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北大中文系温儒敏先生一篇回忆其校园“三窟”的文章。温儒敏说，他在1981年留校任教，先住学生宿舍，后被安排到21楼12平米左右的教工宿舍。1986年，他搬到畅春园的筒子楼，15平米。1988年，他又搬至镜春园82号，终于在42岁时拥有了一个有独立厨房与卫生间的家。但到2001年，他却撤离出校园，住到了蓝旗营小区。“这是第四次乔迁，可是已经迁出了北大校园，不能算是北大第四‘窟’了。蓝旗营寓所是塔楼，很宽敞，推窗可以饱览颐和园和圆明园的美景，但我似乎总还是很留恋校园里的那‘三窟’。我的许多流年碎影，都融会在‘三窟’之中了。”
据我所知，从校内搬到校外，并非温儒敏先生所独有，而是高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2000年前后，笔者去拜访任教于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他远在郊外的家。他则调侃道：“我现在去学校走一遭，实际上是进一趟城。”而我所在的高校，教师们在前几年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搬迁。许多人在校外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但他们离校园却越来越远了。
教师离开校园，往往意味着住上了大房子，自然可喜可贺，但很显然，教师也因此失去了在校园里逗留徘徊的时间。据我所知，北京海淀区高校的教师，许多住到了五环以外的西三旗、西二旗、回龙观。往学校走，本来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一堵车，就胀成了60分钟。于是教师们往往踩着点到学校上课，上完课立马赶车走人。结果，课后不再有师生讨论的场面，校园里也不再有教师悠闲的身影。学生们可能纳闷，为什么现在的老师全都一副风风火火、行色匆匆的样子？答案很简单，他们进校园是来上课上班的，不是来搞“美学散步”的。
那么，对于离开大学校园，教师们作何感想呢？我想，许多人可能都会像温儒敏先生那样，依依不舍。但舍不得离开是一回事，不得不离开是另一回事。世纪之交以来，各大学普遍扩招，校园就变得人满为患。而为了满足学生的居住，许多高校不仅要圈地盖楼，而且还要把教师们“请”出去，把他们的住房腾出来，翻新再造，用作学生宿舍。老师不愿意走，校方就软硬兼施。这时候，教师仿佛已成校园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胳膊扭不过大腿，教师们只好纷纷从校园中撤离出来，转移出去，结果校园里除了学生还是学生。学生成为校园的主体，这自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偌大一个校园，只有朗朗读书者，谈情说爱者，却没有了晨练的“朱光潜”，漫步的“宗白华”，那里面就少了一道人文风景，也失去了某种精气神儿。所以，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或许还可称为美学校园，因为那里面还流动着一种人文气氛；而今天的校园则成了经济学校园，那里面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却似乎早已落入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窠臼，让人不敢恭维。
于是有必要追问，住在蓝旗营的温儒敏先生还会去未名湖畔晨练或散步吗？他离校园近，偶尔为之也未尝不可。但住在西三旗或回龙观的老师呢？他总不会吃饱了撑得驱车几十里地去校园里溜达吧。所以要我说，这道风景一旦消失，估计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同时，我也想到，这道风景的消失，也该是高校大跃进的后遗症之一。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后遗症已有目共睹，但记住那些更微妙的东西，或许才会知道我们在细节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