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话题。 总的来说，我建议用“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式来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中国要改变，必须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国家制度的设计，其目的是用来改造社会，改造人，而不是用于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国家-社会的关系中，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的力量远远大于社会的力量。这样的态势至今没有决定性的改变。而大量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国家-社会关系失衡的表现。因此，未来的十年，观察中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看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当有一天，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使得社会力量开始超越国家力量的时候，就是“黄金交叉点”的出现，那时就是中国真正实现政治转型的起点。
这样的“黄金交叉点”会不会出现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既不是政府有意引导产生的，也不是政府乐于看到的—就是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随着计划体制的不断萎缩和国家权力从若干社会领域内有限地撤出，由国家垄断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局面逐渐改变了。首先在农村，然后在城市，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大的空间。社会流动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样性也日益明显。在此过程中，国家开始失去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过去数十年里行之有效的思想控制难以为继，正统意识形态不但面临各种新思潮的挑战，而且为旧事物的复苏所困扰。目睹宗族、寺庙、教堂和传统礼俗在全国范围内的重现，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旧的风俗、习惯、信仰和行为方式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在长期严酷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在一夜之间复苏。自然，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空间扩展而出现的并不只是旧的社会组织和行为方式，而且有许多更具现代意味的社会组织形式：各种中介性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职业团体以及与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联系的大大小小的结社。这些社会组织既不同于旧式的的社会组织如宗族，也不同于1950年代以后建立的各种所谓”人民团体”或”群众组织”，后者虽被冠以”人民”、”群众”之名，实际只是官方组织的延伸。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正是这类中介性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构成中国当代公民社会的核心 。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这些公民社会成分的进一步增长，国家权力掌控社会的程度和程度都会进一步受到削弱。但国家力量持续衰落，而公民社会力量持续增长的势头能够继续的前提下，前面提到的“黄金交叉点”就会来临。那将会是中国民主运动开始加速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