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卡
左起： 廖天琪、张小刚、巫一毛、杨炼、小乔
廖天琪、巫一毛、廖书兰采访，小乔整理
国际笔会第七十四届年会于2008年9月17日至22日在南美洲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
独立中文笔会的巫一毛、廖天琪、张小刚、杨炼和小乔分别从美国、澳洲和欧洲赴会。
哥伦比亚常年有武装力量与政府军对峙，社会治安不十分稳定。因此大会是在一个由众多持枪士兵把守的五星级大酒店内举行。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文字的角色”。来自五大洲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分别代表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汇聚一堂，正如国际笔会会长格鲁沙在开幕仪式上所说，对我们这些从事文字工作者来说，文字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内涵，大会以它来作为主题是再合适不过了。
廖天琪在大会上为竞选国际笔会理事会理事的杨炼作精彩介绍，她指出杨炼作为一个跨多元文化而写作的作家，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视野，又不丧失自己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他若被选入理事会，能为国际笔会的工作带进新血和新思维。杨炼的“竞选演说”更强调了中国文化是世界的思想资源，他将努力地将新的观念带进理事会。
独立笔会的代表们拿出不亚于竞选美国总统的架势，利用会议休息吃饭活动的空隙机会，全力为杨炼游说拉票。今年出席大会的代表少于往年，俄国、法国、台湾、西藏和非洲各国均未有代表出席。可喜的是香港中文笔会的代表廖书兰前来与会，她与独立中文笔会的代表们相聚甚欢，配合独立笔会的代表们，支持杨炼的竞选。
今年的理事会有两个空位，杨炼最终以同等高票，与另一名竟选连任的理事击败其他几位候选人，进入理事会。难怪一位美国代表说：“杨炼和奥巴马一样，国际笔会就是需要“改变”（奥巴马的竞选口号）”。
独立中文笔会跟捷克、德国、俄国、加拿大等笔会探讨一个未来计划的可行性：明年是天安门事件及柏林墙坍塌二十周年，是否能共襄盛举，合作举办一个相关的系列文学活动。
就今次杨炼当选国际笔会理事，廖天琪、巫一毛、廖书兰分别采访了杨炼和弗兰卡。瑞士意大利语笔会会员弗兰卡是专为国际笔会推荐会长、副会长、理事等人选的五人猎头小组组长。
以下两个访谈由小乔根据录音整理，英文部分由巫一毛翻译。
1．采访弗兰卡
问：你和杨炼是怎么认识的？当初为什么会考虑杨炼为亚太区理事候选人？
答：我和杨炼是2006年在瑞士认识的。当时瑞士德、法、意语三个笔会分别邀请杨炼演讲。
演讲过程中，我了解到杨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而且中华文化深植于其心中。当时我们猎头小组正在为国际笔会物色一位亚太区理事人选，我就与杨炼沟通，告诉他国际笔会需要注入新鲜血液，问他是否有兴趣参与国际笔会的工作。
在得到杨炼肯定的回答后，我就与在瑞典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沟通，建议独立笔会向国际笔会推荐杨炼为理事候选人。
问：你对他的了解印象如何？
答：我觉得杨炼个性开朗、幽默，富有亲和力。去年国际笔会在塞内加尔的年会中，杨炼更展现了与不同文化、种族、语言背景的人交流的高超交际能力与个人魅力。
国际笔会猎头小组只负责物色合适人选并联络推荐，具体的竞选过程仍取决于笔会章程。提名理事候选人需两个以上笔会，并需被提名人提交个人简历与说明如果当选，你不但要为自己所属的笔会做什么，还要为国际笔会大家庭做些什么。
问：来自中文世界的杨炼成为国际笔会理事，对笔会有何意义？
答：当然很有意义，因为国际笔会自1949年以后未有来自中文世界的理事。一方面为国际笔会更多了解中国打开一扇窗；另一方面国际笔会通过杨炼可以接触更多中国作家，尤其为中国狱中作家提供更多帮助。2007年国际笔会狱委关注的209名在狱作家中，42名为中国作家。国际笔会各笔会中心一向对中国作家尤其是狱中作家十分关注。若与中国有关的议案需在理事会表决时，杨炼作为理事会成员可表决并推动这些提案。
2．采访杨炼
问：首先祝贺你当选国际笔会理事！对此次当选你有何感想？
答：这个理事的位置并不是给我一个人的，从49年之前林语堂担任国际笔会副主席以来，这是中国人在国际笔会中担任最高的位置，这是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变化发展分不开的。回顾中国文革以来30年的变化历程，会发现我们置身于这个变化之中，亲身参与了这个变化，找到了独立思想、独立表达的活的文化源头，并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当选理事我很兴奋，我认为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艰难的文化转型经验，对于全世界都是有启发性的。
问：作为几十年来第一位担任国际笔会理事的中国人，你在身份上，以及在国内体制上可以扮演什么角色，与中国当局以什么样的方式沟通，承担什么样的使命？
答：不要用“使命”这么宏大的词。所有的中国作家对这个转型都负有责任。比如我所从属的这一代中文作家，可以说我们的创作是从文革的一片废墟上起步的。从70年代末期，或大家都熟知的北京西单民主墙时期，我们从一份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起步，我经过相当长的阶段，走过了从在国内基本上以中国作为视野，到现在出国以后以世界为视野，或者说以人为视野的阶段。今天的中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商业化带来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这种市场化的过程加之网络的出现，带来言论的空间与自由化程度，在当今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使得当局的控制力减弱，也令人对当局对独立思考的控制、剥夺更加不能满意。促进中文写作的独立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并不只是寻找一种与官方表面对抗的姿态。因为文学是寻求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要跳出表面化的宣传式文辞，而创作出在精神层面和艺术层面上站得住脚的精神产品。
问：你能否给大家推荐自己最满意的一本书或诗集？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作为诗人，我觉得诗歌的本质就是孤独，而这种孤独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一种美感。因为诗人在开始下一行诗时，都在抛弃自己原有的阅读习惯。诗人需要主动选择孤独。
如果一定要选择，我的组诗《大海停止之处》是比较值得一读的。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组诗，从层层递进达到一种深度，将我们从地球表面的一种漂流进入到对内心的探求，结尾一句：“这是从岸边眺望出海之处”。从外在的转为对内心的探求，政治的、生活的经验都转化成内心的思考，是对我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比较完整的呈现。
问：高行健有一句话：文学不应为政治服务，你认为呢？
答：如果说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我非常反对，所以我很赞同老高的这句话。当你说“为政治服务”时，首先把文学贬低为一种工具，而政治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是以单向的赞成和反对作为其基本特征的。而文学是以其内在的丰富、复杂性构成它的生命，因为它不可能是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但我想强调的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是创作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呈现，其中当然包含政治的存在。任何有独立思考的人对政治一定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当外在的权势来压迫你的个体思考的时候，个体的充分表达一定是对这种外在压迫的反抗。1993年我和高行健做过一个相当充分的对话，主题是“主动选择流亡使我们获得了什么”？流亡使我们获得的就是对自身的自觉，内在的自觉，主动跳出原有的思维方式。政治是人生经验很重要的一部分，政治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方式。如果说文学是深刻地表达人的存在的话，它一定包含有政治，但不应是“为政治服务”。我们作为独立作家，对政治是有清晰态度的，对于中国的专制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同时对西方的见利忘义、玩世不恭、双重标准等等，我们也有自己独立的意见。比如说对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都归结为一种独立思考与独立表达，这种看起来可能是最低的标准，同时也是最高的标准。
问：作为国际笔会理事，你需要为所有的笔会工作，你的工作是帮助所有的笔会推动言论自由；但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你计划如何利用国际笔会理事的身份去帮助其他的笔会了解独立中文笔会？
答：我在国际笔会发言的根基是深深植根于我的中文创作，特别是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身份，没有这样一个身份，人们也会对我在国际笔会的发言的信用持有怀疑态度；同时我也希望将我从中文写作中获得的思考、灵感运用于世界文学范围内。我们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内交流，一定要带去我们独特的经验。同时其他笔会，也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和经验。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的哥伦比亚，我们对之还相当陌生，在此又有着相当多的暴力、毒品、政治控制的问题以及与美国相当复杂的关系，在民主与民族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层面。
我希望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遇到现实中的困难，比如被关押时，我可以将这方面的信息及时传递给国际社会让外界了解。但我同时也希望这样的工作越少越好，因为这将意味着中国作家面临这样低级的困难在逐步减少。同时我希望独立中文笔会从大量的政治小品文写作的联合体转向文学创作的联合体，因为文学不能只通过批判建立自己，而最终是要靠建立自己的作品来建立自己。作为一个专业诗人，我希望能够推动独立笔会内部的文学写作，把有独立思考的中国作家的真正文学作品汇集起来推向世界。希望笔会的写作可以讨论人的、哲学的等问题，包括政治层面都应从人的处境上来谈，这样才能回归文学本身，而不只是提供社会批判的素材。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将独立笔会发展成为最有活力的中国作家群体。
问：你非常重视独立中文笔会，会不会随着独立中文笔会的强大，如香港中文笔会等小笔会就势微了？
答：压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作家不会因为群体的大小而对创作有任何影响。所谓“独立”二字，我认为不是套在一个群体之上，而是用于作家个人的。所以香港中文笔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可以做得很棒；而独立中文笔会哪怕有上千人，也有可能不够格。完全不必担心随着独立笔会的强大，香港中文笔会等小笔会将失去空间。
问：在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中，你觉得有哪些事情令你特别难忘？
答：难忘的事情太多了！这几十年，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生死攸关”、“生死抉择”的关头。如果我们看一个西方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经历过一件大事。而中国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可能拿得出三五件大事，每一件事都足够人活一辈子的。我的父母亲文革中从国关（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下放那一年，是我有父母的完整家庭生活的结束。1976年我母亲的去世对我影响非常大，那也是我写作的开始。母亲当时在农村，患有多种疾病，农村缺医少药，以至她英年早逝。
我的《1989年》一诗以：“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年”结尾。如果认为这一年是灾难的开始，那就把以前的记忆全部抹掉了。1989年至今，又是20年了。海外的生活每一天都是非常锋利的挑战，如果详细写下来的话，每一天都可能是生死攸关。哪怕你觉得活的非常好、非常顺利，人生也还是处于不断地漂流之中。这么多年如果说我有什么成果，或者直到今天我的写作能量都很充分的话，那就是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今天的状态。
问：作家郑愁予有过一句话：“小说和诗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小说写的好的人不一定能写诗，诗歌写的好的人也不一定能写小说，写诗的人会比较单纯，而写小说的人会相对复杂”。你怎么看？
答：愁予是我的朋友，他说的这句话很对，他本身就是个单纯的人。我个人的经验是你自己要给自己挑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单纯的人，那你可能永远只能制造单纯的作品。但你能单纯多少年呢？就个人而言，我已经完成了十部诗集，两部散文集，一部论文集。有朝一日，当我最终觉得有一部作品能把我的精神历程归结起来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作品都组合起来，就像作曲家那样，把它们编合成一部作品。文学作品最终是否站得住脚，就看是否耐读，如果一部作品拿过来一览无余，看一遍就没有再看的欲望了。中国人的问题是太聪明，每个作者把自己的小聪明挥霍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回头看，跟我同时期的“今天”、朦胧诗那一代，除了去世的顾城以外，现在基本上都停止写作了。这是非常可悲的，因为我们也只不过50多岁，在人生的经验上，在思想的深度上，在文学的技巧上，正是出作品的时候。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自身思想的不成熟。
问：你看文学书籍与其他类书籍的时间比例是多少？看别的方面的书籍对你的创作是不是一种干扰？
答：我很喜欢看书，但并不局限于文学范围内。每个作家最初的五六年都只是练习阶段，如果把那个阶段凭借小聪明的写作成就当作自己最好的阶段是相当危险的。历史、艺术、民间的文化，甚至纯粹的政治化的、报道文学，某种意义上最直接的现实报道文学恰恰是充满诗意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现实的诗歌，开阔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的写作模式是可能枯坐一天，跟一行诗搏斗。所以我的写作速度非常慢，但这种慢是有必要的，慢而不停。
问：你对现在国内的作家和作品不得不在体制下生存，而有些作家也很走红的问题怎么看？
答：我觉得这种问题不能看得太简单。我在中国大陆看到太多聪明的游戏者，可以游刃有余地玩，既不碰到枪口，又可以玩得相当漂亮，这对文学肯定是有伤害的。因为真正人的处境，可能就在这种“玩”中被玩掉了。所以能够深刻表达人的处境的作家相当少，几乎没法找到。我与北京来英国访问的焦国标有过交流，认为在资讯很困难的情况下，有三种文学作品：一种是硬功，即与专制的硬碰撞；另一种是软功，触及了现实，也触及文化的相当的深度，如韩少功、余华、阿来等人的创作；第三种就是商业文学。
问：国际笔会猎头小组组长弗兰卡认为你个性非常开放，与人相处特别友善，这对你的工作是不是非常有利？
答：我觉得跟人的接触，要么你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人，要么你是一个有质地、有思想的人。如果只靠着一副“异国面孔”，那是长久不了的；如果人们觉得你是个有思想的人，那就会比较长久。我与弗兰卡是在瑞士三个笔会邀请我作演讲时熟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讨论的思想能源很充足，不是个性是否开放的问题，而是你的思想与别人是否有交流点，有就可以很开阔，没有就只能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问：有人说你的演讲口才非常棒，你怎么看？
答：口才这个东西很难说。我出国时英文一句也不会，是被逼出来的，尤其在一些比较高级的交流场所，你必须能够直接表达自己。
全文完 2208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