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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原本是一个善良的词，可在今天，他可以是“上面派来的人”的一种护身符。在钦努阿。阿契贝这部被誉为“当代最佳英语小说之一”的《人民公仆》（此书曾列入外国文学出版社“非洲文学丛书”，1988年翻译出版）中，小人物“萨马鲁”玩笑般地对待自己的生活，眼看着自命公仆的人干下各种勾当，他不自觉地一点一点地成了非洲大地巨变中的一个缩写，各种看似荒唐的玩笑一一降临在这么一个本来弱小、凡庸的小人物身上，巨大的荒谬感，似乎可以让读者一不小心就忘却所有细节，进而体会到遥远的非洲发生的那一场场裂变和深入民族血液的文化。
小学老师“萨马鲁”带着强烈自尊心从乡下来到城里，在离美好人生就还有那么一点点距离的时候，他遭受到了最大的侮辱，带着伤痛回到家里，父亲、家人、同盟（一个不以丈夫的背叛为背叛的老婆）、情人（情敌的未来老婆，加上之前的迷恋过，他更是将这个女人看成反击的最好目标），以及跟他打交道所有人，都站在了他的对面，除了排斥，就是冷嘲热讽，当然，还有无能为力。他只有选择革命。“萨马鲁”展开反攻的方式充满喜剧人物的悲哀。这个人物的悲哀称得上是一以贯之的，早在“萨马鲁”遭受羞辱之前，在城里他的女人爬上部长大人的床上时，“当我们之前从医院回来，南加部长就要他的仆人把爱尔丝的提包拿到他回乡探亲的妻子的房间里去了，因此我提高了警惕。不过，我很快就安慰自己，他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他的得体和周到罢了，我心底涌起一阵感激之情……”越感激，越悲哀。尽管他称这个他来城里就是想搞一下的女人为“轻浮的女人”，这种状况下（被自己的老师和长辈先下手为强），还是会感受一种深刻的侮辱。他被权力欺凌了。在接下来的革命中，“萨马鲁”依然是弱小的、可笑的。
陌生的“熟语”
钦努阿。阿契贝喜欢用非洲的格言和俗语，常常信手拈来一条，本来已经很活跃的故事立刻又会再增添几分声色，他经常会在不长的一段话里连续使用这样的比喻，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确是在用精确的方式恰当地叙事。“当一位老太太只能用耳朵听别人跳舞时，她才知道年龄已经把她隔绝在荒漠里。”似乎不需要钻牛角尖地去理解这样的句子，它放在那里，也许在你路过时自然会瞧出它代表的意思。但有些时候，对一个异族人来说，偶然读到这样的俗语，也许会构成障碍，会去猜想作者的真实用意，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最巧妙的嘲讽往往让你看不出，甚至会往相反的方向理解。在阿契贝大概最为中国人熟悉的短篇小说《宾叔叔的抉择》中，作家离奇地在短短一小段中放入了无数个这样的俗语：“我可真是刚出炉的面包，炙手可热。……我父亲教训我说，真正的本乡子弟必须得能够睁着一只眼睛睡觉。……乌木鲁的女人都很精明；你还没数一，她们就数得出二。……那年头我见过好多年轻人为女人丧了命，因此我牢记父亲的教诲：永远不要让跟你握手的人摸过了肘子。”对于这样泛滥地使用格言，或者你一晃而过，让自然的语感告诉你应该领会的要义；如果你是一个较真的人，有时候还真要多一些停留，仔细揣摩一下这些绝妙的比喻。
诚实者不安，虚妄者坦然
如果说，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是流亡作家的话，那么阿契贝则是一个被“流亡”的国家的作家，他比这些前人更为“艰辛”的是，他要以个人的视角和理解力诚实地写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被“流亡”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要抵达每一个读者的内心深处，其技术难度和心灵折磨要比所谓的史诗困难得多。或者，如果我们放弃对“史诗”这个被滥用得日趋庸俗的词的刻意偏见的话，那么阿契贝所书写的正是一个民族刻骨铭心的史诗。他的诚实里有一种不安和窘迫，他用个人的力量和才华，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整体悲哀，坦率并幽默地讲出那些最朴实的事实和判断，而不是我们这个国家中一些作家干的事———虚妄得真的以为自己在改写历史、在撰写传奇，并且将个人单调的体验简化成无知的结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被冠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李锐的《银城故事》，作者谈到其小说中的一个道具牛时，说这头牛会成为文学史中的一个人物肖像（大意如此）。臆想自己笔下的人物放入历史中，这是非常高尚但不高级的念头，我们虚妄的地方在于，这种事总是一厢情愿。对阿契贝来说，他不需要提醒他的读者，哪一个人物应该是属于文学史的，哪一些细节会让大家会心一笑，哪里格言、俗语能让人拍案叫绝，这些都不是作者自己应该做的事。可笑的地方还在于，我们的作家常常将自己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虚妄之语印在自己的书上、刻在自己的名下，仿佛宣告自己有多傻一样。
阿契贝在当下的中国，有着无法言说的现实意义，即便不提技术等话题，他对民族、现代化等的宏大叙事和对苦难的理解，都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关照现实的一种角度。当一个人囿于眼界和现实而无法看到时间上的更远处时，他可以借助前人的遭遇来读懂自己的生活。文学的意义，大概也应该包括这一点吧。
据说阿契贝因为这部过于准确的“预言小说”而在后来流亡海外，小说中的政变，在现实中竟然实现了，所以阿契贝要背上预先知道内部消息的罪名。这样的判断非常不可靠，作为小说家来说，他的工作只是用自己的见识来描绘他所能够理解的事物，无论准确与否，或者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都是“题外话”，他不是出来搞预言的，更不是被人当枪使的。除了“文学”这两个字以外，任何对小说家的要求都可以看成是非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