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一、民主转型的三个进程
民主转型包含了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政治发展进程：
其一、旧的非民主政体由衰败而退幕：旧政体因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大量流失而逐渐失去其主要的政治支撑，在遭遇某些严重的经济动荡、社会冲突或权力斗争时无力应对，从而陷入大规模的内部分裂与外部反抗，最终走向全面衰败，并不得不正式谢幕；
其二、新的民主政体启动并投入运行：在旧政体衰败之际，国民的政治参与迅速扩大，新兴政治力量迅速成长，各主要政治力量对建立某种宪政民主的架构达成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一旦专制政体崩溃，新兴政治力量有能力动员起其所必需的足够的政治资源，迅即填补政治真空，启动民主体制并投入运行；
其三、民主政体的支持系统得以形成并巩固：在一段涵盖新旧交替时期的相当长的持续时间之内，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经济秩序和政治文化得以稳定生长，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多元政治竞争规则初步确立并受到广泛遵从，而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忠诚于宪政民主理念的社会精英阶层，和一个以此精英阶层为中坚的公民自治社会。这是民主政体之立足、存续和稳固的重要前提。
对于一场成功的民主转型来说，上述三者缺一不可。首先，若专制政体不能顺利退出，民主政体自然无从建立。假若二者同时并存，则国家势必陷于分裂，而分裂的情形又有两种，一种如前苏、前捷，好合好散，另一种如前南，大战三百回合。中国应属于后者，历来一分则战。
其次，若新兴政治力量不能成长壮大，或者，若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从专制体制内部分裂出来的有生力量）不能对未来的民主政体达成基本共识，那么，即使旧政体衰弱到自动谢幕，也不大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取而代之的，或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型专制（如寡头统治、民粹主义或军事独裁），或是长时间的社会动乱、地方割据、无政府状态。
再次，若缺少一种有利于民主政体之存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全面支持系统，那么，即使专制政府一夜垮台、民主政权一朝创生，新兴的民主政体恐怕也极有可能只是一个空架子。因为民主政治的规则如果得不到精英与民众的认真对待和真心信服，它也就徒具合法性而缺乏有效性，因而难以实现国家的治理，更难以稳定和持久。通常的情形是：只需一场不痛不痒的党派争执、或是一场小打小闹的军事政变、或是一次小题大做的社会骚乱，便极有可能断送了新兴民主政体的灰暗前程（此类事端在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二、中国的民主转型，重点在哪里？
有一种肤浅的看法，认为只要中共政权今天垮台，明天的中国人民就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这也就是说，民主转型的着重点仅仅在于促使中共一党专制政权尽快消亡，而至于此外的事情与此后的事情，则无非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潮流，历史必然”，总之，只要搬掉了中共政权这块绊脚石，民主化就是一马平川、万事大吉。与这种看法相近的一些观点，也认为民主转型的关键步骤即是开展以民主请愿为核心的反抗运动，显然，这些观点也将民主转型狭隘地理解为主要是一种“斗争政治”。
当然，说中共与中共政权是中国民主转型的直接障碍，这个命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定民主转型的关键进程在于反共、反中共政权，则未免失之于浅薄。事实上，反抗和削弱现行的专制政权，这只是向民主转型迈出了一小步，它不仅不等于民主转型，甚至也有可能与民主转型毫无关系，甚或背道而驰。
在近代中国，我们的前人曾经有过极其深刻的教训。曾几何时，反抗大清朝廷、讨伐北洋政府、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都获得了成功，但中国的“民主革命”却从未成功（岂止是从未成功，实际是与时俱退）。这个教训就是：破字当头，以破为立，殊不知破立二者相距甚远。旧的专制政体之终结，绝不意味着新的民主政体将自动生成、自我壮大，相反，在专制政权失败的那些地方，民主政权同样也可能遭遇失败，甚至是更快速的失败。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评述东欧变局时说，有些东欧国家的弊病在于，“革命是以反共产主义而不是以民主宣告终结”（《民主与市场》第二章第四节）。
民主政体在专制大厦的废墟上建立，远不是一蹴而就、一试就灵的。它需要足够广泛的民主共识，也需要足够明晰的政治蓝图，既需要有总图、结构图，也需要有细图、施工图。举例而言，如果在创立宪政民主之前，全社会（至少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不能就未来的宪政框架（比如，是搞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是多数选举制还是比例代表制）达成一个基本的意向，我们很难想像当专制一旦崩溃时我们会有一部合理、合用、恰到好处的民主宪法及时出台（或许会有一大堆的“宪法”互相掐架？）；如果在第一次大选之前，人们还不能就选区的划分、选举的组织、议会的规模、政府的结构、少数民族问题等等达成基本一致，我们也很难想像这第一场民主选举将会如何进行（又或许，我们将会有许多场相互否认、互不买帐的“民主”选举？）。
有人会说，在中共一党专制政权仍然耀武扬威的时候就开始设计未来民主政体的细节，这是一厢情愿，是好高骛远，是操之过急；也有人会说，民主政体的具体设计应由人民决定，必须等到将来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去定夺，现在说什么都是越权，都是纸上谈兵，都是废话。还有人会说，民主政体没有那么复杂，有成熟的理论、有现存的样板，专制既倒，欲民主则民主必至矣。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忘记了一点，民主转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凭空到来，若没有现在的点滴积累，也就不会有将来的大功告成。——即使我们将来要用“全民公决”设计政体，那也需要首先有一个温习功课、协调观点、提炼共识的过程，需要率先让“全民”在民主到来之前逐渐“预热”起来。如果只是在专制政权突然“休克”的那几天，当“全民”还在惊惶失措的时候就硬塞给他一堆看不明白的“民主”文件让他去“公决”，那样的“公决”有什么意义？徒然制造混乱，不过是民粹主义党派混战的遮羞布而已。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对于如何从一党专制向民主过渡，对于如何构建未来的民主政体，目前的中国社会还明显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共识。我们更多的是对专制政权的肤浅批判和对自由民主的浪漫憧憬，却很少有对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分析、精细探讨和规范化设计。即使是在“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中间，也缺少建设性、开创性的思维和工作。而没有这些工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永远也不可能从天而降。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中我们必须吸取一个教训：有些民主新政往往比专制威权政体失败得更快，那是因为它们未经深思熟虑，且没有文化的功底。
与旧专制的谢幕相比，新民主的酝酿、孕育与创生要重要得多。其实，专制政权本身并没有多么强大——如果我们的社会不仅仅痛恨专制，而且主要的社会精英群体（包括专制体制之内的精英群体）对怎样创建民主、创建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也基本达成了谅解，那么，专制政权将立刻变得不堪一击。在新旧政体如何交替的问题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常常不是专制的衰败为民主清除了路障，而是民主的萌动为专制敲响了丧钟。换言之，不是中共政权垮台了然后有民主，而是酝酿成熟的民主呼之欲出时中共政权势必要退席。
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的话，我愿意在此引用一个大魔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当未来的新政府的运作形式已经被人民广泛知悉和认可，当将要组建新政府的那些人已经开始按部就班地投入工作，此时此刻，推翻一个旧政府只是手到擒来之事，不费吹灰之力（大意如此，不是原话）。说这个话的人是十恶不赦的希特勒，但我以为此言言之有理。
三、中国的民主转型，难点在哪里？
旧政权谢幕，新政权诞生，此二者均有可能以一种偶发、突变、巨变的方式完成。在南欧、拉美、东亚、东欧，政权的转型与变换有些用了数年，有些用了数月，有些只用了一周，有的甚至只需一个连的士兵用一个夜晚的功夫便告完成。当支撑一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当原政治精英纷纷反叛，当社会底层的反抗日渐升级，那么，这个政权的末日往往会难以置信地不期而至。这并不奇怪。但是，我们还需记住：仓促之间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新政体也许更加短命。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与旧政府的军事强人草率建立了一个谁也不愿意忠诚拥护的共和政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匆忙签署了一纸谁都不打算认真遵守的政治协议。很明显，那些掌握着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政治势力还没有就未来的民主政体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也还没有转型到足以逼迫各种政治势力去达成民主共识的程度。因此，中国没有迎来可持续的制度化的民主政治。可见，当主要的社会精英还不是充分尊重与高度信任民主制度，当掌握大量政治资源的几派政治势力还不是真正愿意以数人头定输赢，当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系统还不足以构成对民主体制的坚强支撑，一种照猫画虎、临时草就的新兴民主政体是难以持久立足的。此处仍需谨记：有普适的自由民主观念，却没有普适的自由民主模式。
托克维尔、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马歇尔（T. H. Marshall）等政治学家均曾指出，民主政治的创立与存续需要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作保障。中国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也说：“没有新的观念，不可能有新的制度。”尽管理论家们并没有提出一套公认的民主支柱理论，但是，共产国家的民主转型需要得到经济转型、社会自治和文化复兴的起码支撑，这是无疑的。人们不可能仅仅靠普适价值来搭建民主政治的新大厦。
而这一民主政治支持系统的形成和巩固，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难点。说它难，是因为它只能一点一滴地积累，只能慢工出细活，而不可能以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革命、政变的方式来完成。诚如一平先生所说：“一个国家的权力、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甚至可以革命；但是社会和文化则由漫长时间积蓄而成——自然生成，因此它们不可骤变，而只能依自身吸收、扬弃、调整，彻底改变就是摧毁文明，因为人不能创造时间，不能将漫长时间的经验积蓄在一瞬间制造出来。人的存在主要依靠世代经验的储备与记忆，所谓新文明、新社会、新文化均属虚妄。”美国之有稳固的宪政民主，得益于其新教信仰、自治精神和发源于英格兰的自由主义传统，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厚的生存条件，而这些东西当然不是人力的忽然创造或上天的忽然赐予，而是传承而来、久已得之、习以为常。我们中国人所要做的事情远不是一件两件：普适价值的文化寻根，公民社会的培育生长，经济体系的不断壮大，……当然，我们可以慢慢来，也只能慢慢来。这不是悲观，这是政治文明的实践逻辑。
好的政治制度是在好社会、好文化、好经济中慢慢磨合出来的。好社会、好文化、好经济不易得，好政治也不易得。而与此相比，一个坏的专制政府的消亡则要容易得多。明乎此，我们就会少一些激进情绪和浪漫幻想，而多一些长期奋斗、扎实奋斗的思想准备。
2008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