹红开车到伯尔故居，接我去德国之声中文部做交流。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清晨，莱茵河流域的德国大地，绿草如茵，淡雾飘渺，田间时见特别醒目的巨大甜菜堆，一路景色令人难忘。
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德国之声中文部录制节目，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上次见面时，丹红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伯尔故居的见闻感受，她说可以写成一个系列，由德国之声中文部播出。所谓录制节目，即到电台对着话筒朗读我写的这一系列散文杂感，近两万字。丹红是节目编导，也是录音现场的指导。
第四次见面又是半年之后，零七年六月。布鲁塞尔全球支持中国民主化大会结束后，一些与会的朋友在波恩一家中餐馆聚餐。就在这家餐馆，我第四次见张丹红，也是迄今为止最近的一次见面。
四次见面之外，我们还通过十来次电子邮件，主要谈如何汇寄我在德国之声录制节目的那笔近一千七百欧元的稿酬。德国机构财务管理非常严格，不见现金，必走银行；而银行开户又特别困难，我在德国居留了大半年也没立上银行户头。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银行帐户，德国之声财务部门又提出新的问题：必须凭我的工作许可，财务才能汇款到我的帐户。拿工作许可证又需要外国人局和劳动局的公文，也是一溜麻烦。所以直到零八年二月底我离开德国去英国，也没拿上一年前的这笔稿酬。
零八年三月，我在英国给丹红发一封电子邮件：那笔稿酬”悬在台（德国之声电台）里也不是个事儿”，”我是不是有权利把这笔钱，以我的名义，捐赠给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两个月后才收到丹红回信，原来此前她一直在中国。”捐给基金会是可以的。只是需要我们大头儿的同意。有消息我告诉你。”一周以后，丹红再次电邮告诉我：”钱已经汇出。过几天你可以问问基金会。”我回电邮表示感谢，此后我们再无联络。
根据以上接触，我的感觉是，丹红在德国华人中是除了法轮功人士之外最独立的一位，她从不回避与北京不待见的人和事接触。这是西方媒体人素质的体现，相比而言，新华社驻德记者就绝无这个职业风度。张丹红因言论”亲华”被停播音之后，网上舆论出现挺贬两极化。有人视之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新闻自由都是骗人的把戏的铁证，另有人则把她看成是可恨的”共党间谍”。我想，被工具化和被妖魔化可能都不是张丹红女士所希望的。这个地球上，人有观点是正常的，舆论分裂也是正常的，可是像华人世界这种似乎不共戴天的立场，这种如此恶性的舆论分裂，则堪称世间奇观。
–2008-9-14 中秋节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