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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第二本书话《读者》之前，梁文道的《弱水三千》已经在香港的书店脱销，这被梁文道称之为奇迹，“奇迹只出现一次”，所以他认为《读者》会是一本滞销书。
梁文道的书话，尽量以最为浅显的文字，向读者讲解一些被模糊掉了的、或是被蒙蔽的常识，它们更像一种速食品，它只是告诉读者有怎样的一本书，写作者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在书话中，梁文道并没有给读者提供太多新的阅读角度和深入读解的办法，这两本书甚至会让一部分人感到失望。
不过，对于梁文道而言，这并不重要，他只是期望让一些不读书的人接触书，“我希望能从高处放一个梯子，读者能够顺着梯子，读到更多的好书”。梁文道将部分写作视为时间的浪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浪费时间是不重要的，我们甚至需要更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中国，对常识的传递是一些有智者应该去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我们的矛盾并非尖锐而不可调解
南方都市报：在《弱水三千》和《读者》两本书话中，你对一些即使不好的书，批评也并不尖酸，甚至是相当客气的，这和你在电视上大骂谢亚龙的愤激并不一样。
梁文道：骂谢亚龙是让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情。我平常很少这样骂人，我是连粗话都不讲的人。但每当我碰到体育比赛，人会变得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受自己控制，整个人的状态跟着运动比赛的节奏走了。当我进入这样的状态，听到了谢亚龙是怎样教训中国女足的那一番话，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制不住自己。当然，骂人完全是不对的，后来我也为此道歉了。
南方都市报：尽管你在报纸开设专栏，发表对时事的看法，但是你实际上是一个温和的人，是一个随时掌握平衡的人，是这样吗？
梁文道：我没有想过要平衡，当然，我知道这是一种风气。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虚伪，正因如此，我们总是喜欢强调讲真话，期待听到真话。但是，对于“讲真话”这三个字，其实我是和它有一点距离的，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说在中国今天的语境底下，我们习惯于虚伪，我们的虚伪如此地严重，甚至如此地制度化，讲真话也就代表了另一个极端。比如我的朋友王朔，他觉得自己是在讲真话，讲到了极致，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认为讲真话就必须要用最狠的语言、最撕破脸嘴的方法、声泪俱下地去表达。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去当讲者，没有人愿意做听众，怎么办？你可以想象，假如你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你必须声音越来越大，讲话也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也越来越大胆，甚至越来越荒谬，原因就是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能不这样。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也是如此，从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去用这样的方式说话，这不是因为我想去平衡，是因为我不能这么做，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在我刚开始做《开卷八分钟》时，凤凰卫视的一些高层就跟我说，这个节目要有观众，必须要有一些噱头，比如评价一本书时，可以比较激烈地批评它是“垃圾书”，“要马上烧掉”，他们认为应该那么去做，这样才显得有性格，才会吸引观众。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认为这样才叫有性格。如果有一个人永远只是很温和的，就不能叫性格了吗？我真的无法做到那样，我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反而觉得我就不是在说真话。
南方都市报：你的批评方式除了性格使然，有没有自我完善的过程？
梁文道：肯定是有的，你去看胡适就知道了。我在台湾的年代，是读不到鲁迅的，我们都要读胡适的书。乃至于我后来到了香港，读到鲁迅，尽管我也很喜欢他，但是我就是学不了他，学得不像。当我年纪越大，我会越喜欢胡适，就是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来讲道理，好好说，不需要处于敌我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我在香港读了很多英国人写的书，英国人是很幽默的，尖酸刻薄的时候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态度很特别。我刚到香港时，看电视偶尔看到转播英国国会辩论：国会议员挤在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骂人的时候相当泼辣，但是，他们会礼貌地称“我们的首相先生”，他批评你，对你的观点都不同意，但是他还是会礼貌地称你为“先生”。在议堂，可以吵架，可以骂得不可开交，但是出去之后，他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这个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不需要那么敌视，我们的矛盾并非尖锐而不可调解。
我刚出道的时候写评论，很喜欢跟别人打笔仗，我那时候也很泼辣。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那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我为什么要评论这些事，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领悟到我不应该有敌人，近两年，当我学佛后，我更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敌人这回事。
让读者顺着我架的梯子往上爬
南方都市报：《弱水三千》和《读者》涉及到的书非常多样，包括文学、历史、科学、财经、人物传记等，你选择书的标准是什么？
梁文道：书话的写作中，我希望写得有趣一些，有趣有几个意思，首先我的写作本身，是能让读者轻松阅读的，其次话题要契合当下，比如说那几天大家关注金融风暴，我就会讲和他相关的书。我的目的是让大家觉得书离自己并不远，写书话和《开卷八分钟》对我个人而言实际上是有牺牲的，我牺牲掉了一部分时间，我原本可以用那段时间读我最想读的书，写我最想要写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你最想写什么？
梁文道：我有好几个题目是特别想去做的，比如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学术文化体制的一些问题的厘清。我们常常说我们中国拥有悠久的五千年的文化，但是文化这个概念实际上在中国出现的历史都不超过一百年，它是移植进来的，我们都已经习惯用外国的眼睛来看自己了，为什么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讨论是走得一条很怪异的路线，我们没有利用后殖民主义的武器跟资源去检讨中国的民族主义潜在的问题，反而让后殖民主义在学术上成为去促进民族主义极端化的一个助燃剂，这些问题都是我所关心的。当然，这样的研究工作都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准备，也需要相当的阅读量和资料累积，在目前而言，我的时间都被牺牲掉了，乃至于我想过要认真好好坐下来，从头到尾写一本完整的书，但是现实的情形是我不得不把这些问题摆在那里，等待我有时间的那一天。
南方都市报：“常识”在两本书中被不断强调，你的新书序言也以“普通读者”命名，除了“让读者觉得书离自己不远”，“普通”和“常识”在你的写作中有什么意味？
梁文道：可以说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讲常识，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也觉得常识很重要。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常理跟常识太重要了。就像喝奶，你不会想到他会下毒，因为这是常理，难道一个企业不在牛奶下毒，就算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吗？这不叫尽责，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也从来不觉得我目前出版的这两本书得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那只是传统的书话的方式。我也写过书评，但是没有结集出来，书评是很严肃的，目前的书话其实是散文。散文是一个讲道理、说故事的文体，散文要有一个由头，一件一件事情地去讲，我却是很固定地借着一本书去讲一些我想要说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这篇散文就变成了书话。
南方都市报：目前你仅出了三本书，并且其中两本是书话，这能不能视为书话写作是你写作中最为看重的部分？
梁文道：我不喜欢出书，是因为我写的都是杂文、散文，它们都是因时因地才发生效果的，如果我把它们搜集起来出书，就不是原来那个时空脉络，也就没有了用处，徒然满足一个作者或者想当作者的人的虚荣心而已。不过，后来我发现，有些文章原来是小手枪，集结起来加起来是中距离射程的武器，它自己重新营造了一个新的时间脉络，继续产生效用，书的效用将文章的有效期延长了。
至于为什么我要先出书话，因为我写的东西很杂乱，种类很多，先选择讲书的这些来出，是基于香港的具体的环境来考虑。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很爱阅读的城市，我这几年在香港，很努力地想在这方面下功夫。我在电台和电视台里各开了一档读书节目，现在还办一份免费的读书杂志，也就是《读书好》，每月免费发行七万多份，主要是为了让一些平日不看书的学生、市民有机会接触到书，让他们意识到原来书是很有趣的，不妨把书当成自己的一个嗜好，或者业余生活的调剂。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定期在报纸上写书话，再结集起来就很自然了，我写的这些东西也就是一个楼梯而已，我的目的是让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书，那些都比我写得好多了，你可能一下子接触不到，那么，你可以顺着我架的梯子往上继续爬。
忙碌是因为我自己出了问题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你在香港开设多个专栏，同时也做剧场，办牛棚书院，致力于香港文化环境的营造，你是否看到了你的工作发挥效用？在香港这样的商业社会，你架设的梯子有用吗？
梁文道：我觉得真有变化，这是时势和个人的相互配合的结果。香港经历过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整个社会有集体的自我反省，因为这个社会突然间发现自己过去信仰的那一套崩溃了，他们以前认为股市、楼市是只会上升、不会下跌的，一个人的终身理想就是在股市和楼市上面发大财，结果呢，一下子全崩溃掉了。香港人开始了自我怀疑，我们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问题，大家都在找答案，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书局买书看，也成为了找答案的一个方法。正是趁着这样的时机，我去做我现在做的工作，很容易就会有效果。
香港有很好的文人，但是，问题是以前我跟那些人一起努力办杂志，做剧场，倒掉了一次又一次。你写得再好，别人就是不会过来。后来，我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过来，我来找你，我写了一些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东西，但是我就是从山上下来放一个梯子。通过几年的琢磨，我也找到一种介绍书的方法，我认为这是我的专长，我能够把一些书变得比较有趣，而且尽量地让他们感觉到跟自己的生活是有关的，书并不是那么苦闷、无聊、离我很远的一个东西。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每天仅睡5小时，专栏的数量之多，连你自己也懒得去计算。你是不是太忙了？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忙碌？
梁文道：这应该是我个人出了问题。我的个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所有香港文化人的问题。香港文化人总有一种难民心态，当一个人遇到海难，船翻了，浮在海上，你是看到有任何东西飘过都会去抓一把的，尽管如此，还会总觉得不够安全，这是一个所有香港人共同的状态，每个香港人都很忙，总觉得光做一件事不够。
当然，这里面也许有一种自大的情绪，就是说很多事情非我做不可，这也正是我应该反省的。在香港，我接了很多报纸的专栏，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会推托的人，我会觉得好像对不起别人，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每一件找我做的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环保组织让我谈香港人怎么浪费电力，我当然应该支持；一个朋友要出一本书，找我写序，刚好这本书是写得很好的作品，我认为也应该写；香港每年死于建筑工程工地每年都会有几十个人的，有人提议应该为他们竖立纪念碑，他们找到我，我就通过我在媒体的关系去找人来采访、报道。每件事你听下来，难道你不觉得他们很值得做吗？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变得很忙。为什么他们不找别的人？我想他们一定是懒惰，他们一定是觉得我是很顺手的、很显眼的人物。但是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一些人做这些事情做得比我好，只不过那些人没有被他们注意到而已。我后来发现，我应该去做的事情，不应该是去做完这些事情，而是帮忙找到很多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情，这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我目前的忙碌现象，我认为不是一个好事，应该是我自己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