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人对改革的认识也出现了分裂
|
今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三十个年头。其中从1978年到1989年的这一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补天”的改革。
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被迫作出改革的决策。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如果不改革，民众就活不下去了。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当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方式：一栋楼出现了问题，如果其结构尚可以加固，可通过改造或者加固来解决；如果其结构的根本出现严重问题，坍塌在即，就需要把楼拆掉，重新建设。
这一思路也适于判断中国的根本制度。1978年，邓小平的判断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问题，但不是致命的，可以通过加固来改变，即通过改革对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于是，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即通过逐步的加固和改造，让社会主义的大楼变得更加坚固、结实。从那时起，中国步入改革的年代。
作为”补天”的改革在中国出现，是因为邓小平发现原来这个旧的”天”已经漏洞百出，行将崩塌。但是自我否定现行体制的”变天”式改制是邓小平断然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决定发动改革来”补天”。
补天者的改革
邓小平赋予改革的使命，用一句官方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对”补天”一个很标准的解释。邓小平的改革路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发展经济这一件事情，作为全党工作，全国人民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他要做到的，是在共产党专政下，引进有限的、不自由的、扭曲的资本主义。官方的表达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赞同并拥护邓小平这一判断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补天派。从1978年到1989年，全体中国人（除很少数人外）有一个共识，就是通过这样的改革，可以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可以把这个”天”大的漏洞全部补掉。尤其是那一时段的知识分子都是体制内改革派，都是”补天”派，认为通过体制内的改革，中国就会达到一个现代化；就能够把中国原来所展现的重大危机克服掉；中国就会平稳地转向一个新的、美好的社会。
那时的补天派把希望完全寄予邓小平。1984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这是一个完全自发的，对补天式改革的由衷认同。今天再也不会有这样自发并得到普遍认可的举动了。施光南的歌曲，也那个时代的典型。他的歌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向上，非常光明，对未来，对体制内改革充满信心。所以到1989年之后再也没有施光南这样的作曲家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随着六四事件而结束了。
变天者无力，补天者无能
1989年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对改革的认识也出现了分裂。
“补天派”继续坚持认为，天还要继续补，且可补，改制是要不得的。在六四事件前后，出现了不同于”补天派”的”变天派”。”变天派”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补天已经已经无济于事了。这样的体制，这样的天，不仅不能补，而且也没有必要补。中国要的是改天换制。这些人声音很大，人数却不多，他们基本都在体制之外，是体制外改制派。除道义资源之外，他们掌握的政治经济资源很少。相比之下，中国的”补天派”，声音不大，人数却众多，他们都在体制之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政治经济资源。他们对”变天派”略存同情，却不敢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补天派’的前景，就是中国改革的前景。
但是在我看来，尤其是经过89年”六四”事件之后，”补天派”代表的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体制内的补天派私下也很开明。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补天派”，因为他们不想”变天”。可这个不想”变天”并不表明他们誓死忠于旧体制并与之共存亡。
在我看来，他们只是被动的”补天派”。他们只是担心：如果这”天”塌下来了，自己也会成为倾巢之卵。所以从利害得失的角度来考虑，虽然这个”天”已经满目疮痍，但他们还是不希望它塌下来，不想失去已经到手的利益和特权。
今天的”补天派”和八十年代初的”补天派”的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再以”补天”为使命，而是怕被崩塌下来的天砸着。所以，他们已经从八十年代意气风发的积极主动的”补天派”，变成心灰意懒的、消极被动的”补天派”了。
当你问他们，既然你们把自己归入”补天派”，你愿不愿意为补这个”天”积极作为呢？贪官们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很好的回答。他们不仅不是补天，而是从这个体制中捞取好处。天的漏洞越多越大，补天派得到的好处越多。他们的意愿是不希望天坍塌，他们的行动是加速天的坍塌。现实中的”补天派”，只是态度上的”补天派”，行动中的逍遥派。他们对变天畏首畏尾，对补天又无能为力。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变天者无力，补天者无能。不争的事实是，补天派对这个体制，已经没有多少爱，更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