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化危机为机遇”的根本靠什么？

波及全球的金融暨经济危机，作为猝不及防提前的2008年的”第一场雪”，让国人感到这个冬天格外冷，冷得令人怀疑仅仅几个月前北京奥运会的喧嚣和狂热是否有过，篡改一下徐志摩的那句诗，真是”挥挥手，不留下一丝余热”，难道”不朽的民族之魂、永远的奥运精神”的梦呓，仅仅是官方用国人血汗堆成的的几处钢筋水泥，成为难以自拔的几代”爱党主义”者继续自费”吸毒”、买单”红色旅游”的”精神自慰品”？在这截止期难测的寒冬，幸亏训练有素的官方御用媒体雪中送炭，及时送来了暂时免费的新精神”安慰剂”和”兴奋剂”，仅仅最牛的以”人民”名义开办的”直属党企”《人民日报》，就连续推出10种一套的新品——10篇”《人民日报》系列评论文章”，为官方”化危机为机遇”的对策做广告宣传，尽管其市场和效果难以再现前极权时代的”辉煌”，像该报生来靠官方”输血生存”健康却每况愈下（如今其可怜的真实发行量连官方自己都不好意思）一样不容乐观，但不妨在这儿做个”民间检测”，用常识为标准，看其有多少”无效成份”和”违禁成份”？

纵览这10篇评论，虽然各有侧重，但贯穿其中的事实根据、理论基础、思维模式毫无新意。作为一个大国，决定其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决不是几个单方面的经济数字所能概括的，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尽管官方表面上反对GDP崇拜，但到关键时刻，GDP等数字又成了肯定经济基本面的宣传依据，而不敢面对直接关乎民众的不利指标。

三十年来以经济为主的”跛脚”改革，以增长替代发展，百弊丛生，已经走到了尽头，难以支撑。此次官方应对经济危机，就民生谈民生，是头疼医头的权宜之计，决定利益分配规则的政治博弈完全操控在强势的少数权贵手中，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矛盾，皆源于政府与权贵成为一体，源于缺乏独立的司法难以维护公正。中共执政体系这台半个多世纪不愿大修、更换的官僚机器，已经腐败不堪，变成只知道吞噬民脂民膏的怪兽。自中央到地方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完全没有真正改革的意愿，”改革”早已成为特权利益集团强取豪夺的代名词，失去了应有的方向和意义。他们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千疮百孔，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不断变换、越来越长的”治国口号”成了”口号治国”，就像拿破仑所言：”如果我对新闻界不加控制，三个月之内我就会下台。”毫无信仰和基本良知的权贵，连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耐心都没有，只顾立刻兑现眼下的私利，对置身体制的前途毫无信心，所以末世心态的权贵们钱款和身体的出逃就成了自然。不仅如此，一方面，社会风气被那些所谓”主流精英”们的丑行所毒化，缺少正面的”范式”；另一方面，被压抑的民间社会不仅成长艰难，而且缺乏信仰自由，加之从教育到舆论的全程愚民流水线，导致国人大多只被物质利益左右，犬儒化大行其道，精神和理性营养匮乏，民族进步缺乏后劲。各利益集团没有公开公平的博弈的平台，整个社会没有正常发育的空间。如此一个大国，改革方向没有清晰的预期，民众没有参与改革的地位，只能被动的受支配。官方政治上向左转，收紧权力，民众失去自由，可是福利没增加；官方向右转，放弃一些公共责任，减少福利负担，可是民众自由也没得到。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毫不放松。面对如此局面，各阶层能”共度时艰”吗？”思想认识和行动”如何”统一”？官方所称的比黄金更重要的信心从何而来？国人几十年来的切身感受证明，所谓以四万亿元官方投资为主的十项”保增长”措施，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没有制度保障，其效率和效益可想而知，只能成为权贵们又一轮自肥的盛宴。

美国等国家的”求助”和官方有选择地散布某些西方媒体对其应对政策的正面评论（此时在官方眼中西方媒体的”偏见”好像消失了），让官方沾沾自喜，当作又一道自身合法性的油彩，可惜这除了迷惑国人并不能当饭吃。面对危机，官方急急忙忙出台所谓惠民政策，不禁让人怀疑其诚意，否则早干嘛去了？俗话讲得好，不能”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戴耳环）、”临时抱佛脚”，就像一个家庭的成员，平时没有和谐的关系，关键时刻就不可能共度难关。解决社会矛盾，开放更自由的空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民众的满意度，增强对经济困难承受能力。

这一组《人民日报》系列评论文章的思维模式依然是一元化的，显示出长官意志的傲慢和极端现代主义的特征，这种思维特征是教条化、简单化、清晰化、直线型，漠视事物的复杂性、模糊性、丰富性、特殊性，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安排。它将中共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摆在金字塔的顶端，漠视公民的主体地位和各种社会力量互动的作用，民众只有依靠、听指挥的份儿。常识告诉我们，承认人性集善恶于一身，就不能相信一个组织或一个党能代表所有阶层，永远”政治正确”，它们不仅不能高踞民众之上，而且应该顺服民意，决策科学化的基础是民主化。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珂赛特时有句话：”寄托往往意味着葬送。”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就是最大的教训。封建皇帝至少头上还有所谓”上天”，有所忌惮，还为民间留出一定的空间，而高唱《国际歌》、靠革命起家的中共执政后，却将中国窒息成铁屋子，它给民族造成的巨大内伤，至今未愈。改革三十年是中共做出一定让步，还人民的债，绝不是有恩于民，真正推动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从农村到城市，所有对旧体制的突破和进步首先来自民间自发的实践，不断将民间的”不合法”变为公开的”合法”.如果把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作无限责任公司，那么民主宪政体制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分权制衡的有限责任公司。责任与利益应是一体的，专制体制大权独揽，就等于将整个社会的责任与利益集于一身，权利和利益不愿与国民分享，就等于将风险全揽在自己身上，承担无限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民众有矛盾不找司法部门，而去找政府或党委，因为大家明白潜规则是什么，中国只是有共和之名，有宪法无宪政，官方禁锢民间维权的言论和法律渠道，等于自己带头违法，以身作则地肯定暴力加谎言的公共游戏规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保政权”就是不讲人间最高的公义，将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丛林法则、成王败寇用于社会政治博弈，只能构筑人间地狱而不是和谐社会。整整110年前，清政府扼杀戊戌变法，之后一再推迟变革，当不得不预备立宪之际，早已失去变革的机遇，戊戌变法失败13年后，取代清王朝的是群雄崛起，此后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中共均以武力、以阴谋角逐，使中国与民主宪政一再失缘，财富难以积累，国民精神更是不断退化。

如今百年轮回，如果将19年前的八九民运比作夭折的戊戌变法，现在的经济危机在我们这里引发的将是全面的社会危机，同时这也正是宪政改革的机遇。改革30年来，我们摒弃了两个凡是和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之争，推进了改革现在又到了突破新的思想禁锢和调整利益格局的时候，（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2007年底在成都一次座谈时讲到杜润生透露的资料，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现代政治制度设计的原则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宪法至上、分权制衡是社会的稳定器，它是普世的，官方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能作为拖延改革、维持一党私利和权贵集团利益的托词，否则表面的”以人为本”就成了”以权为本”.今天的中国处在十字路口，是宪政富民、造福世界和平，还是专制强权、损害国际正义（当年希特勒就是如此），这两种取向都存在着社会基础。我认为，从根本上化解危机，必须实行宪政，正像《零八宪章》所提出的那样，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减少社会转型期的震荡和代价，首先需要处在强势地位的执政者有容纳异己的政治胸怀，像当年台湾的蒋经国那样，有放弃一党私利的勇气（中共十六大党章总纲中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首先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为民间拓展发育空间，使各阶层尤其是草根民众，拥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这样在社会冲突中，可以通过代表协商、对话、谈判，寻求解决，培养相互妥协精神，避免极端思维，减少非理性的群体暴力冲突。在宪法下的平等竞争中，各党派都会得到更新和进步，国家也会和平崛起，真正迈进现代化，而不是政治文明落后的暴发户。

由于政治运作缺乏透明和规则，中国政局是一个无法预测的黑幕，充满了变数。改革的机遇并不总是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可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少。民主大潮浩浩荡荡，从历史看，还没有共产党在一党制下成功完成国家民主化转型的先例。中共的前途，或”站好最后一班岗”，或光荣退休，或狼狈下岗，不要”死”得太难看，这取决于官方的抉择，也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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