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笔会新任理事杨炼访谈

小乔（根据录音整理） 廖书兰
 
国际笔会第74届年会于9月17-22日在南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大会的主题是”文字的角色”。来自五大洲的150多名代表与会，代表60多个国家和地区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巫一毛、廖天琪、张晓刚、杨炼和小乔分别从美国、澳洲和欧洲赴会。就杨炼当选国际笔会理事，独立笔会会友与香港中文笔会代表廖书兰和他做了简短的访谈。
 
中国文化转型对全世界有启发
 
廖书兰首先祝贺杨炼当选国际笔会理事，请他谈谈个人的感想。
 
杨炼：我觉得这个理事的位置并不只是给我一个人的，虽然自从49年之前林语堂担任国际笔会副主席以来，这是中国人在国际笔会中担任最高的位置。我觉得这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变化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置身于这个变化之中，亲身参与了这个变化，找到了独立思想、独立表达的活的文化源头，并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当选这个理事我感觉很兴奋，我认为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艰难的文化转型经验，对于全世界都是有启发性的。
 
巫一毛问：作为国际笔会的理事，你需要帮助所有的笔会推动言论自由，你计划如何帮助其他的笔会了解独立中文笔会？
 
杨炼：我的发言的根基深深植根于我的中文创作，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身份，是我在国际笔会的发言的信用基础。我希望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遇到现实中的困难，比如被关押时，我可以将资讯及时传递给国际社会让外界了解。当然我希望这样的困难越少越好。同时我希望独立中文笔会从大量的政治小品文写作的联合体转向文学创作的联合体，因为文学不能只通过批判建立自己，而最终是要靠建立自己的作品来建立自己。我希望能够把有独立思考的中国作家的真正文学作品汇集起来推向世界。希望笔会的写作可以讨论人的、哲学的等问题，包括政治层面都应从人的处境上来谈，回归文学本身，而不只是提供社会批判的素材。希望独立笔会发展成为最有活力的中国作家的群体。
 
香港中国笔会大有空间
 
廖书兰：你非常重视独立中文笔会，那会不会随着独立中文笔会的人多势众，如香港中国笔会等等就日渐式微了？
 
杨炼：我认为作家不会因为群体大小而影响创作。所谓”独立”，是用于作家个人的。所以香港中文笔会哪怕只剩下你一个人，也可以做得很棒；而独立中文笔会哪怕有上千人，也有可能不够格。完全不必担心独立中文笔会的强大，香港中国笔会会失去空间。
 
廖书兰：大诗人郑愁予有过一句话：小说和诗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小说写的好的人不一定能写诗，诗歌写的好的人也不一定能写小说，写诗的人会比较单纯，而写小说的人会相对复杂。你怎么看？
 
杨炼：愁予是我的朋友，他说的这句话一定很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单纯的人。我个人的经验是你自己要向自己挑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单纯的人，那你可能永远只能制造单纯的作品。但你能单纯多少年呢？我已经完成了十部诗集，两部散文集，一部论文集，有朝一日，如果有一部作品能把我的精神历程归结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作品就合成一部作品。我觉得文学作品最终是否站得住脚，就看是否耐读，如果一部作品拿过来一览无余，看一遍就没有再看的欲望了，这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问题是太聪明，每个作者只是在挥霍自己小小的聪明。如果回头看，跟我同时期的”今天”、朦胧诗那一代，现在基本上都停止写作了，除了顾城去世以外。这是非常可悲的，因为大家也只不过50多岁，在人生的经验上，在思想的深度上，在文学的技巧上，正是出作品的时候。
 
母亲去世对我影响最大
 
廖书兰：在你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中，你觉得有哪些特别令你难忘的事情？
 
杨炼：我觉得难忘的事情太多了！因为这几十年，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生死攸关”、”生死抉择”的关头。如果我们看一个西方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件事。而中国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可能拿得出三五件大事。我的父母文革中从国关（国际关系学院）下放那一年，是我有父母的完整的家庭生活的结束。1976年我母亲的去世对我影响非常大，那也是我认为自己写作的开始（母亲当时在农村，晚年患有多种疾病，农村缺医少药）。1989年结束时，我的一句诗是：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因为如果认为这一年是灾难的开始，那就把以前的记忆全部抹掉了。1989年以后至今，又是一个20年。海外的生活每一天都是非常锋利的挑战，都可能是生死攸关。哪怕你觉得活的非常好、非常顺利，人生也还是处于不断地漂流之中。
 
廖天琪：你看文学书籍与其他类书籍的时间比例是多少？你觉得看别的方面的书籍对你的创作是不是一种干扰？
 
杨炼：我看书并不局限于文学范围内。我认为每个作家最初的五六年都只是练习阶段，如果把那个阶段凭借小聪明的写作就当作是自己最好的阶段，这是相当危险的。历史、艺术、民间的文化，甚至纯粹的政治化的、报道文学，某种意义上最直接的现实报道文学恰恰是充满诗意的，因为现实本身就是超现实的诗歌，这种非常开阔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的写作模式是可能枯坐一天，跟一行诗搏斗。所以我的写作速度非常慢，但我认为这种慢是有必要的，慢而不停。
 
廖天琪：你对现在国内的作品不得不在那种体制下生存，而有些作家也很走红，对中国现在这种文学状况你怎么看？
 
杨炼：我在中国大陆看到太多聪明的游戏者，可以游刃有余地玩，既不碰到枪口，又可以玩得相当漂亮，这对文学肯定是有伤害的。因为一个真正人的价值，可能就在这种”玩”中被玩掉了。所以能够深刻表达人的处境的作家相当少，几乎没找到。我与国内来英国访问的焦国标也有过交流，认为在资讯很困难的情况下，有一种硬功，与专制的硬碰撞；也有一种软功，触及了现实，也触及文化的相当的深度，如韩少功、余华、阿来等人的创作；第三种就是你说的商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