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谢词:
非常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把这个奖项颁给中国和解智库。前几天听说诺贝尔和平奖可能会颁发给国内维权人士,我为之激动了好半天。虽然中国人再次与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仍被我们传承,齐氏文化基金会的这个奖项隐含的价值与诺奖完全一致,所以获得这个奖项,我感到非常荣幸。
齐家贞大姐先父是国民党的技术官员,在毛泽东时代遭受过残酷的政治迫害,齐家贞大姐在中共的大牢中受刑10年,专制制度摧毁了她的青春。上次在香港见到齐家贞青春靓丽的女儿,我就想齐大姐年轻时也肯定是这般美丽清纯,但是这段美丽却被阴霾和血泪所笼罩,该是何等残忍的事情。
齐氏是中国大陆万万千千遭受过政治迫害的家庭中的一个,但无论是家贞先父还是家贞本人,却不计前嫌,为政治和解鼓与呼,为终结绵绵不绝的争斗和仇恨鼓与呼,在此,本人感佩不已。
再次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奖给中国和解智库,同时祈愿齐家先父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和解、博爱的血脉能够在中华民族发扬光大!
*演讲正文
我们中华民族的上古先贤曾经渴望,将神州大地塑造成充满王道精神的自由乐土,没有仇恨没有征战,然而从秦皇汉武、陈胜吴广开始,这种精神就在中华大地上根绝。看看今天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已经将“光荣的革命传统”颂扬了60年。革命这个词如此昌盛,在毛泽东时代,结婚也要结个“革命婚”;在当今时代,连黄菊这样上海滩起家的权贵人物去世也被盖棺定论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
革命是什么,革命的字面意思就是革除他人性命,就是“杀人”。我们中华民族不是礼仪之邦吗?我们不是文明古国吗?为什么沦落到把“杀人”这个词奉为圭臬?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主张“中庸之道”吗?不是主张“和为贵”吗?为何把仇恨与争斗奉为不二法门?
让我们回到一些历史的常识里,或许更能明白一些政治上的常识。
从杨开慧之死说起
毛泽东身前公开的有4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没有正式成亲,第二个妻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是毛泽东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杨开慧。杨开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教授。
从后来的历史材料来看,杨开慧的确是位美丽大方、贤淑温婉的江南女子,这一点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不否认。毛泽东试图用暴力颠覆国民政府,湖南地方军政要员对其恨之入骨。为了阻止毛泽东继续闹革命,逮捕了杨开慧,并勒令她与毛泽东断绝关系。杨开慧不从,被湖南省军政首长何健下令将其处决。她被枪决之后连身上的旗袍都被刽子手扒掉,这位美丽贤淑的江南女子就这样没有任何尊严地香消玉殒。
不难知道,杨开慧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这完全是政治报复。
张戎在书中认为毛泽东对杨的死无动于衷,把毛描述为一个生下来就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坏蛋”。这一点很难让人认同,杨开慧毕竟为毛泽东生了3个孩子,含辛茹苦抚养他们长大。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的“新皇帝”之后,甚至不顾及第一夫人江青的感受1958年公开发表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他在这首诗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其中的“骄”就是“娇”的同义字,即“娇美娇艳”的意思,意指杨开慧美丽可爱,可见毛泽东对杨开慧还是很有感情的。
无独有偶,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第二个妻子也是自由恋爱,也是因为丈夫是持不同政见人士,而被国民党地方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朱德的第三任妻子伍若兰是游击队的直接参战人员,她被蒋介石下令处死,并被砍下她的头颅悬挂在长沙街头示众。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时代反对党中的头号人物,在成功颠覆国民政府之后,这三个人也是新政权中的三巨头,这三个人也出现在大陆的人民币当中,我们不得不天天和他们打交道。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手段之残忍通过杨开慧之死可见一斑。在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发动清党,此间国民党甚至提出过“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被枪决的共产党人不计其数,甚至殃及到一些被怀疑为赤化分子的人。
不难理解,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通过各种名目的运动对国民党进行同样残酷的政治报复,死亡的人数、殃及的家庭已经无法统计,普遍相信在数百万之巨。仅镇反运动之后,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处死的人数为71万人,监禁者129万人,管制者120万人。
杀人的刀一旦举了起来,就有杀下去的惯性,很难落得下来。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仍在贯彻“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逻辑,国民党杀完了,开始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进行旷日持久的自相残杀。死于共产党政权之下的有多少人,恐怕谁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海外的研究更是让人毛骨悚然,旅美华人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在《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中宣称中共杀人总计可达8000万,已经超过中共发展了80年的党员总数。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就是一头怪兽,即使中共中央高层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但是专制的惯性已经深入公权力的骨髓,脑袋已经指挥不了身体,蛮横的违法行为随处可见。如果官方对民众的怨怼处理不当,必然会酿造出大小不等的群体性事件。
当重庆万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特别是县市级群体性事件爆发时,借助网络、手机短信等现代科技,民间的不满被迅速放大,悲情被迅速传递,并跃出网络,演化成一场又一场实际的暴力,地方政府遭到攻击,甚至地方治安当局也被攻陷,不得不大量调入外地警力来维持社会治安。
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透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大陆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经由1万起增长为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靠革命起家的中共在民间埋下的革命火种正在延烧,并在不断地寻找火山的喷发口。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如果套用中共惯用的革命话语,实际上就是民间的起义。群体性的民变四起,似乎“革命”之火已经成燎原之势。
革命伦理经久不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毛泽东在接见古巴代表团的时候,代表团的成员请他谈谈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说自己本来是一介书生,后来被“逼上梁山”。他最初也想走非暴力路线、议会路线,但是幻想相继破灭,最后落草为寇,上山打游击。
当北京的杨佳扬刀出鞘、砍杀上海10名警察时,他沿袭的也是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逻辑。他说,当上海警方侵犯他的权益而不作出相应的补偿时,“他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他一个说法”,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伦理具有同构性。杨佳的暴力行动被有些网友高调颂扬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已经被网民塑造成新偶像“北京刀客”,可见暴力崇拜在网络中何其蔓延。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革命教育之下的人很容易用革命的思维来度量和处理问题,中共的革命逻辑在下一代身上延续着不灭的香火。
把杨佳说成是革命者,如果说这是网友的搞笑,那么法轮功和中共之间的确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政治对抗。
例如,众所周知但又讳莫如深的法轮功问题,法轮功本来是民间自我修炼的团体,而且在各地合法注册公开活动,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起因是法轮功发起了人数众多的上访活动。例如1999年的4月25日的法轮功信徒突然大量出现在中南海附近,后来被官方媒体描绘为“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信徒在中南海周围的聚集,安静有序,没有任何暴力活动,哪里称得上“围攻”?他们不过是在践行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公民有集会自由”这一政治性权利,信访也是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公民可以采取表达民意的手段,法轮功的上访活动除了无法履行程序上的批准之外,并不违背大陆现行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4.25”事件之后,法轮功被全面取缔,不得公开传授功法也不得公开练习,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各种法制教育班,甚至被劳教判刑。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遵照党的旨意颁布了“反邪教”单行性刑法条款,中共名下的媒体展开一波又一波对法轮功的言论围剿,其中看不到对法轮功的半点肯定。让人难以相信,这个风靡大江南北、甚至不少中共官员也参与的健身运动怎么一夜之间成了“邪教”?
人有时是理性的,但是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形,中国有句俗话“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就是这个意思。由于长期得不到合法化,法轮功会不会哪一天就忍不住了呢?
法轮功的抗争模式一直贯彻了非暴力原则,践行了“忍字”为上的精神。但是这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一旦和民间暴力结合,会不会演化成一场革命伦理和革命行动的再次完美结合?
中共专制统治了60年,要想不激进是很难的。鉴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传统,谁也不敢担保革命不再发生。中共的扩展与壮大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真实写照,在1949年之前,大部分国人对中共还维持着“共产共妻”的不良印象,南京的高官显贵、大上海的白领富商谁能想到中共这群躲在延安窑洞里的“土八路”能够攻城略地,夺取国家政权?
中国民间社会的每一个群体性事件处理稍有不慎均会使得民众激发政治性诉求,因为每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都隐含着制度的漏洞。法轮功事件就是由普通的上访事件演变成一起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中共高层多次强调对于处理群体性事件要小心谨慎,要有政治高度,其中的隐忧也在这里:担心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上升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当群体性事件之间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也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时,顶多只是一场又一场无意识的骚乱。但是这些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政治诉求,甚至寻求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撑,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实质意义的革命活动。
政治和解的尴尬与困境
在一个有着暴力革命传统的国家,在一个专制统治了60年还不知道改旗易帜的国家,谈和解显得极为可笑,因为此刻要求人们理性、温和是很难的。如果有人跑到杨佳和闸北警方面前大喊:“你们和解吧!”其结果很可能是警察先揍你一顿,杨佳再给你一刀子。强者说你是疯子,弱者说你是傻子,政治和解的呼声就陷入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尴尬境地。
鉴于对中国朝野对抗程度加剧的担忧,中国和解智库曾经公开发表呼吁,建议中共本着是制造法轮功问题当权者的角色,应立即着手展开同法轮功和解的议题,避免重蹈国共两党冲突的覆辙。此种呼吁连同其他的呼吁,全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由此可见,政治和解在当下的政治境遇多么艰难。
此种情形,就类似于当年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调停的中间派,也就是代表第三力量的民主党派。当时国民党号称自己正统,是国家政权的合法占据者;共产党认为自己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代表,是将中国引入共产主义天国的带路人,是纯洁无暇至善至美的。国民党称共产党是匪类,是“共匪”,要“杀猪(朱德)拔毛(毛泽东)”,共产党称国民党是“反动派”。两者之间不共戴天,自然无法妥协与调和。此时第三力量呼吁和谈的呼声得不到国共两党的响应,反而被国共两党作为拖延谈判、积极备战的筹码,互相打太极。等到毛泽东三大战役打下江山之后,第三力量就被用来装点民主联合政府的门面。继而等到资产阶级被肃清其财产被充公之后,毛泽东觉得第三力量也碍手碍脚,在反右运动中一并清除,右派人士也被当作敌人打得鼻青脸肿。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亚洲最耀眼的东方明珠,证券、期货交易所一应俱全,上海文化辐射了整个东亚,东京、香港等地均望其项背。即使是日本侵华,战时管制也没有改变中华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取得内战胜利之后,中共全面绞杀国民党残余力量,并废除了本来在中国存在的市场经济,实行专制的计划经济,然后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实行当然的专制统治。这一段历史大家都能看得到,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比过去皇权统治还要残酷的专制统治;专制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计划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又是什么?是杀戮、贫穷与野蛮,是倒退、荒诞与疯狂。
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一直伴随着血腥与暴力,东亚文化中也潜藏着这种“暴力情结”。在中国传统的“王霸之学”,依承老子的“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演化成为为了某种所谓的神圣目的可将天下百姓皆作我用才是大英大勇的王者风范。经过后世革命主义者的发挥,暴力革命成了社会矛盾得以解决的必要方式、甚至还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
从实然层面来看,在极权社会暴力有其必然;若从价值层面来看,统治者以暴治民和民众的滥杀复仇都是非正义的。历史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民主政体倒不多见,多数是对本民族文化与经济的摧毁和新的极权体制的再度建立。也只有对极权统治和暴民行为从价值上进行否定,才可能跳出历史怪圈,向民主政治转型。
和谐社会政治伦理的重构
时空的转换总让人出其不意、眼花缭乱。
革命伦理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1976年毛泽东驾崩邓小平执政之后,中国才逐步走出走出蛮荒的历史峡谷。时至今朝,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得到确立,胡温政府还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最近,中共新王储习近平在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之后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大的格局上,中共似乎在逐步放弃革命伦理,向法治伦理转向。
然而没有经过政治和解这个步骤,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正因为没有达成政治和解,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如中宣部、政法委,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敌我观念、斗争观念仍然非常浓厚,仍保持相当高压的策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政治,这是不变的政治逻辑,中国的政治转型必然会到来。
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已经陷入制度性的发展瓶颈。2004年爆发的改革争论,正宣告了这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是一场不正义的改革,是让中共权贵先富起来的改革。正如中国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幻灭一样,所谓的共产主义,不是全民均富,而是全民均穷,是谁掌握了实权,谁就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
由于改革本身的非正义性,导致贫富悬殊加大,社会分层加大,而且民间积累的财富很难得到足够的保障,社会的矛盾在加剧。如果中共继续拖延政治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垄断问题,中国很容易滑向动乱或革命的边缘。这就像一个跷跷板,中共启动政改越早,民间和执政党之间的博弈就会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正如国民党在台湾主动放弃“戒严”体制,回归宪政体制一样,台湾的转型显得轻松与自如,除了国民党有过象征性的道歉之外,民间对国民党并没有穷追猛打,国民党通过和平转让权力,象征性地完成自己的专制赎罪。台湾不仅没有出现东欧等国那样的政治动荡,甚至连韩国等国家民主转型之后的大审判都没有出现。
作为同宗同祖的中国大陆,台湾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意义。可见我们中华文化的元素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和解的元素。如儒家伦理的“中庸”、“和为贵”还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只是被中共的革命伦理拦腰砍断,导致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被扭曲或埋没。
在中共内部也不断有温和理性的声音发出。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曾经在主政中宣部时期,提出了“三宽”政策,即提出了“宽松宽厚宽容”的宣传方针;今年3月份,前中共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理事会的理事长杜光先生曾经发出《以宽容和解促进社会和谐》;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胡耀邦、赵紫阳更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标志性人物。
民间社会中,主张宽容与和解的声音也逐步有所放大。澳大利亚华人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如冯崇义教授、丘岳首博士很早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和著述,并公开出版了《和解的智慧》一书。甚至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在冤屈尚未消弭,伤口还在作痛的时候,也非常宽容和大度地提出了“和解与宽恕”,前提是真相要得到揭示。
最近10年,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蓬勃发展,并在新兴的中产阶层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基督教的原罪伦理,直接推导出每个人自身的有限性不完全性,进而推导出平等博爱的教义,这种文化元素和倡导中庸伦理的儒家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和解文化的重要构成。
和解文化的根基在中国还很弱小,稍有不慎有再次夭折的危险,这一点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觉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成熟的政府可以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反之亦然。如果中共不积极遏制革命伦理的昌兴,清除革命文化的恶劣影响,继续打压民间合法的政治性诉求,必然会导致民间的激进主义和革命思潮抬头,最终会葬送几十年的改革成果,将社会拖入动乱的边缘。
等我们回过头来,理性地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恰恰是当年胡适、张君劢等人主张的中间道路、宪政治理最具有合理性。历史已经错过了多次机会,希望在21世纪的今天不再错过,让和解成为通向民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由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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