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专制神学“道德幻觉”的破灭是当代中国道德问题丛生的直接原因
不少人把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丛生的现实归咎于改革开放，以为引进西方文明和发展市场经济是问题的根源，这种看法是幼稚且错误的。其实，仇恨的改革观扭曲了国民的开放心态和改革的方向，这才是改革开发在道德上失去积极意义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错误的改革开放观抑制社会理性，致使社会良知不张，无法戳穿和批判毛泽东专制神学的道德幻觉。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尤其是旅游业的开放——这一开放为普通民众了解世界尤其是了解西方社会提供了机会和便利，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还是中国人最坏”这一一些中国人偏激的自我评价有体会或者同感，这为我们正面认识中国社会自身的道德问题扫除了一些障碍，但是，从思想和理论层面深入探寻道德问题丛生的原因仍然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一）毛泽东专制神学问世的原因和背景
1、历史根源 道德资源匮乏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色。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源头是《易经》，《易经》开宗明义即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没有善或者恶的价值意义，只是阴阳两极相搏才催生出宇宙万物。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对斗争精神的讴歌，却体会不到人文精神的价值（参见《山海经》），这同《荷马史诗》、《圣经》等西方文明的历史文献形成一个重大差别。
神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从一个民族先民们的神话传说中折射出来的，是这个民族自身的影子，或许，从《山海经》和《易经》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到毛泽东以“一分为二” 为依据的斗争哲学的文化源头。
2、儒家的弥补 但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毕竟离不开一套约束个人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经过“春秋无义战”和“暴秦”之后，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提倡“德治”的儒家学说承担了用今天的术语可以称为“道德重建”的社会责任。
3、复杂的“孔家店” 顺便指出，春秋时代孔子所开创的“内圣外王”，提倡统治者“德治”的原始儒学，有其不可轻视的积极意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孟子补充孔子道德伦理思想过于世俗化的不足，提出“性善论”，试图从人性中寻找道德——善的根源，这个视角很有些形而上学的味道，更值得我们珍视。问题出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一流御用文人的诠释，把孔孟的道德学说完全伦理化，演化为“三纲五常”。这个演绎在政治上的糟糕之处还在于：本来，孔孟是针对统治者发话，虽然有点“鲜格格”（沪语，有自以为是、卖弄的含义）的策士味道，却不乏旁观者规劝之意；而董仲舒之流的“三纲五常”却把孔孟儒家对统治者规劝的视角转移到对普通百姓说教，“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演变成规制民众生活的教条。道德学说伦理化也阻断了道德学说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后来，陆九渊（象山）、王守仁继承孟子的思路，开创“心学”，但在思维层次上并未发展超越。此一议题涉及较广，在此文中恕不深入展开。
在笔者看来，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有含义不同的孔家店，一个是孔孟的孔家店，另一个是汉武帝、董仲舒们的孔家店。前一个店里的传统还具有一些人文的、普世的价值；后一个孔家店的存货则尽是死板僵化的伦理教条。
第二个孔家店代替了第一个孔家店，其实质是道德的伦理化，而道德伦理理化则中断了中华民族道德思想发展完善的可能，这是导致中国人道德意识走如歧途的关键。
除此之外，还有作为民族人文道德资源的孔家店和作为“道统”的孔家店。显然，后一个“孔家店”应该砸烂而前一种则需要扬弃。
4、道德伦理化及其危害
“道德伦理化”指把“道德”同“伦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体，在实践中则用伦理规则替代道德规范，以伦理教育替代道德教育。这种混淆在中国一直很普遍。
伦理是一个世俗的概念，它同社会生活的秩序有关而同人的精神活动没有关系，道德则是一种心灵状态，属于精神范畴。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讲授伦理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伦理”同“道德”的区别，他把人的德性区分为“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伦理德性”来源于习惯、风俗，在实践中养成，“在很多方面和感情有关”；“理智德性” 包括理论智慧（sophia）、理解（seenesis）和实践智慧，通过教育培养，不必通过风俗习惯沿袭。（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道德伦理化”危害性不容忽视。
危害之一：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伦理关系是世俗的，而世俗关系的内涵会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伦理准则也会调整变化。由于道德同伦理合二为一，就造成道德准则的相对性。比如，孔子要求“父母在不远游”，这在一个农耕文明的宗法社会是可能的，在一个工商社会则是桎梏。
危害之二：阻碍认识普世价值，建立普世精神。道德考虑是基于人性，伦理考虑则是基于亲缘。伦理准则对亲缘关系以外无能为力，以伦理替代道德，伦理关系以外就变成无道德可言。伦理准则以调节亲缘甚姻亲关系为重心，局限于亲缘关系的范围，对于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则无能为力。中国人公共意识淡薄、法制观念落后等不良精神现象都可以从道德的伦理化中获得解释。
危害之三：抑制法治精神的养成。在“道德伦理化”的社会中，国民往往用处理伦理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处理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关系甚至政治关系伦理化。水泊梁山聚义厅的议事方式——有会议无表决、更没有“问责”的所谓“协商民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可惜，对政治关系伦理化，至今没有引起普遍警觉，殊不知，裙带关系、帮派主义等等同现代政治理念格格不入的东西，正是政治关系伦理化的产物。可笑的是，一些御用文人，如李君如之流，还在为“协商民主”做说客，其浅薄真是使人无言以对。
道德伦理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它同我们民族缺乏形而上的思维能力、缺乏合理的道德来源理论、伦理学研究中“心”与“灵”两个范畴的分离状态——“有心无灵”等历史文化因素有关。对这些问题本文不做专门论述。
道德的伦理化阻断了中国传统道德理论获取哲学支持的理论进路，中国的伦理学一直停滞在没有本体论支撑的世俗教条的水平。新儒家一些代表人物认为，重建儒学传统，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参见《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这恰恰映证了儒家道德学说的“道德伦理化”这一致命缺陷。
道德依附于伦理，缺乏自身的独立依据，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道统”瓦解的文化原因。因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工业文明逐渐替代农耕文明的历史，是城市社会文明逐渐替代农村宗法文明的历史，服膺于宗法社会的传统伦理观显然无法应对一个新兴社会发生的诸多伦理问题，而传统伦理准则同现实生活的碰撞，又必然动摇依附于其上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根基，道德混乱乃至道德真空由此而来。
顺便指出，关于“道德伦理化必然导致道德体系解体”这个道理，早在康德于187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就予以揭示清楚，可惜的是东西方文明的隔绝状态以及种种原因，使我们分享这份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晚了一百多年。康德说：“人类理性不是从概念开始的，而是从普通经验开始的，所以是以某种实存之物为基础的。但如果这个基地不是立足于绝对必然之物这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之上，它就会沉陷。” 这就是说，作为至善的道德形象和道德依据，必须是完美的，因而必须是绝对、无法通过世俗办法直接验证的。显然，这样的道德形象只有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才能存在。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世俗的统治者试图扮演社会的道德楷模，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缺乏流动性的社会，由一个具有共同的造神要求的政治集团的精心操作下，才可能奏效。这就决定了世俗的造神运动即使有效，也只能是短暂的、偶然的。洪秀全邪教“拜上帝会”的光环在太平军安定南京之后很快崩溃，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何况，在一个资讯逐渐丰富、逐渐开放的社会，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任何一尊神的光环都会逐渐消退而显露“本尊”。
世俗的专制神学道德必然解体的道理也在这里，后文将再作论述。顺便指出，同中国的道德伦理化不同，作为欧洲文明源头之一的古代犹太教，在中世纪吸收了古希腊神学和哲学的思想，尤其是吸纳了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深深影响着欧洲的文明进程。如果说，作为具有相同的认知能力的人类，无论东方西方，道德意识的萌发在时间上相距并不遥远，那么，道德的伦理化可能就是中华文明同欧洲文明分野的重要关口之一。直到十八世纪，康德还在探索人性、道德和宗教的关系，拓宽宗教同哲学、宗教与理性通道，其思想价值不言而喻；而在中国，“道德就是教条”这一状况则从未改变，请看：“三纲五常”同“八荣八耻”何其相似！不过由此也看出，提出“八荣八耻”的胡锦涛先生不懂得，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利用“道德伦理化”这一统治资源的时候，也必然埋下一个巨大隐患，那就是：政治危机一定会同社会危机同时爆发，而这种双重危机则会对政治和社会重建的方向和品质产生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鲁迅先生曾经哀叹“城头变换大王旗”，从学理意义上就是触及到了政治重建和社会重建之间的复杂的关联性。
5、打倒“孔家店”的模糊和幼稚 短暂的“新文化运动”没有看到两个“孔家店”的差异，没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道德资源”同“道德伦理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看到作为“道统”的“孔家店”同作为人文道德资源的孔家店的区别。“五四”先驱们因循这一路径，他们立足于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读《水浒》起家的毛泽东则承袭了“五四”“愤青”这一片面性，最后，他率领的“痞子运动”推翻了中华民国，摧毁了 “道统”，同时也全部抛弃中华民族承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顺便指出，毛泽东政权对本民族文明的摧毁在全世界绝无仅有。比如，在流氓政权把持的朝鲜，你还可以听到宛如天赖之声的“阿里郎”那样歌颂爱情的民族音乐，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能吗？
顺便指出，今天，绝大多数中国的普通民众似乎都为有了“胡温新政”而缓了一口气——确实，胡温的不少政策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殊不知，胡温都是乡绅阶层的后代，而乡绅阶层正是在农耕文明的中国的主流社会中延续“道统”、稳定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反观江核心圈子中的那些权臣，哪一个？有多少在幼年时期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
“道统”崩溃和延续“道统”的社会阶层的消灭之后，没有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去填补那个社会盲点和思想空白，恐怕正是今天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
笔者没有苛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先贤的意思，平心而论，两个“孔家店”从学术上区分还可以说一说，要从政治和操作性的角度进行区分就很难了，何况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剧烈、激进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如果对广大公众说：“需要打倒的是这一个孔家店而不那一个孔家店”，至少会被讥笑为迂腐之论。
这里的模糊和幼稚，暴露的是那个年代民族政治意识的模糊和民族理性的幼稚。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歪理横行天下。这说明，从学理上注意到两个“孔家店”的区分还是有意义的，毕竟它们都是本民族的精神遗产，而中国民族的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任何时候这些遗产都影响着当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路径依赖”。我们在挖掘本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应该是有益的。
6、“洪曾之争”的道德解读
人的道德需求毕竟根源于人性之中，与生俱来；道统的解体并没有泯灭中华民族这个人群的道德需求，只是在社会的转型期造成中国人精神上的道德空洞。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启发，模仿基督教，组织拜上帝会揭竿而起横行半个中国，正是因为转型时期中国人的道德空洞存在而乘虚而入。有趣的是，打败不可一世的太平军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他的手法也正是“重建道统”。曾国藩认为，“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取胜之道就是焕发儒家的精神力量组织起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并依靠承续道统的社会力量——乡绅阶层的支持。
“洪曾之争”的结局证明影响近代中国治乱交替的重要变数是在精神层面。理解了这段历史的奥秘，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专制神学兴衰的原因了。
需要指出的是，重整道统的曾国藩打败了具有邪教性质的太平军，却无法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势。因为，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时的世界大势是：孕育于西方文明的工业革命雄风已开始席卷世界，全球化拉开战幕！那个勉强维系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了二千多年的 “道统”，岂能应付？
7、毛泽东“专制神学”的勃兴与式微
从道德文化的角度理解太平天国的崛起与覆灭，有助于我们认识毛泽东“专制神学”勃兴与衰败的道理，从而理性评价当前中共核心领导层所谓“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专制神学”指在专制政体中通过造神运动制造的偶像崇拜，始作俑者通过这种偶像崇拜蛊惑人心，聚集民众。
“专制神学”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非常容易发生的社会政治现象。因为，人的宗教性与身俱来，它同人类的进化有关，也同人作为个体的生命的心灵活动密不可分。对此我们通过神学、佛学、以及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都可以获得理解。
宗教性是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的主要来源，就人类现有的认识能力来说，离开人的宗教性去探索道德的来源，总是“不究竟”，迄今还没有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据，康德学的持续恒温，以及最近十几年来康德热在中国的兴起，就证明了这个道理。（（参见[英]乔治•弗兰克尔：《道德的基础》）因此，如果没有形而上的力量去占据人类那部分属于宗教精神的心灵空间，从而为道德奠定一个精神基础，就会有娑婆世界的世俗力量乘虚而入去填补，可是，世俗力量构筑的那个道德基础其实只是一种幻觉。
毛泽东“专制神学”滥觞于本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成型于延安整风（获得完备的思想形态），瓦解于十年“文革”。
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无疑为西方文明大举入境以来精神困惑陷入道德混乱的中华民族输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力量。
对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来说，共产主义学说以其浓厚的宗教性得以蔓延：那一套关于未来的承诺，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向往的“大同世界”是同一景象；那令中国人感到新奇诧异的大胡须马克思则煽动起蒙昧人群的偶像崇拜意识。1905年9月2日清廷废除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科举教育最发达的湖南、四川、安徽、江西等地一大批地主、乡绅、商人等有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失去了“科举进仕”——显赫门庭、光宗耀祖的机会，只能另找出路。这些家庭的子女——他们都是知识青年，其中的激进分子，则充当了“殉道士”的角色。至此，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获得了宗教性的全部构件，这就是：一个偶像、一套来世学说、一批殉道士。而“凡有新奇的事物，在未经证明其为虚妄以前，总是为大众所深喜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勃兴的道理同太平天国发迹一脉相承，但因其宗教性更为完备，从而欺骗性和破坏性更为剧烈。
当时，只有极少数了解自由主义真实价值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那个“标榜幸福而不是善”的精神怪物——共产主义的危险。可惜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亚细亚”的国家，如何既抵御共产主义歪理邪说的入侵，又解决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不是一代思想者所能回答。胡适等一代先贤坎坷的政治生命遗留给我们的核心问题正是：西方人权理论能否同中华民族的“道统”嫁接出一个新的文化生命来？此问留待后面研究。
不过，共产主义要发展成为一种席卷中国社会的现实力量，同它被一些具有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接受，还不是一回事。
如前说述，十九世纪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大规模登陆中国以后，中国人所面临的是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文化和精神的全面危机，这就是说，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人，需要的是一个“全能的拯救者”。平心而论，中国人出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呼唤寻找的这样一种“全能的拯救者”，在真实世界根本不可能存在，军事强人蒋介石当然无法扮演这个角色。其他不说，一个关于“郑三发子”的谣传就搞的他在百姓的心目中灰头土脸。他那“一个领袖”的要求，只能是从反面为共产党做广告。
然而，当国民党蒋介石活跃在中国社会舞台中心的时候，在那遥远的大西北的朦胧处却可能存在一个似是而非的“全能拯救者”。现实的总是有缺陷的，而隔雾看花获得的印象——那种朦胧的美丽，往往完美无缺，——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奇怪，何况心灵结构本身就有缺陷的中华民族！想当年，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把毛泽东那句“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条天”翻译成“我是一个打着雨伞四处云游的孤独僧侣”，使老毛获得了多少美国人的同情啊！——因为，按照美国人的理解，这个毛不就是一个充满孤独感的西部牛崽、甚至是不为世人理解舍身赴死的耶稣基督吗？那是多么高尚而值得同情啊！有趣的是，后来，这位斯诺先生的夫人竟然成了对中共暴政批评最激烈的西方知名人士之一。因为，斯诺看到的是朦胧的毛泽东和中共，而斯诺夫人后来看到的则是真实的。
地处边缘的黄土高原的那个朦胧“美丽”的“全能的拯救者”毛泽东，在走进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以后，套在他身上的光环是注定要消失的，不仅如此，他本人那当时不得不自我克制的因无知而无畏、霸而无道的狂妄内心，将会被人所认识。一些曾经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将帅，曾经把老毛奉若神明，而当他们接近这尊神以后，却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林彪的爱将、原中共海军司令员李作[鹏曾感叹“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他的一个“同党”吴法宪则说的更加具体：“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相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把林彪拿掉。真是令人寒心哪！“（参见《吴法宪回忆录》）偶像是不能走近的。其实，这只是毛泽东专制神学解体的一个并非典型的例证。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集权的政教合一国家，而且，同世界上其他政教合一的政体不同，在中国，不仅世俗的最高政治权威同时扮演着道德权威的角色，而且道德权威服从、依附于政治权威。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同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有基本的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还有一个“授权”的程序和仪规，因为那里的权力结构是平面多元的——教会、国王、领主。中国的“天子”却可以自说自话，因为“唯我独尊”，需要谁授权？谁敢授权？可笑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共党魁江泽民标榜“三个代表”，仍然秉承这种自说自话的政治思维——谁？通过怎样的程序授权你来代表了？
因此，在中国，政治权威的流失必然引起道德权威的流失，政治权威的瓦解必然引起道德体系的瓦解。中国人从“文革”后期到现在越来越清楚，哦！那个伟大的“导师”原来是一个很有本领但也有严重道德缺陷的凡人呀！——那个年代，全国人民都没有稿酬，以他名义发表的“红宝书”，强制发行还要为他私人计算稿酬；那边前妻杨开慧还因一起闹革命被关在监狱里，这边已经同贺子珍上了床；那边贺子珍还在苏联养病，这边又同江青公开同居……。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追求的是一个全能的拯救折，诸缘合和，这个角色由毛泽东冒充了。因此，对毛的幻灭，瓦解他政治权威的同时，也化解了大陆中国人的道德依赖——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拯救者。体会最深的应该是中国农民，他们勒紧裤带支援毛的革命，过了几天小土地所有者的瘾？
那么，中国人的道德依皈究竟在哪里呢？
6、邓小平定调的“跛足改革”诱发道德危机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政治理念不仅没有超越毛泽东，而且同毛思想的旨趣一脉相承。邓小平或许不懂得，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需要的是一个全能的“主宰”；或许，他和他的政治集团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能力来引导中国社会承续1840年以来的课题全面转型。我更倾向于前一种看法。
在“文革”结束不久的那些岁月里，中国社会，甚至包括中共高层和知识界，曾出现了一种深刻反思文革乃至中共建国以来历史的思潮，可惜的是，在毛泽东政治集团里担任要角的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彻底扼杀了这一股健康力量，这样一来，由邓小平主导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实质上就成为一场“欲望松绑运动”。邓小平以功利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颠覆了毛泽东构筑的标榜禁欲主义的“专制神学”体系（毛自己决不禁欲），为中国人由肉体支配的感官欲望——占有财富，正了名，却未给归属于精神的思想真正松绑。
当然，不应苛求前人，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起那样一场“欲望解放”运动也需要非凡的政治勇气，有其历史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用人文主义冲击中世纪神学体系有点相似。
问题在于，邓小平倡导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颠覆毛泽东“专制神学体系”的同时，也彻底暴露了那个体系中的“道德幻觉”的虚伪。“神隐退的时候，理性必须取代它的地位”（[英] 乔治•弗兰克尔《道德的基础》），但是，邓小平同时抛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却捆绑了理性，从而禁锢了思想自由，遏制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刚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情结和创造能力。“惩恶”不彻底，同时还无法“扬善”，这就必然诱发道德危机。
其实，早在“十年浩劫”结束不久，社会各界，包括中共高层的一些人已经看到了接踵而来的道德危机，1981年，由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起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后来发展成“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就是这种担心的表现。
然而，康德说的好：“假使没有自由,那么道德法则就不会在我们内心找到。”（《实践理性批判》）叔本华也说过：“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有责任；之所以有这种确实的责任感，是因为我们确信：做出我们所做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
扼杀思想自由的“四项基本原则”横空出世，百废待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新兴的健康力量来弥补毛泽东专制神学“道德幻觉”破灭后留下来的巨大的道德真空，甚至，解放思想堕落成为邓小平粗糙甚至错误思想和当局的决策、包括错误决策做注释。
于是，改革开放就等于是打开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禁闭了（自由—道德）的天使，放走了（欲望）魔鬼。放纵的肉体欲望和被绑架的思想、人欲横流而理性不昌，从根本上造成了目前的局面：整个社会物欲泛滥、奢糜成风、造假风行而精神萎缩、思想僵化；GDP持续高速增长而当局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制度成本越来越高，以至于最高领导人只能用“干干净净做事”这样毫无修饰的大白话来警告各级官员。用做一个平常人都应该具备的操守来要求那些管理人民的官吏，岂不是制度性的悲哀？这样的直白坦率在中共的宣传口径中倒是罕见，无非是表达了当局的当家人的忧患意识和制度性无奈。
对当局来说，扼杀思想自由还带了一个严重危险，这就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舆论中无法清理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毁灭性破坏，更无法公开戳穿“毛泽东道德幻觉”的虚幻和欺骗性，以至于在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总有那么多普通的善良民众、乃至一些知识分子竟然朝向毛泽东去祈求应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法术，这个隐患多么危险，而那种愚昧有是多么可怕啊！
由于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丛生原因这一问题的分析，涉及面比较广，在这一部分结束之时简单做一概括。导致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从生的原因如下：
1、中华传统文明本身的缺陷
2、“道德伦理化”的危害
3、毛泽东专制神学的欺骗与破产
4、邓小平“跛足改革”——“善意的机会主义”的改革路线
5、被仇恨教育扭曲的改革开放观。
三、践行普世价值，实现道德拯救
1、“道统”不可能“原址”重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错误
的口号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丛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其中最基本的是维系中华文明的“道统”的解体，那么，重建“道统”是否就是“道德拯救”之路呢？作为“胡温新政”最引人注目的施政口号的“以人为本”，似乎意味着那正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其实，本文第二部分蕴涵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曾经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统一的那个基于儒家学说的“道统”，不可能在当代中国重建。
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看，中国“道统”——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者爱人”。今天，只要我们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这个思想应对的只是一个人际关系及其简单的宗法社会。
现代社会的公民不是《鲁滨逊漂流记》的鲁滨逊和他的同伴“星期五”。公民不是直接去采集生活资料，只能依靠权利保障而生存。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新经济史的研究者们证实，在工业文明时代，只有对个人的财产提供切实的法律保护——政治保障也不可靠，才可能有技术进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公民的生存保障。因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仅是一个利益主体，而且是一个权利主体，他的利益是通过各种权利来体现的，离开个人权利保护就没有个人利益可言论。这就是说，“以人为本”合乎逻辑的现代表述，应该是“以人权为本”。如果胡锦涛先生是真心想弘扬儒家“仁者爱人”的价值精神，就必须构造一个适应现代政治的制度架构造，为公民的“人权”提供切实保护；否则，“以人为本”只是一个虚伪的承诺。
另一方面，在一个工业社会，作为“爱人”的“政府”，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一套复杂的国家机器。这架机器要表现出“仁”性才有“爱”人可言。但是，这一架复杂的机器要表现出“仁”的品格，不是那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了的，其他不用说，当今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政令不出中南海”，不就是一个写照吗？这就是说，在一个现代社会，即使是对于一个亲民的责任政府（仁者）来说，也只有通过一套确保政令畅通的制度管道，把权力运作置于可查可诉的制度环境中，才能够去“爱人“，否则，至多是在发生灾难时发发救灾物资，安慰安慰人心，而那是不可持续的。
无论是“爱”人，还是被人“爱”，在当代中国，都只有通过一套复杂的政治程序才做的到，而这只能通过政治改革——制度创新来实现。
由此，我们也就看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错误所在：如果“复兴”并不包括“仁者爱人”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儒家思想的价值精神，那能叫“复兴”吗？如果“仁者爱人”还可用，条件是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那“复兴”就容易成为一个误入歧途的坐标，因为，在“复兴”同“制度创新”之间，无论怎样玩文字游戏都不可协调起来，从而启发人们去创新而不是守旧。
2、重建“道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在古代中国，“道统”不仅仅代表一套思想体系，还有着与这套思想相适应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同道德裁判合二为一，思想专制同政治专制合二为一。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所有社会政治结构中最落后、最残酷、最黑暗的一种，超过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结构。
在财产可以私有的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当然是不完整的财产权利），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受到来自有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抑制，而在财产权利完全国有的制度中，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修补其弊端。因此“重建道统”，无论对这个国家还是政治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及其危险的念头。需要指出的是，当局似乎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警惕，否则，怎么会由国家元首来钦定社会的伦理标准——“八荣八耻”呢？
3、 终止“善意的机会主义”
迄今仍然被称为“基本路线”的那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这个口号也包含着向善的价值涵义。但是，凡是机会主义的总是危险的，这个“基本路线”从问世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在她的旗帜下，完全可以彻底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各利益群体处于“正和博弈”状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面性中的正面价值还可利用，那么，在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而且处于“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状态的今天，这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负面价值要远远大于正面价值。胡温当局应该记得，1991至1992年，由当时的党中央发动的那场计划还要蔓延到城市、结果胎死腹中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就是在坚持“基本路线”的旗帜下策划、宣传并发动的吗？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善意的机会主义”不至于演变成“恶性的机会主义”而危及自身，其前提是发起并玩耍这种游戏的政治人物必须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有资格纵横捭阖。如1992年，邓小平察觉江泽民有扭转改革开放方向从而动摇他那个“总设计师”历史地位的时候，举家“南巡”，声色俱厉指责“北京”，力挽狂澜。要知道，邓小平的政治资源是革命年代乃至“十年浩劫”的政治遗产，今天的政治领导人不可能具备。而不具备政治资本的政治人物，因玩机会主义失控留下的人生悲剧，在历史舞台上并不鲜见。
善意的机会主义埋下的道德隐患，已经或正在日益显现出危害性，比如，如几十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理念主导下，“小岗村合同”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故事。发展伦理——为谁发展？怎样发展？改革伦理——为谁改革？怎样改革？这些本来蕴涵在“小岗村合同”那个历史事件中的价值精神，无法被挖掘出来，去影响改革发展的总体进程
科学发展观的问世当然是一个进步，然而，实施过程中的种种艰难表明，没有理性的清理，那个“科学发展”恐怕只是空中楼阁。
4、清理毛泽东思想垃圾，戳穿“毛泽东专制神学”的道德幻觉
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机会主义口号的严重弊病之一，是让毛泽东及其他的思想体系合法地被保存下来，成为从左的角度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想依据甚至政治依据。顺便指出，坚决要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他本人却反对全面评价毛泽东，这本身就是他机会主义人格的充分表现。这个自私而错误的决策为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埋下了最严重的隐患。“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全面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垃圾，中国没有希望。
对毛泽东时代道德风气的怀念，随着江泽民时代社会矛盾突出而日趋热烈。这足以证明清理“毛泽东专制神学”的紧迫性。中国人的道德拯救只能从清理“毛泽东专制神学”的道德幻觉开始。
三、四十年代，为了对抗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口号，一批精明的共产党人在毛自己的直接领导下，从“延安整风”时期开始掀起了“造神运动”，为毛泽东本人乃至他的“专制神学”涂抹了一层层的油彩。然而，如毛本人的朱笔大批“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况且，理性地看，那些油彩并不牢固。如果动道德形象的角度看，更是不值一剥。评价毛的道德操守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也不去引用那些公开出版的文献，在此仅就自己得当了解略述一二：第一，毛的私生活缺乏道德。党史研究者发现，他在井岗山同贺子珍同居时，合法妻子杨开慧还带着毛的几个儿子被关在长沙监狱里，并没有被处决，这个情况毛本人是知道的。还有，现在的井岗山展览馆有一个毛泽东同贺子珍结婚登记的合法证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共产党是有政权形态的，那就是“苏维埃”。井岗山根据地并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也是井岗山根据地的特殊之处），那个结婚登记由哪个机关来主持呢？这就是说，就是按照当时共产党政权的规矩，毛贺结合也没有合法性。第二，毛践踏军事伦理。战争也要讲伦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咒骂战国时期宋襄公的“仁义之师”是“蠢猪”，活脱脱把他没有道德底线的心理暴露无遗。这方面的事实数不胜数。第三，对中国弱势群体没有起码的爱心。过去一些中国人学者总认为蒋介绍石失败的关键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毛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取得政权，现在应该明白，毛“打土豪、分天地”只是为了筹集军饷啊！五星红旗升起有多久农民就失去了土地，同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不同的是，在人民公社以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连外出讨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一言以蔽之，一个对生命缺乏起码尊重的政治人物，他的道德感来源于哪里？
这些事实说明，戳穿“毛泽东专制神学”道德幻觉需要的不是复杂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考证，只是政治勇气和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任的态度。
5、弘扬普世价值是“对外开放”和“道德拯救”的“拱顶石”
毛的巫术之一是鼓吹阶级性，以此否定道德价值的普世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他颇有欺骗性的名言。毛的这个巫术，同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是影响中国社会树立正确的道德理念的关键。康德说：“只按照你认为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法则去行动”，这是一切道德思考的必要基础。中国古代圣贤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训诫。
道德准则必须是普世的，确立这个观念是中国社会道德拯救的前提。
二十多年前，在揭露文革罪恶的那些日子里，“张志新割喉惨案”被媒体揭露，当时校园民主方兴未艾，不少大学围绕这一惨绝人寰的案件展开了批判和讨论。在笔者的记忆中，大多讨论都局限于批判谴责，很少有人注意到，按照毛泽东对“阶级敌人”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革命逻辑，对“拒不悔改”的反革命实施“割喉”，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显然，张案首先涉及的人类道德底线的价值和意义，而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也就是说，对张案，首先应该做道义的谴责，这同政治的革命没有关系。这就是说，从逻辑上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没有“普世价值”的道德理念，“张志新割喉案”就随时可能重演。不是吗，几十年后，在江泽民亲自发动的围剿“法轮功”的凌厉攻势中，国家机器、公务人员乃至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公开表演了多少无人道的暴行和蠢行？
笔者清楚记得，一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两位母女，来自湖北的“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高度烧伤，被抓获后送到医院，一位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和摄像带着采访器材进入病房。这本来就很令人奇怪，高度烧伤病人的隔离病房应该严格消毒防止细菌，记者怎能带着机器进去呢？然而，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那位女记者把话筒伸到全身缠满绷带、仅露出两只眼睛的烧伤小女孩面前，反复问“你后悔吗？你后悔吗？……”谁都知道，那位憋脚记者，不就是要一句当事人“后悔”的现场录音去“教育全国人民”吗？可你面对的是一个身心已极度痛苦，生命已危在旦夕、气若游戏丝的十多岁少年的生命啊！为了这“后悔”二字，竟然不惜给一个生命垂危的花季少年的生命增加那么大的痛苦！你的道德感到哪里去了？
一个国家需要普遍的价值准则，一个世界同样需要一种普遍遵守的价值准则，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并不费解。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有人的感受和需求，然而，几十年来，中共政权总是在“普世价值”面前躲躲闪闪，从公开对抗到含糊其词，以“不干涉内政”对抗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价值的批评。
其实，只有普世价值才是联结、平衡“对外开放”和“道德拯救”的“拱顶石”。因为，一些社会势力对“开放”这个基本国策的诋毁，主要还是来自道德层面，致使当局总是在对外开放和道德辩护之间徘徊。如果，在我们社会，能够理直气壮为普世价值做道德辩护，让更多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认识到“普世价值”对中国社会道德拯救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以及一系列新的观念、新管理的时候，能够首先认识到“普世价值”对于全球化的基础性价值，中国对外开放的道路将要平坦的多。这也是日本对外开放成功乃至现代化成功的宝贵经验。
6、启动政治改革，实现道德拯救
如果说，弘扬普世价值是从思想理论层面平衡“对外开放”和“道德拯救”的“拱顶石”，那么，道德拯救的操作思路则已由罗尔斯规划出来，并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若干成功案例证明。在此，仅摘录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权利（正当）与善是相互补充的，……必须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将权利与善结合起来。
——权利与善是相互补充的，一种政治观念必须以各种各样的善理念为根源。
——只有当正义制度和政治美德不仅是可允许的，而且也是完全值得公民为之奉献忠诚并且得到它们维护的生活方式时，才能期许公民们把这些制度和美德看作是正义而善良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美德。
——政治社会对于公民之为善的第二个原因是，该社会确保他们享有正义的善和相互尊重与自尊的社会基础。
在这里，罗尔斯其实是在对我们说：理性和常识告诉我们，不能设想，在一个人权受到保障的社会，会发生因报复受到警察虐待而一举杀害六名警员的“杨佳上海闸北袭警案”；同样不能设想，在一个宪政民主的法治国家，会因为那样区区一件小事——收缴一辆警务值勤人员怀疑的破旧自行车，竟然酿成六名警察丧命，一位平民将被处以死刑的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