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点击图片可阅读连载
为顾彬说了句“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媒体、专家吵翻了天。
□陈福康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在没读到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前，我先在《博览群书》杂志上读到了出版该书的出版社披载的三段“专家评论”。
一位专家说，此书十分严谨，书中有相当多的注释和引文，通过这些注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让该专家相当惊讶的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在欧洲的译介和研究非常深入，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我基本赞同这位专家的前一句话，对后一句话则颇有保留。此书作者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这样的人在西方是凤毛麟角。他的书，只能说是代表了西方极少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而这位专家说的“我们”，大概只是指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这些人大多不通晓欧洲诸国语文，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欧学家”（我杜撰的词）的水平。我不知道，中国的“欧学家”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这位专家了解不了解？反正我是不大了解的。我们中国对欧洲文学的译介工作，是不是大大落后于欧洲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我也有点儿怀疑。
再一位专家说，他觉得此书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我体味这句话，可不算是一句“好话”。说一个外国人写的书“更像是中国人写的”，无异于讲此书没有什么中国人想看的“洋意”（我杜撰的词），或者等于讲，此书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新意。我认为，有一点不可忘记，“文学史”这个玩意儿本来就是从西方传入我们中国的。因此，如果要从“体例”之类来说谁像谁，就不能说倒了。至于说此书中的“标题”以及看法、议论之类，我认为确实有像中国人写的地方，但也有不像中国人写的地方。而且，像与不像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在于写的史实准确不准确，观点对头不对头。
又一位专家说，此书是值得推荐给大学生作为教材的。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的中国文学史的知识水平，我作为也是在大学里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的老师，心知肚明，实在不敢恭维。因此，这位专家的评语，实际也算不上是一句恭维话。而且我认为，任何一本文学史类的书，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只要老师在上课时不是照本宣科，都是无妨于用作教材（或所谓“反面教材”）的。
我看顾彬
下面就谈谈我粗读此书的一些想法。首先，我认为此书是值得中国文学研究者一读的。作者《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就使我很感动:“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学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我想说，顾彬先生不用太感到遗憾，因为你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在中国研究者里面并非都是反对者。我就是非常赞成你的。而仅仅看这里作者用“从《诗经》到鲁迅”来概括“中国文学传统”，我认为就比某些洋人和国人的有类梦呓的“从《红楼梦》到张爱玲”的概括，要正确得多。
专家说的“此书更像是中国人写的”，当然也不无道理。书中确实有不少写法与一些中国人写的一样。但此一问题很值得分析研究。其中有作者受了当代中国一些学者的影响的一面，同时，可能还有更特殊的原因。
例如，此书《前言》中就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中国人的说法，甚至还有“中国以外的现当代文学”的提法。但我想，这可能是此书汉译者的“创译”吧？因为，“现当代”“近现代”这样妙不可言（有人说是愚不可及）的词，只是在当代中国一部分学者和学生中独用的，是大学里中文系一些人生造出来的，连历史系的人都不怎么用。它们的产生，也不过二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收入汉语词典。我请教了我校精通德语的卫茂平兄，他说在德语里是肯定没有这样的词的。与我们中文最接近的日文，“近代”和“现代”就是同义词。再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著名的《复印报刊资料》，它是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编成一册，又把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编成一册的。但在封面的英文翻译上，“近代”和“现代”就是一个单词。（这让老外怎么搞得明白？）
又有一些中国论者说，所谓“现代文学史”的“现代”，不只是一个时间方面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它的“现代性”。我想，那只是为了神化或玄化所谓的“现代文学”，那只是企图为那三十来年永远霸占“现代”一词而寻找“高深”的理论根据。然而这种“理论”其实经不起一问。请问，为什么把梁启超放在“近代文学”里，难道梁的思想、作品就没有“现代性”？请问，民国时期曾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一些诗词，为什么“现代文学”里不讲，毛没有“现代性”？再请问，后来又有“当代文学”，那么，“当代文学”还有没有“现代性”呢？
我上面为了这样的名词花费了如许笔墨，似乎和评论此书不相干，其实并没有跑题。因为我想指出，此书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抛弃了所谓的“现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写法，书中的章节也用了“民国时期”“1949年后”这样的表述，而摒弃所谓“现代”“当代”的称谓。这些正是深得我心的。专家说“此书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但就这一点来说，便是不同于中国人写的书。书中偶然也用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的中国人的说法，甚至还有“中国以外的现当代文学”的提法，可能是有其他原因吧。
作者在书中还谈了一些与中国目前某些“主流”学者很不相同的观点，体现了他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例如，书中第一页就对中国近年来某种“时髦起来的做法现在更演变成了普遍行为”表示不满。即不赞成压低鲁迅这样的公认的文学代表，同时抬高那些不太重要或干脆属于“通俗文学”的像金庸那样的人物。又如，书中指出冰心在中国享有盛誉但在国外罕有读者这种“不对称现象”，并分析了原因。书中还指出，民国时期名作家“在技能和声誉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相称。人们对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见仁见智，可是像茅盾、丁玲或老舍这样的叙事者都是真正的文体家，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然而，巴金却不一样，他经久不衰的声誉和他作为作家的实际语言能力毫不成比例（这方面简直无缘由可讲）。”这些话，在中国人写的书里不是很难看到的吗？
作者承认自己的写法，“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二十世纪思想史”。这种写法，应该说是有利也有弊的。而这种写法，现在在我们这里却显然是最不时髦的。但此书作者偏偏又是一位时髦的外国人。这也许也是有人说它“更像是中国人写的”的原因吧。但作者指出的“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深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的论述，无疑是深刻的。“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深度”，也可以说正是此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德国汉学家顾彬，因严厉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廉价的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等，引起不少中国当代作家、评论家“不太高兴”，成为近三年来的热门话题，顾彬也成为最有争议的汉学家。最近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中国文学史”，顾彬撰写了“差不多有三卷半”。中国读者从这套顾彬主编的丛书，也许更能了解一位汉学家与批评家，了解“炮轰”、“二锅头”以及“五粮液”的由来。
■指瑕
下面就举一些我读后不敢接受的地方。
我认为，此书不少地方仍未跳出一些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框框，也仍未跳出中国一些“精英”论者的框框。从书中提到的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一些“精英”论者的人名书名来看，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几位。眼界还是太狭小。许多中国新发现的史料，新论定的史实，作者都似乎不知道。因此，此书仍然不能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全貌。其主要内容仅仅是作家、作品的历史。尽管作者强调“思想史深度”，但却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争鸣也很少写到。至于文学社团的发起和活动、文学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等等文学史上的鲜活内容，更几乎毫无涉及。即使是作品，也仅仅写到部分“新文学”作品，并不包括所谓“旧文人”的作品，也不包括新文人的“旧体作品”，例如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诗词（旧体）。难道可以否认那些“旧文人”也是活跃在二十世纪的作家？难道可以否认旧体诗词、文言散文也是文学作品？难道可以否认旧体诗词里面也有优秀作品，甚至伟大的作品？而且，即使是作者高度肯定的鲁迅，书中也没有写到他的杂文，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是这本书，好像在作者主编的其他尚未在中国出版的九本书里，也没有这样的内容。
另外，我还发现了书中的一些史实性的差错（有些也许是翻译者造成的）。例如，书中说郁达夫的小说《血泪》是批判当时对西方思想的盲目崇拜，事实上该小说是攻击郑振铎提倡的“血和泪的文学”主张。书中说，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的政府到1927年3月已基本制服了军阀势力，事实上到1927年3月蒋介石还没有成立政府。书中说，“左联”倡导一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事实上倡导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是国民党当局。书中说，茅盾的小说《虹》其实出自他当时的女友笔下，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书中写到老舍的小说“《老张的哲学》（1928）、《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这三个括号中的年份，如果是指完成的时间，则应当是1926、1926、1929，如果是指出书的时间，则应当是1928、1928、1931.这类差错还有一些，就不一一列举了。□陈福康
■“中国文学史”书目
包括:《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古典散文———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传统戏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作品德译目录》、《中国文学家传记手册》、《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