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
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江青们的斗争中，毛泽东开始站在邓小平一边批评江青。那时毛的注意力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病重，毛把邓小平请出来，召开中止十一年之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团结全党全军把经济搞上去。
所以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合起来反对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认为他们搞分裂，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他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还警告他们“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在毛泽东看来，江青他们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但治不了国。林彪垮台后，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回来，是有意让邓小平接自己的班；并期待邓小平能同江青他们合作，在继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治理好国家。但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第一个回合，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打败了“四人帮”。一九七五年上半年，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毛泽东表示高兴.毛对邓小平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我有决心，但反对的人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於林，风必摧之。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一九七五年六月下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江青写了一份书面检讨，几个月未公开露面。邓小平从一九七五年七月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
三个月后，一九七五年十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斗争进入第二个回合。
邓不肯违心肯定文革
毛远新与江青一派政治上一致。江青他们见不到毛泽东而毛远新随时可见。颇有心计的毛远新，看出毛泽东最不放心邓小平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所以就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进言。毛远新对毛泽东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时还凶些。”
正好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泽东写信，告迟群和谢静宜的状。毛泽东认为刘冰写的信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矛头是针对他，因为谢静宜是毛派去清华的。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
然而当毛远新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邓小平完全忘了毛泽东教他“柔中寓刚、绵里藏针”，一下子就顶起来。邓小平说：“你的描述中央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形势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对於这个局面，毛泽东还是希望由邓小平来解决.他说：“讨论限於文化大革命问题，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但被邓小平拒绝.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不了解。”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写到这一点时说：“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不过在邓小平争取复出时写的检讨中，不但肯定文革，而且肯定文革对他的批判，表示“永不翻案”。所以才有后来毛泽东的“永不翻案，靠不住吧”一语.这是毛泽东同邓小平最后决裂的关键.
毛终於弃邓而选择华国锋
毛泽东最终抛弃邓小平时已是风烛残年，距离去世只剩几个月。他对周围的人，对中国未来已无把握。该把政权交给谁？他找回邓小平，原本是让这个“钢铁公司”与江青们那个“钢铁公司”取得平衡。现在邓小平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不能用了。但毛泽东又很清楚弃邓而把政权交给江青们，天下必乱.於是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也就是成为毛的最后一个接班人。这已经是“无可选择的选择”，毛说：“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水平低的。”
当时江青集团打算让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委员长，江青当党主席。毛泽东一个都不让他们当。但对华国锋究竟能不能站得住，毛是无把握的，所以才有那篇可以视为政治遗嘱的话：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是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当面交代。毛临终时还有一幕：当叶剑英告别他走到门口，毛又示意招回，握住叶的手盯着叶看，嘴唇微动说不出话。叶的感觉似有嘱他帮华国锋安定政权之意。
叶剑英虽然帮华国锋粉碎了江青集团，但政权最后落到邓小平手中。叶剑英去世前的最后岁月，对邓小平独断专行深表不满，愤而辞去政治局常委职务。
关於精神文明决议的争论
在一九八六年胡耀邦同胡乔木、邓力群们的斗争中，邓小平开始也站在胡耀邦一边批评胡乔木和邓力群。那时邓小平的注意力在排除陈云集团的干扰，继续改革开放。胡耀邦的精神文明决议稿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获得邓小平的肯定。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胡耀邦到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住处，徵询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决议（第二稿）的意见。一进大门，邓正在那里散步，远远看见胡耀邦就说：“文件不错，可以印发大家讨论了。”
八月八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稿。邓力群作了一个多小时长篇发言，指责决议稿“一个后退”、“三个不够”。“一个后退”指的决议稿未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是从中共十二大“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后退”。“三个不够”主要指“体现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不够，也就是决议稿中没有引用陈云、邓小平关於反“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言论。邓力群说：“陈云同志短短的一篇话，十六次讲社会主义，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他反覆强调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胡耀邦没有理睬邓力群的指责。他说：““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问题不争清楚，“左”的东西就会从这里出来。全国人民怎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天天念经的样子去讲，那就解放不了思想。”
八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精神文明决议稿，印发给党内二千多人、党外二百多人讨论，广泛徵求修改意见。
修改意见集中於两点：一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不科学，有十九个省和部、委，以及陆定一等领导人要求取消这一提法；二是坚持写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九月七日，邓力群把他和胡乔木的决议修正稿印发给政治局常委和王震、薄一波、杨尚昆、彭真、何东昌、王忍之等人。
九月十日，陈云和李先念批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的稿子。
九月十四日，针对邓力群和胡乔木的决议修正稿，胡耀邦和赵紫阳联名发出给中央常委的信《关於决议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的一点说明》。当天邓小平批示“赞同”胡耀邦、赵紫阳的意见，李先念也转回来表示“同意小平意见”。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办公室告知胡耀邦：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意见办”。
两邓谈话，邓力群态度强硬
九月十八日，邓小平找邓力群谈话。那时胡乔木观察形势，已闭口不语.邓力群说：“看来胡乔木意见很多，但公开场合不说，私下跟我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啊！现在的钉子，就只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罢.”
这次谈话邓小平和邓力群各说各的。
邓小平：文件第十一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採取的态度和方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也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邓力群对李鹏、耀邦、紫阳等人的评价
往下的话题，转到邓小平问邓力群对一些人的观察，双方相当一致。
邓小平：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於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一步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木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複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你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於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一九八五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於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於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这是一次充分反映邓小平内心思想的重要谈话。邓力群在回顾这次谈话时说：“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走的时候，邓还起来把我送到门口。这就是政治家的涵养啊！但是很明显，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我，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二○○八年十月十五日，於美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